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优才计划,不敌新加坡

在对外推广上，香港政府推出“热情香港，好客之道”吸引内地游客，但实际上是“好财之道”；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新加坡的宣传语“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

张新宇在回归前就频繁穿梭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直到去年香港推出优才计划之后才以优才身份拿到香港身份证，成为一个香港人。

张新宇是2006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以来，第一批以“综合计分制”来港的“优才”，而同时期来港的“优才”郎朗和李云迪则是以“成就计分制”来港。让郎朗、李云迪、伏明霞、章子怡等人成为香港人，为香港增色不少。

不过，前不久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优才计划推出以来的各项资料以后，人们开始检讨香港优才计划的成败得失，并关注香港人才政策的困境与隐忧。而差不多同时，今年10月13日，“联系新加坡――迷人之都，无限机遇”的展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主题是欢迎中国人才去新加坡读书、生活和工作。新加坡招揽人才的积极、开放、热情给人印象深刻，让与之竞争的香港优才计划相形失色，而香港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才隐忧。

238名优才获批来港

香港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14个月内，入境处只接获963宗申请，较每年1000个配额还要少，而且最后只有238人获批来港。入境处归咎申请人数少是因为宣传不足，并强调优才计划“重质不重量”。宣传不足之外，香港优才计划的实施策略也是很大问题，香港媒体人士闾丘露薇指出，“优才计划批准的第一个申请是郎朗，绝对是失败的一笔”，因为这让内地人觉得优才的门坎很高。

一直推动内地与香港媒体交流、促请特区政府成立“两岸传媒公关组”的戴庆成认为，香港政府部门对内地媒体不重视，导致内地民众对香港有很多误解，他说，“不要以为内地人才会送上门来。”

在已批准的200多个优才中，金融会计业和信息科技业人才占到八成，这些人中不少有过与香港打交道的经历，对香港比较熟悉。对于张新宇这样的金融从业者来说，香港发达的金融环境自然具有吸引力，但张新宇更看重的是香港的法治，他说，在香港，只要你符合条件，依法办事就可以，不用下题外功夫。

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内地大城市的高端金融、信息人才看来，香港的发展空间远远不能与一日千里的内地市场相比。在北京、上海，他们的年收入已达百万，可与香港看齐，但是生活成本却远低于香港，而且在社会上地位也很高，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是“过着人上人的生活”，生活享受的水平要超过香港百万年薪中产。香港本地学者对此有清醒认识，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关焯照就认为香港对优才毫无吸引力，难跟机会无限的内地“抢人才”。

当然，收入不是全部，香港还有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香港的护照被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免签，甚至强过英国海外护照BNO。这也是--郎朗、李云迪等演艺明星选择香港的主要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有一本香港护照，以后出国演出就方便多了。

然而，无论是优才还是投资移民，需要在香港连续生活7年才能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申请香港护照，这对于内地的高收入人才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考虑机会成本的问题。在上海、北京的一些朋友一度对香港的优才计划感兴趣，但是发觉还是要等上七年才能拿到香港护照，一下子便兴味索然。

获得香港优才资格至少要过五关

对于大多数申请者来说，获得香港优才资格至少要过五关，但不知要斩多少将才能通过。第一关是自己这一关，自己是否有必要去香港工作?是否能适应香港的环境?是否达到香港优才的条件?第二是家属这一关，因为年龄在30岁左右的已婚人士的年龄计分最高，如有小孩还可以再加分，因此家属因素不能不考虑。第三关就是提出申请后，香港入境处审核申请人是否合乎资格，他们根据申请者的学历、年龄、工作经验、家庭背景、语文能力或成就计分，得出一个初步名单。第四关是由特首任命的“输入优秀人才及专才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3个月开一次会，最终决定是否批准。第五关是市场关，就是在香港的人才市场中接受企业的挑选。

