关于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小说技巧探赏》《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文学心理学概论》《圆形批评论》《佛语哲思》等。曾获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创作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一届孺子牛金球奖,中国图书奖,湖北省社科著作二等奖,首届国家精品课程奖等。

问者:王老师您好,今年在四川乐山举办的第十一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颁奖大会上,许多与会者对现在中学生作文中存在的说谎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认为中学作文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呼吁学生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对此争论您是怎么看的?

答者:我参加了乐山会议,会上集中讨论的作文真实性与文学性话题,是《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晓苏事先拟定的。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心里话,说中学生自己的话,在很多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中我都讲过类似的话。去年在遵义,我从已故的散文家秦牧先生的文艺随笔《艺海拾贝》中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是有一个万国八哥大赛,聚集了世界上最会说话的八哥,得第一名的不是那些会背诗的,不是那些会唱歌的,它只说了一句:“天啊,怎么这么多的八哥啊!”它意外地得了头奖,为什么呢?是因为这话符合当时的情境。老师们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对中学生的作文训练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有一个问题,那是八哥的真话吗?如果八哥说真话,就不应该说人话,要说鸟语啊!它就应该叽叽咕咕的,那样它是得不了第一名的,倒数第一才有可能。可见这句话是八哥的主人训练它时编出来的一句话,可是我觉得,在大赛中八哥说这句话很合当时的情境,如果我有资格投票的话,我也可能会投这只八哥一票。所以,什么叫做说真话,说心里话,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者: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3.3%的人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成都商报》报道:“成都某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作文中,班上40多个孩子中有30多个写的是自己如何智斗人贩或小偷,其中26个同学承认自己是瞎编的。”针对这样的作文教学现状,王老师您怎么看呢?

答者:提倡真实当然是必要的,但写真实是否一定要说作者自己的心里话呢?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并不是说写的文章发自内心,就一定是真文章、好文章;不符合中学生身份的,也不见得就是虚假的、不好的文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文学史上来考察,你会发现大多数情况反而是颠倒过来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岳飞的两首《满江红》,一首是大家很熟悉的“怒发冲冠”,还有一首《登黄鹤楼有感》。他在武昌的黄鹤楼,向北遥望汴京,已经陷落在金人的铁骑之下,心底十分感慨。“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这首词在史料上有记载,文献可证,是岳飞所写的。倒是第一首是不是岳飞所写,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岳飞文集,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来搜集整理,但里面没有“怒发冲冠”这首词。这样一首代表岳飞思想精华的词,竟然在其孙子编的文集里没有出现,不但如此,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都没有听说过岳飞有这个作品。直到明朝孝宗弘治年间,突然出来这么一首词,说是岳飞写的。权威的文献学家余家菊先生就明确指出这是明朝文人的一篇伪作。当然也有不认同的,北京大学已故的宋史研究泰斗邓广明先生就肯定说是岳飞写的,他说了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论据就是,“怒发冲冠”、“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别人没这本事。邓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史学家,但是这番话大可商榷。这首词非常好地反映了岳飞的思想,但是否只有岳飞本人才写得出来呢?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我们真实强烈的情感,自己的表达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另外的一个有文采的人帮我们表达,效果也许会更好。

问者:您的意思是说,自己或许不是自己情感的最佳代言人,而别人却或许能淋漓尽致地把这份独特的感受表达出来?

答者:是的。我再举几个现代的例子,不需要考证的。比如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是一篇非常典范的演说词,只有600多字,写得非常之好。讲得更好,很鼓舞人心。但稿子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秘书田家英根据的思维特点、身份和一贯的文风写的。这篇开幕词里面讲,“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无敌的”,“我们的目的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就是典型的的口吻,而不是田家英的语气。还有更近的例子,现在美国白宫有一个撰稿组,给总统奥巴马写各种各样的讲话稿,演说词。组长叫费夫洛,他非常年轻,是一个80后小伙子。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就是主要的撰稿人。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非常动人,他用很长的篇幅讲美国现在处境的艰危,里面直接提到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经济危机,失业等等,最后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共渡难关,讲得非常全面。这篇演说词,也不是奥巴马亲手写的。奥巴马对费夫洛有一个评价,就是:“用他笔写我心。”奥巴马也是一个雄辩家,费夫洛用奥巴马的风格来写,听众就不怀疑是别人写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文学创作中间是大量存在的。用我的笔写他的心,用他的笔来写我的心,这才是更高的本事。当然我们作文首先应该有这个本事,把我的思想,我的经历,我的感情很好地叙述出来,让别人听得明白,受感动。“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这是第一层次的。如果用我的笔写他的心,而且写得非常之好,这才是真本事。比如说《红楼梦》里的葬花词,是林黛玉的,但那是曹雪芹写的。按邓广明先生的观点来说,葬花词只能是一个十几岁的多情而苦命的女孩子写得出来的,而实际上,作者却是一个四十来岁,很喜欢喝酒的豪爽男子。

问者:通过您举的例子,我想,具体到中学生作文里,就是说不一定要完全写自己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关键是要符合文题的要求,写出契合情景的文章,这样理解对吗?

