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困境

【摘 要】:兴起于六七十年代的协商民主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其自身还有不少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假设。本文将从程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协商主义的政治贫困三方面批判协商民主理论的非完备性，协商民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境。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研究范式从“政治发展理论”向“政治转型理论”转变，未来的民主发展也必定更加本土化与多元化。

【关键词】:协商民主 公民 困境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71-01

民主是一个“永久性”问题。的确，民主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既定的被普遍接受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概念所认同。关于民主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二十一年前，美国学者福山在目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认为“自由的、多元的民主政治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历史终结”。可是果真如此？

事实上，民主并未终止。从雅典直接的原始民主，到中世纪时民主的没落，再到“人”被重新发现，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自身总是在不断地完善政治领域权利与权力的分配制衡机制。资本主义民主与形式主义的结合使得民主不断贬值，兴起于六七十年代的协商民主试图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和对代议制民主实践的扬弃，建构一种基于程序主义、话语理性和公共领域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但是协商民主理论究竟能否弥合传统民主理论的不足，而实现现代民主的超越发展？

在笔者看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协商民主的困境。

（一）对程序主义协商民主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核心。建构一套被多数民主协商者理解并接受的民主协商程序有利于协商共识的达成。同时，这种区别于预先承诺似的协商方式既不是工具主义的又不是基于个体偏好的策略性的，它的目标是公平而不是特定的某种结果。而且程序性协商能够通过协商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性修正使决策更具合法性，但是程序并不具有自我确证性，其自身的合法性便需要进一步的协商与确定。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套被所有公民理解并接受的平等程序何以可能；二是程序合理性不一定能提供支持任何特定决策的令人信服的理性。

首先，民主本身便是一个多元领域，这必然加剧了人们对协商民主理论试图建立一套统一的民主程序的疑虑。实际上,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多元现实才使得通过协商以求达成共识成为必要，所以在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中建立统一而普遍化的例行程序本身就是非民主的。协商民主对理想程序的设计在墨菲看来最终是为了达成“理性共识”，但是“理性共识”决策的达成必须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公平、客观的协商过程中。

其次,合理的程序本身并不必然达成协商的一致和催生出共识理性。协商民主规范为了鼓励公共参与将政治看作是合法性程序和理性支配下的公共商谈。但是，在没有概括性的价值共享系统或公共共识的背景下，将多元理性的诉求诉诸理想程序并不能必然实现理性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单纯依靠理想的程序规范恰恰是一种非协商性决策机制。

（二）文化多元主义与公共理性的不可欲性

协商民主理论试图通过对话机制来完成协商主体在公共领域对民主议程的探讨与沟通，无论是赋予公民同等表达机会的理想程序还是实现参与者不断反思的对话机制，都是为了促进所有个体理性之间产生契合点并最终形成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多元文化现实使得被罗尔斯称为“共同人类理性”和探寻导向的公共理性已经无法弥合其价值的单一性与多元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分歧。

（三）政治的贫困与协商领域的非平等

政治贫困包括公民团体在参与民主过程中的无能力及决策结果上的脆弱性。虽然公共协商预设的是政治平等但它并不能全然排除大规模的权力和财产的差异所导致的影响。由于政治贫困的协商主体缺少发展公共能力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机会，他们便不能使他们的理由具有公共性，他们的需要和主张很难在决策当中体现出来，只有当所有公民都有效运用自由与能力的时候，公共领域才能更好的运作并提高公共理性的质量。只有当政治平等能促使公民拥有协商资源、机会和公共能力的时候，政治贫困的协商主体才能避免在协商过程中处于强制性不利地位。

同时，政治能力的贫困必然导致交往的扭曲。长期的政治贫困迫使协商主体丧失开启对话、自由表达的能力，而启动协商的能力和表达的自由是协商得以持续的基本阀限。若是以牺牲公民批判能力为合作代价，持续性的协作只不过是无权者对强势话语的非公共性的行为上的服从。长期处于贫困的团体没有能力反驳这样一个体制的合法性：他们不认同这个体制的合法性，但是体制施加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决策。

可是，简单的程序设计和理想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并不能消除财产和权力的社会不平等因素对协商和交往的全部负面影响。当公共协商本身被固化成不平等交往机制时，任何在权力、财产和制度性方面占有有利地位的团体或是个人都能被赋予既向他人强加自己的计划，又强加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但是，协商民主在对传统的民主模式进行批判而实现超越的时候却无法克服自身的困境。平等的理想程序设计使得协商民主陷入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假想，简单的程序设计并不能真正阻止不平的因素对协商领域的侵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政治贫困的现实，这种在进入协商领域之前就业已固化的严重的不平等使得协商理论诸种平等设计变得不堪一击。最终，协商民主理论者不得不面对多元公共理性的现实而重新思考民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258

[2]（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49

[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3：36,371

[4]（美）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

[5]（英）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13,8

[6]（美）詹姆斯・博曼.公共领域：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中文版序75，105-11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