一个优才从递交申请到获得批准，一般要费时两三个月，因此，引进优才程序之冗繁、审批时间之长便为多方诟病。两三个月内还没找到工作的话，不少人就会考虑回内地，毕竟时间捱不起，香港的生活成本又高。对于这些人来说，已获得的香港优才资格就像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是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香港的公司，可以敲定在香港的工作，那么这些人就不必去通过优才计划进入香港，直接通过专才计划就省事多了。专才的条件要宽松很多，只要获得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聘请，那么就可由聘用公司向入境处提出申请，引进内地专才。从这个角度来看，优才计划效果不显著不仅仅是宣传的问题，定位不当也让优才计划显得非常尴尬。

刘红给曾荫权写了一封信

但最让外界抨击的是优才计划引进人才的标准。入境处官员曾举例说，“比如有石油研究方面的专才，虽然分数很高，但不适合香港”。香港吸纳人才的这种实用主义思维被香港知名评论人士陶杰批评是“庸才思维”，认为既然引进的是高端人才，就不要管他能否找到工作。

职位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如果硬把一个优秀人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这不但浪费人力资源，也是扼杀香港的潜力。但是目前香港对人才的思维还局限于一个萝卜一个坑，香港现在有多少坑就输入多少萝卜，但是不知道萝卜进来之后还会发掘更多的坑。作为2001年第一批获准留港工作的内地学生，刘红进对香港的人才政策深有感慨，他认为，高端人才不是机械地来填补职位空缺的，而是要看到，他们有可能为香港开创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其潜在价值更大、意义更深远。

作为香港培养出来的硕士，刘红进在毕业时差点去了新加坡工作。刘红进对当时新加坡政府的盛情邀请记忆犹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新加坡政府邀请他们入境考察的邀请函，而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在校研究生。“当然，他们看重的是我们有清华、北大这些名校的背景。”

刘红进在199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年清华共有十几个同学作为第一批交换生来香港学习。2001年初新加坡政府在香港大学举行一个小型餐会，邀请了二十多个内地名牌大学在香港的交换生参加。会上新加坡政府人员积极介绍新加坡的环境和人才政策，热情欢迎他们毕业后去新加坡旅游考察，看了之后可以再决定是否留下来工作。当年4月新加坡领事馆发给他们一张EPE证书(就业准证资格证书，Employment Pass EligibilityCertificate)，有效期两年。

新加坡对人才的热情让刘红进一时动心，毕业时还订了一张去新加坡的单程机票。不过这张机票最终没有启用，他还是想留在香港工

作。但当时香港还没有政策允许在港毕业的境外大学生留下来工作。于是，2001年四五月间他给当时的政务司长曾荫权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境况。不久曾荫权办公室给他回了信，说港府正在研究，叫他耐心等待。八九月问刘红进找到合适工作，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入境处递交申请，没想到最后获得批准。也正是这个时候，香港政府正式允许在港毕业的内地大学生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留在香港找工作。刘红进就是这个政策的第一批受惠者。

香港是“好财之道”，新加坡是“好才有道”

但刘红进并没有感到有多幸运。他说，香港的人才政策总体上在改进，但与新加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近新加坡又推出新的人才政策，就非常有吸引力。来自内地的冯广超今年在香港大学传播学硕士毕业，他最终选择了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

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亚洲小龙”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相似，历史上都曾受英国影响，都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八十年代开始向金融中心转型，到现在这两个城市在金融、贸易、物流等领域的竞争更趋白热化。但在人才政策上，香港则与新加坡则不可同日而语。最近，新加坡开始实施针对吸引外国大学毕业生入境工作的举措，而香港政府则才刚开始研究如何认可内地大学的学位。

对于引进境外人才，新加坡人才政策开放积极，香港则是严格审批，缓步放开；新加坡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拿来就用……

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在对外推广上，香港政府为发展旅游业，推出“热情香港，好客之道”吸引内地游客，但实际上是“好财之道”；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新加坡的宣传语“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而香港本地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让有识之士深感忧虑。香港“2022基金会”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香港劳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介于35至39岁，预料2011年将上升至45至49岁，2031年的情况更为严峻，甚至超过65岁。不但人口老龄化将导致香港劳动力市场缺乏可用之才，另外香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国际大城市。如何化解香港人的保守封闭心态，应该是特首曾荫权“进步发展观”所要重点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