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掠文物“在西方更有利于解读”吗

2008年5月18日，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及相关代表在上海相聚一堂，共论“人类文明的共享与弘扬”。

让全场听众颇感意外的是，作为四大博物馆中唯一一个私人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蒙德伯勒在主题演讲中，触及了比较敏感的“文物掠夺”话题。他将历史上被西方掠夺的文物称之为“经济战利品”。他说：“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办法重来，也没有办法改写。而且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西方大城市研究这些文物有利于对那些古代文化的解读。”他的这一观点让一些听众感到愕然。

有听众认为，也许这位馆长的演讲具有专业交流的价值，但掠夺就是掠夺，不必粉饰，更不必奢谈文物的“学术价值”。

掠夺的文物无疑是战争所致。战争不仅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也是对人性和文化的野蛮摧残。综观古今，任何一次对他国文物的系统性大规模掠夺皆逃不了战争的影子。如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拿破仑、希特勒都曾在战争中大肆掠夺他国文物。即便是高度文明的现代，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近几年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也无一不是文物的大浩劫。在中国，西方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侵略都导致了珍贵文物的大量流失，令国人极为痛心。

以前国际上颁布过很多有关文物返还的公约，但均未起到实质性的效果。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物公约》(简称《1954年公约》)是一部有关文物保护与返还的专门性公约，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国家对文物的特殊利益。《公约》第1条首次将文物定义为“对每一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实际上突出了文化价值对于文物的重要性。至于战争中被掠夺文物的返还，《公约》在其议定书中给予了肯定，要求缔约国必须归还在敌对行动中所占有的文物，且不得以战争赔偿的理由留置；由此而给文物善意持有人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占有文物的缔约国予以补偿。但是，由于缺乏明细具体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实施效果并不乐观。

《1954年公约》仅适用于战争时期，而和平时期的文物返还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十分薄弱，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预防非法进出口文物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的出现。《1970年公约》在规定文物返还时，区分了偷盗与非法出口两种情况。对于偷盗文物，进口国应绝对禁止进口，已进口的也负有归还原主缔约国的义务(第7条)。

为弥补《1970年公约》在立法与施行上的不足，国际社会再一次制定了1995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1995年公约》明确支持被盗文物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为此允许文物拥有者，包括个人，直接向其他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返还文物之诉。与前两个公约只规定了外交返还途径相比，这种司法途径显得更为切实可行。

虽然三个公约为文物原主国在追索文物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公约的溯及力成为制约文物返还的最大瓶颈。《1954年公约》及其议定书与《1970年公约》均未明确规定公约是否溯及既往，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该两项公约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文物劫掠和非法出口应不具有拘束力。而《1995年公约》第10条也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条约生效后所发生的文物被盗与非法出口情况，尽管该公约声明这一规定并不使公约生效前的文物盗运合法化，也不影响各国对此前流失文物追索的权利。从这一点来看，《1995年公约》似乎是通过对历史问题既往不咎来博取更多文物占有国的加入，体现出一种对国际主义的妥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约的效力大打折扣，许多历史上遗留的文物流失问题得不到解决，如希腊“帕台农大理石雕”的返还便无法适用以上公约。也比如对于流失时间较早的圆明园国宝、《永乐大典》、敦煌壁画，还有记录丽江地区东巴文化发展的《东巴经》等，这些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文物都是被掠夺走的，中国政府难以援引公约对其进行追索。

我们有理由怀疑，占有国的先进物质条件是否能有效地运用于对他国文物的保护，因为这毕竟不是代表他们本国文化的文物。有西方学者曾承认：西方的博物馆搜刮的外来文物之多，以致许多只能堆积于仓库中，无法向世人展示其魅力。中国的媒体也曾披露：大英博物馆近1／5的馆藏中国文物没有被正确保存；约90％的中国藏品被置于库房之中难以展出；甚至本应处于密闭保湿状态下的中国宋代彩色木雕佛像，其密封条至少已脱落一年却无人理睬……那些经济强国所谓物质实体保护至上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了文化上的尊重，又怎能有物质上的妥善保护?

文化价值的保护对于文物保护须臾不可缺少，而返还文物则是保护文化价值的唯一手段，因为文物文化价值的保护必然离不开对母文化的探求，而那些被掠夺的文物“在西方更有利于解读”的观点，是粗暴地将文物与母文化分离开来，结果必然导致文物文化价值的削弱甚至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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