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软件强身硬体之路

4月26日，微软“投桃报李”，对外承诺未来5年内在中国市场至少要投入37亿美元。联系这之前中国软件业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3月30日，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奉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政府部门购置计算机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操作系统软件的产晶；4月10日，信息产业部、国家版权局、商务部、财政部等又联合发文，要求在我国生产的所有计算机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随后，TCl、方正、同方、联想四大国产PC巨头分别与微软签署正版操作系统采购协议，总金额超过15亿美元。微软“投桃报李”对国产软件来说，无疑是一盆冷水。

夹击中一路走来

10多年来，中国软件业在美、印两国的夹击中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当今世界软件“巨无霸”美国微软正在以舍我其谁的强势在中国软件领域攻城略地。人们在为微软的先进技术折服的同时，也被它的过分张扬和霸道激怒。1992年微软进军中国时，大有席卷九州、囊括四海之意，试图以猛虎下山之势，把中国的软件产业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它的勃勃野心遭到来自中国金山、红旗Linux、永中office、方兴东等民族软件产业主力军的顽强抵抗。1999年，微软精心包装的“维纳斯计划”在中科院凯斯软件集团的“女娲计划”的反击下，显露其妄图一举拿下包括袖珍电视机、掌上电脑、机顶盒在内的整个下一代袖珍信息装置的软件市场，全面控制中国新一代IT产业平台的野心。再后来，微软中国又借盗版为由向中国IT业发难，随之而来的是遭到更猛烈的舆论围剿，微软中国陷入了“先倾销后垄断”的极不光彩中。

与美国相比，印度对我国软件业的渗透更具潜在威胁。多年来，软件业一直是印度人的骄傲，印度仅用了10年时间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出口大国。从?991年开始，印度软件业一直维持着50％以上的增长速度，当印度软件业出口产值达到近百亿美元的时候，人们不禁惊呼――”大象苏醒了”。20年前，印度软件业和中国软件业几乎同时起步。但只几年的时间，印度一下子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999年和2000年印度的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59亿美元，差不多是中国的3倍。

而我们和印度的竞争与采自于美国的竞争不同。我们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们的优势在基础软件和中间件，而在应用软件方面，他们只提供具有普遍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解决系统，这意味着把距离用户的“最后半公里”的市场留给了我们，实际上留下了合作发展的空间。而印度软件企业是从最接近用户端开始做起，与我们在同一方向上竞争。问题在于我们的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不如他们。这成为竞争的劣势。但从技术上来讲。我们要优于印度，―在臼后的技术更新上有利于客户。另外一点，由于服务用户的方式不同，美国一般不会涉及企业的数据，而印度则接触到大量具体的数据，在金融等关键领域对国家经济安全形成潜在的威胁。

国产软件的“软肋”

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中国软件业完成了一次飞跃。1999年时，我国软件业销售总额只有440亿元，2000年销售总额为593亿元，2002年达到1100亿元，2003年为1600亿元，2004年则为2200亿元，软件业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在正版化及保护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市场中，国产软件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到30％，本土软件厂商几乎没有实力去参与蛋糕的争夺。媒体人士丁秀洪认为：国产软件的致命软肋是“多、小、散、密”。

所谓“多”，中国本土软件数量巨大，国内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软件园，里面大大小小的软件公司难以计数。

“小”是指，除了金蝶、用友、东软等几家稍大稍有名气的软件企业之外，中国软件企业的整体规模偏小。以广州为例，大大小小的软件企业超过1000家，然而营业规模超过1000万元者寥寥无几。当然，这一方面说明创业者对软件业前景看好，但另一方面，进入的低门槛和规模偏小必然影响竞争力。更何况，与本土软件业同台竞技的对手都是类似微软、IBM这样的大家伙。

