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加剧，新的利益主体的不断涌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凸显出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使得某些现有政治运行体制运作的乏力，日益凸显协商民主的作用。

关键词：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40-02

一、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作为对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反思和对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西方又称之为“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M.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从此，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1996年，美国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Public Deliberation：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he MIT Press，1996），在书中，他系统地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对协商民主的挑战，提出了自己关于理性对话的思考。澳大利亚学者德雷泽克（John Dryzek）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Critics，Contest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一书中对协商民主进行介绍和论述，并以批判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评论。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有益补充。

归纳起来，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的解释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治理形式。乔治·M·瓦尔德斯（Jorge M. Valadeze）认为，在多元社会里协商民主应该是一种治理方式，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1]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在《协商民主：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一书中讲道：“什么是协商民主？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民主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概念，即合法的立法来自公民的公共协商，它代表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理想。”[2]二是决策形式。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的程序而达致的，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倾听和考虑不同观点，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3]三是参与方式。澳大利亚学者约翰·S·德雷泽克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4]尽管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内涵没有统一的表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对其有个大致的基本认识：无论是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还是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缺陷的有益补充，强调协商在公共决策、国家治理以及权力运行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公民、政党、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参与的有序性，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的合理性，更好地保障公民利益。

二、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多，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后者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是我们党首次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明确阐述。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现阶段国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协商民主理论内涵的研究。李君如认为，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是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还有比如地方实践的民主座谈会等形式。王邦佐、朱勤军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庄聪生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的产物，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方式。张献生、吴茜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平等讨论、广泛参与、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和优化决策等五个方面。浦兴祖认为，把协商民主等同于政协民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协商民主的内涵强调所有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平等公开地参与公共决策的协商讨论，因此，基层民主的座谈会、听证会等等也是协商民主的形式。

二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契合以及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有下列观点：第一，肯定西方的协商民主同样适用于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行可避免当前体制下的某些弊端。如陈剩勇在《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尽管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问题存在阶段性的差异，但协商民主同样适用于中国。第二，认为当前我国发展协商民主遇到的瓶颈——机制还不畅通和公民文化还不成熟，如许纪霖《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等。第三，研究如何从协商的程序、机制、民主化促进中国地方的协商民主建设，使中国的基层民主发展起来，如（澳）何包钢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郎友兴的《协商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周树辉的《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马晓东、周晓丽的《论协商民主及其在我国的实现》（理论月刊，2009年第1期）、李火林的《论协商民主的实质与路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虞崇胜、王洪树的《政治协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7年第2期）、齐卫平的《制度界面的协商民主形式: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政治，2008年第2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