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测量评述

【摘 要】心理测量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有了人类以来

就有了心理活动，便有了研究人类心理的需要。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记录了不少文人学者在知人识才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测量思想，研究和挖掘我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对于弘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加强心理测量的应用性研究，促进当今心理测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心理测量含义的解读

在我国古代，没有心理测量一词，也没直接论述心理测量的文字。但对人的心理及特点的测度，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周易》，它以卜卦方式，预测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祸福。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意思是说，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了解别人，才能用人得当。《礼记？学记》中的“知其心，长善而救其失也”则指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学习的不同类型及心理上的个别差异，才能“长善救失”。“知人善任”、“知人善教”的论述，间接地揭示了心理测量的重要性。孟子相信人的心理是可知的，“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这里的权、度指的都是测量，物既能测，心即可测。直接指明了人的个别差异测量的可能性，包含着十分明确的心理测量思想。孔子认为，人的心理是可以在言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便可洞察一个人内心的底蕴。这说明人的心理及特点是可以通过外部表现探测的。汉魏时期的刘劭提出了心理观察的一条基本原理，即“观其感变，以审常度”，意思是说在心理观察中所得到的只是一定条件下行为的样例，它虽然不是行为的全部，但具有代表性（常度），可以对人的心理特征作出有效的推测。这与现代心理测量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我国古代一直十分注重知人识才，也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和方法，有些方法就带有心理测量的性质，可以说是现代心理测量方法的雏型。

2.古代心理测量形式及发展

在商周时代，我国就通过庠序培养，采用层层选拔和考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在古诗文中随处可见。不仅中原地区如此，边远地区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国语》中就有考度莅中之说。到了汉代常常采用察举的方式，不仅有举贤良方正、孝廉，还有察举，并且每年或隔年还有随计吏入京举才以及自举的行为。汉魏六朝时期，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由于没有现代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支持，因此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但经验十分丰富，有时还和相术联系在一起。如相者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嫌自己其貌不扬，伪作侍从，北朝使者却指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等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皆是品评人物的专家，由评人还发展到品物、品文，并产生了系统的文学评论思想。隋炀帝大业年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补充官吏的需要，开科取士，并在朝廷中设“文才秀美”科，即进士科，揭开了我国古代选举和考试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开端。唐代完善了这一制度，把智力测验引入考试。当时考试大致分为贴经、口义、墨义、策问和诗赋，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为现代考试测评题型开创了先河。此外，还注重举止仪表的考察，采用面试方式，甚至由皇帝亲自主持面试（殿试）。宋元明清的科举大多承袭前朝，无重大改变，直到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于1905年被废止。

我国古代选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同时，所使用的方法也为世界考试和测量带来了巨大的启示。民间流行的智力游戏，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如唐、宋年间的叶格子戏、七巧板等等。人们推测七巧板是从宋代的燕几图演化而来的。从文化继承角度看，我国古人的观察和实践丰富了现代心理测量学的内容，为现代心理测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从不同维度对古代心理测量的考察

（1）从测量目标、方法方面来看

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目标十分宽广，具有综合化的倾向。

科举考试中，人的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测评目标。科举考试注重于考生的政治见解、行政工作能力和文学艺术的独创能力的考察，以满足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需要。这些测量目标，从历代科举所开设的考试内容和所使用的考试方法上是不难看出的。然而，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目标虽涉及面比较宽广，但零乱而不系统，并且偏重于人的情绪和品性。

其次，从测评的方法来看，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诸葛亮“知人性”七法中的前四法（问、穷、咨、告），是借助于言语，以问答的方式来观察、测量人的心理，显然是问答法。七法中的后三法（醉之、临之、期之），从现代测量理论上看，就是给予某些情境刺激以观测所诱导出的心理与行为的反应，这属情境法范畴。

（2）从测验的计量方式看

现代心理测量理论重视测验结果的数量化，而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则以定性考察为主，这也是人们评价我国古代心理测量仅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门科学的依据之一。但考察史料，不难发现，先哲虽然不重视量化，可还是有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讨，属朴素的量化思想。古代没有准确的计量工具，人们常用活动本身的某些数量指标作粗略估计。

（3）从影响测量客观性的因素上作些探讨

刘劭在其所著的《人物志》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考察人才时经常出现的谬误。鉴定人心理时，如果用听闻取代自己的观察，就会失之偏颇；如果受爱恶之情的干扰，就会迷惑不解；如果对心态的衡量不能区别大小之分，就会出现失误；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的时间特点，就会疑惑难断；如果称誉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而抵毁与自己相反类型的人，就有袒护的嫌疑；如果只从富贵亨通、贫贱穷困的地位出发，就会失之公正；如果只看外貌，就会失却“含精于内，外无饰姿”的“尤妙之人”和“硕言瑰姿，内实乖反”的“尤虚之人”。

刘劭的《七缪》大体可分为标准之谬和方法之谬。在标准方面，刘劭提出鉴定人的心理品质，不能从鉴定者本人的主观情感出发，也不能从被鉴定者的外在特征着手，又不能只听其他人的议论评价，而必须以“明为”为标准通过考察个人的“行事”，以鉴定其心理。在方法方面，刘劭主要批判了3种错误：惑于现实，不见本质；只明白一点，不求全体；滞于一端，不通其他。他认为，只有用全面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把握人的心理实质。《七缪》在论述鉴定人的心理过程中的常见错误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心理测量法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如客观性原则、全面系统的原则、深入本质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对于现代心理测量理论的研究和心理测量工作的指导也很有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