“散”则是说本土软件企业注意力分散，产品线过于丰富。什么软件都愿意做、都敢做、也都能做。有一家软件公司，连创始人一共5人，但产品线却覆盖自主开发的OA、财务软件、办公软件等，同时公司还国内几家软件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对外的口号是“只要你需要，什么软件我们都能做”。软件是一个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国外很多软件产品甚至需要一群人用毕生精力来完善、维护和改进。类似上述这家软件企业这样的流水线生产，其产品的后续服务能力自然让人担心，而关注太多的产品线，也必然影响到公司的技术积累和核心竞争能力。

”密’是说国内软件行业扎堆现象明显，产品同质化严重。而同质化的结果必然是价格竞争，价格竞争必然影响到服务，进而影响到客户的使用体验，最终削弱客户对本土软件企业的信任。事实上，即便是业内知名的金蝶和用友，其产品同质化竞争已经非常明显，而彼此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必然引起对方跟进或模仿。

美国纽约软件行业协会会长布鲁斯在中国国际软件研讨会上说，由于刺激软件产业迅速发展的三大因素――风险资本、软件人才、创业精神相对缺乏，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缺乏有力“刺激”。

当前中国软件产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缺乏资金。

软件产业是高智力高技术产业，也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是难以打开市场的。中国风险资本市场不发达，软件企业和科技人员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难以及时得到足够资金支持。

软件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目前我国的软件行业在人才方面，面临的问题是：软件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软件人才分布极不合理。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中的软件人才在软件产业中所占比例太小。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的中高级软件人才缺口超过42000人，到2007年软件人才缺口将有可能达到127人。我国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一直是靠正规的学校教育为主，集中在本科阶段。从业人员的结构呈现为“橄榄型”，两头尖而中间宽，软件的“高端人才”――系统分析师、项目技术主管等和“低端人才”――软件编码人员严重短缺，现有的人员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而在大洋彼岸，光是“硅谷”一地，在软件从业人员之中，华人占据了1／3的天下，国外大型软件企业中的中高级人才，华人差不多占据了50％。软件人才的流失，值得我国软件产业界的老总们深思。

软件人才的创业精神是软件业兴衰的关键，中国的软件人才论单个技术是优秀的，在美国的硅谷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其中包括一大批软件工程师。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也是人才济济一堂，可是脱颖

而出的领军人物却寥若晨星，最主要就是缺乏创业精神。这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和猎奇心理是分不开的。

图谋强硬之路

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和企业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实施和深化，金融、电信、财政、税务、外贸等行业和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步伐也将加快，个人上网用户数量和企业、各级政府部门上网的数量将不断增长，这将进一步扩大对于系统软件、网络安全软件、支撑软件及行业应用软件等的需求；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系统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也将扩大软件市场需求。2000年底教育部开始实施“校校通”计划，并决定从2001年起用5～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这必将产生对教育软件市场的更大需求；另外， “数字奥运”建设专项的逐步开展和实施，也会产生相当广阔的软件市场需求，带动软件产业的发展。

在软件企业融资方面，国家可以软件产业为试点，逐步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市场，吸引社会资本增加对软件产业的投入，通过多种方式拓宽软件企业融资渠道，促进建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对软件企业的风险投资，为企业上市融资提供方便，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国内软件企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等国家产业发展相关基金要向软件产业倾斜。

据悉，国内一些大企业因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或转型的需要，开始一定规模地投资软件业。国家也正通过建立国家软件专项资金、风险基金以及股票上市等融资方式，鼓励社会及外商投资，建立一种适合软件产业发展的融资机制。

国家应该出台一系列有利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推动更多的软件企业走出国门。比如外汇管理部门是否可以取消对中资企业设立外汇帐户的限制；国家要在全国布点建立数个软件出口基地，对于基地内的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软件企业也要大胆地走出国门，建立自己的大本营，进行异国本土化作战。

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有关官员透露，国家将把软件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作为发展软件产业的重点：示范性软件学院近年内要培养207左右的新型软件工程师；建设软件技术学院，5年内要培养307软件“蓝领”；推进软件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进一步开放软件教育的社会化培训等等。未来数年，国内软件学院与其他培训机构每年约能提供107名软件专才，但中国还需要许多有经验的软件构架师和首席技术官等高层次软件人才，而目前尤为薄弱的是软件测试方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