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为什么不重视美德

现代人与古代人有很多不同点。现代人重视权利而古代人重视美德，是诸不同点中重要的一条。在传统中国,普通人至少必须有孝心,君子则必须注重各种美德的培养,如“智、仁、勇”,“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等。对于我们这些亲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来讲,看到中国孝道的衰落和义人的“死亡”,不免扼腕叹息! 之所以这样,并非仅因为现代伦理学是凸显权利的规则伦理学(rule ethics),而不像古代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现代伦理学之教化作用必须通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媒体、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而得以发挥。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历史转变过程的全面考察,才能理解现代人为何不再重视美德。

一

道德依存于生活世界,而并不依存于任何逻辑体系。有些理性主义伦理学家力图用逻辑方法去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问题,无疑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逻辑充其量只是把话说清楚的方法,而道德不仅关乎思考和说话,还关乎行动。美德必须在一个具有稳定生活传统的道德共同体中培养。传统社会是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如中国的乡村或城镇。人们大多一辈子生活在一个熟人群体中。这便是传统生活共同体的相对封闭性。在熟人群体中,每个人都必须有几项基本的美德,如诚实、孝敬父母。你一旦过分悖德,立即就有人戳你脊梁骨。你若想成为有威信和魅力的人,那么你尤其必须具有美德,除了诚实、孝顺以外,你至少必须有义气、公正、仁爱。汉末刘备能成就帝业,与其义气、仁爱的美德有内在的关联。

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生活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快速的文明转型过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浓缩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各种社会变迁。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文化的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和语言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道德变化不过是这种整体性变化中的一种。

随着制度的改革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中国人口流动起来了,人才流动起来了。传统的熟人生活共同体正逐渐变成陌生人聚集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共同体的共同性程度正在降低,即人们的交往深度在降低,亲密程度也在降低。现代性把效率凸显为重要价值之一。满街跑的都是忙碌的陌生人。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中,外在的制度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陌生人的社会必须是个法制社会。在法制社会中,一个人只要在公共空间遵守外在的规则就行了,他不必有过多的美德。美德是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于外时就是一个人的习惯方式。

失去了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熟人生活共同体,传统中国人的诸多美德都失去了生活依托。美德的培养不仅依赖于个人的自觉,更依赖于亲人、朋友、师生、邻里之间的亲密接触和相互促进。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二

自由是现代性凸显的首要价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全身心拥抱现代性的人们总把传统道德看做是束缚个人自由的枷锁。于是,现代性表现出强烈的去道德化倾向。所谓“去道德化”，就是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驱除道德,使该领域的实践摆脱道德的束缚,超越用善与恶的范畴进行的评价,或宣称该领域的实践中立于道德,即无所谓道德上的对与错、善与恶。驱除了道德,人们才自由,做事才有效率。

现代经济活动或商业活动表现出比政治强得多的去道德化倾向。这似乎既与人们对亚当・斯密的误解有关,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导向有关。

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的真理就是:市场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可以把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转变为有益于社会的善举,经济活动与高尚道德无关,“正直”的商人反而没有那些抓住“每一个可以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机会”的商人对社会的贡献大。

经济学努力表明自己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只描述社会经济领域的事实,并对较近未来的事实进行预测,经济学不谈论道德。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那样的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的economics,这样,经济学就有了“科学”的桂冠。为了表明经济学是硬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遗余力地采用实证方法和数学化方法,同时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说经济学价值中立,就是说它与道德无关。最能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当然就是经济学,用与道德无关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无疑强化了经济活动的去道德化倾向。

科学之去道德化倾向是最强的,在驱除道德时,科学的辩护词似乎最为雄辩。科学高扬价值中立的旗帜,宣称它只追求客观真理。科学主义则试图把科学话语界定为唯一有意义的话语。科学不容道德染指,价值中立的科学若被价值(道德)污染了,其客观性(真理性)会大打折扣。为保证科学不失为科学,必须排除道德对科学的渗透。

这么多的重要社会实践都努力去道德化,道德自然“贬值”,道德“场”自然弱化!道德“场”的严重弱化,也是人们不重视美德培养的原因。

三

人们需要什么,才会追求什么。在现代社会人们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认为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品质浪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活动是最根本的社会活动。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过多的美德非但没有用,反而会妨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机能。人们既然认为不需要那么多美德,也就不重视美德了!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内在原因。

现代社会当然要求人们具有基本的美德,如尊重他人权利(生命权、财产权)的美德。与传统社会的人们相比,这只是中人之德,而不是君子之德。换言之,现代社会只要求人们成为中人,不要求人们成为君子,更不要求人们成为贤人和圣人。

此处的中人指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孔子所说的中人似指智能禀赋中等的人。王安石说:“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王安石所论的中人正是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人。

王安石似乎已说得很清楚,古代人也是中人居多,连士这个阶层也是“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无十一”。但古代中国与现代社会有根本区别:古代中国人以圣人为最高榜样,以君子为现实的榜样。古代中国的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摆脱道德的约束,富有的货殖者未必能得到众人的景仰,手艺精湛的人,若毫无美德,则可能遭人唾弃。现代社会则不然,现代人不在乎美德,但万分看重才能,各行各业都以能人为榜样。有中人之德,且有特定专业的非凡业绩,就足以使你成为今日的伟人。

现代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对个人的美德要求。现代社会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共同目标。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是比伦理学强健有力得多的智力探究形式,经济学被标榜为科学,而伦理学曾被贬斥为无意义的情绪化表达。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好”即“有效率”,“坏”即“无效率”。在经济学的导向之下,效率与公平始终处于张力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提高或保持效率依赖于公平的维持。为保持物质生产或经济增长的效率,不仅须有正义的制度,还须有一定比例的具有公平德性的人。公平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或敬重康德所阐述的道德法则:永远把你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当做目的,而不仅仅当做手段。这就是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美德,亦即中人的美德。

一个离不开经济增长的社会，不容人们具有太多的美德。市场经济社会容不下圣人,一个社会若有太多的颜回和梭罗一类的人,经济发展就乏力。市场经济甚至容不下传统中国的孝子,一个孝子必然把尽孝当做人生的头等大事,为尽孝他会失去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个社会的孝子太多,经济发展势必乏力。为不断发展经济,必须有一大批永不知足地赚钱的人。这些人大多不把美德养成或境界提升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对他们而言,美德只是赚钱的必要条件,如诚信只是赚钱的必要条件一样。现代社会以这样的人为中坚。社会不容有太多具有美德的人,这可谓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外在原因。不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抑制”资本逻辑”的规制作用,人们就不会重视美德。（摘自2010年第2期《道德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