答者: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作文不能仅限于讲我本人的真心话,还要能够写出各种人的真心话。比如说你是个君子,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光可以写出好人、你敬佩的人的心里话,还要写得出坏人、小人的心里话,这才是大手笔。曹雪芹不光能写葬花词,还能替薛蟠写诗:“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用在薛蟠这样的一个浪荡公子身上就很贴切。他也替王熙凤写诗,虽然她写不出一首整诗来,就只一句“一夜北风紧”,却显现了人物的性格。假设学生们毕业了,将来就业,很可能到公司或机关去做文员,就要给领导写稿子。那个时候,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心里话,更要符合特定场景的需要,这里面也有真实性的标准,绝对不能够胡编。说到标准,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邓广明先生说:“这是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的话。”他的本意是批评,在这里反而成了最好的佐证。我觉得还可以稍微修正一点:“岳飞本人还未必能说得这么好。”也是文章圣手,胡适都赞赏有加。如果那时候自己有时间来写这个开幕词,他是不是就一定比田家英写得好呢?这是个疑问。

所以说“以他笔写我心”,“以我笔写他心”,也应该有个标准,你的文章,让别人一看,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而不是别人,有其独特性,这就是水平。作文不能够只是“以我手写我心”,还要“以我笔写你心”“以我笔写他心”,以我笔写各种各样人的心,这样的作文训练才比较好,将来学生走入社会,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问者:中学生作文更多地强调应试,强调真情实感,就处理好“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他心”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呢?

答者:作文的文学性和应试性这两者之间虽然关系复杂,但我们却无法回避。在中学语文教育中,作文除了要培养合格的公民,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之外,还要应付考试。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但是考试分数上不去,那也不行,这是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应试对文学创作能力的提高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古代的科举考试,那些状元的试卷是很难成为文学名篇的。科举考试是不是应该一概否定呢?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苏轼如果没有中进士,老呆在眉山,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业吗?他通过科举考试,走到了汴京,然后走过了全国的很多地方,最终才成为一代大家。在一个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里面,考试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而应试和文学创造又常是矛盾的。现在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是不能取消。就算今后我们的设想非常理想的话,高考也只可以改良,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必须要一个统一的,哪怕是一个机械化的标准,你才能够阅卷,不然怎么评判呢?你说这篇文章不错,别人说不好,最后怎么录取呢?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限定。两者是肯定有矛盾有冲突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两者的调和。

作文训练不止是一种创造性,写心里话,追求一种文学性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基本的规矩、模式,或者说得极端一点,也是一种八股。任何写作都要讲究一个起承转合,古诗写词,还要讲究格律。现代新诗也有一些起码的规矩,修辞手法,造句,各种句式,这些东西也是必须的。作文里基本的技能技巧训练,我认为是中学语文教育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这种规程规范和条条框框很反感,这是自然的。但是在学生阶段,在训练的时候,我觉得讲作文规矩对学生没有坏处。考试作文是一个命题作文,所以作文的第一件事是审题。所谓审题,就是揣摩出题的人和将来评卷人的喜好标准。过去八股文就是揣摩考官是怎么评价作文的,我就怎么写。现在呢,我们写作文也必须要揣摩。文人是不喜欢揣摩的,明代历史讲到海瑞的时候,说他“这一生不知揣摩是何物”,性格刚直,结果考试时考官不喜欢他,考了很多次,最后只中了一个举人。任何考试都需要揣摩,问题是揣摩谁,怎样揣摩。我们现在的高考作文训练中间,很多学生的取向是错误的,他揣摩的可能是陈旧的但是还相当流行的一种模式,比如说主旋律、爱国、红旗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把揣摩让绝大多数读者来选择,实际上也就是人情人性的常理,如果揣摩这个,你的作文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有时候我们把揣摩的对象往往搞错了。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几个月之前,江西发生大洪灾,六月二十九号,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采访江西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时,记者问江西省数万群众被洪灾围困的即时情况,那个主任开口就大谈省委书记的重要指示。记者很着急,说:我问的是群众转移的具体情况。他第二次回答,说水利部的部长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结果网上一片哗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十几万人生命受威胁,你怎么一直说领导指示呢?结果被人肉搜索,让那个主任很长时间茶饭不思,不敢回家。他的上司出来解释,说当时情况不明,任何一个人去回答都只能那样。我对这个说法很怀疑,在中国这个政治风气里面,也不是只能这么回答。你不要光是揣摩省委书记的意思,你更要揣摩全国观众的心理,然后在不违背中国现在的国情的前提下,你还是可以讲出一段很漂亮的话来的。既不违反官意,也很符合民意。

比如说1965年,有一次外交部长举办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境外记者,恰好那时候中国打下了一架美国先进的间谍飞机。外国记者问,中国人民是怎么打下飞机的?对于这样的高度国防机密,如果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都会说:“无可奉告。”这样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回答说:“用竹竿子捅下来的嘛!”这样回答非常符合的性格,也很巧妙。他是外交部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元帅,也是诗人,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不出来这样的话。说这句话,有很多含义让人联想:美国人以为中国技术落后,他们的侦察飞机可以随便飞,这么落后的国家怎么打下了这么先进的飞机?的回答很响亮,这比“无可奉告”要高明百倍。既不失外交礼仪,不失风度,还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记者招待会也可以说是一场考试,平时想怎么写诗都可以,但对记者的提问不能随便回答,他的妙语确实令人回味。

所以我觉得,应试也可以做出漂亮的文章来。实事求是地说,应试是不可避免的,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漂亮,可以在《诗刊》《散文》这样的大刊物发表,但是考试不一定能得高分。《儒林外史》里面的马二先生有一句话:“如果孔夫子活到今天,他也要来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孔子可以周游列国,而现在的高考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必须参加的,所以我们要增强学生的应试能力,同时还要培养他们作文的文学性,尽量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尽可能地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协调起来。所以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真话,说心里话,说中学生自己的话,但是也要全面地理解这里的“真”。

问者:谢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秦蕾,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生,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