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收入倍增计划的起源、意义与考验

【摘 要】 日本上一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十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实施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必将面临艰巨的考验。

【关键词】 国民收入 倍增计划 以人为本 增长方式 分配不公

日本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与当年日本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借鉴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启动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就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收入倍增计划的起源意义与考验谈点看法。

1 起源

2010年6月，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日本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效果不错，中国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十则明确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1960年底，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经济增长”做为手段，实现“国民增收”目的。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群众购买力水平，引入最低工资制，缩小收入差别，增加了公共投入，扩展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金与健康保险付给率，用消费革命解决产能过剩，人口失业、分配不公。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做为新经济运动在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把经济目标确定在全民收入增长上，促进劳动者素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计划的第七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实体，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稳定的中产阶级，日经225指数19年上涨了28倍左右。由民富到国强，国民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社会风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俄罗斯启动收入倍增计划也很成功。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条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固有矛盾，类似于当年的日本，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困惑、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化、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推行收入倍增计划势在必行。

2 意义

几乎没有人能够怀疑收入倍增的实现，但是重要的不是收入，而是人民收入，真正把人民收入倍增做为经济发展目标，而不是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目标，而不是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则具有划时代意义。

2.1 首先，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当斯大林表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是以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高度技术做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苏联模式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时，是以高积累低消费模式实现的，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实现了工业化，37年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这种高投入模式的短期优势不可否认，但不可持续性则是致命的缺陷，由此也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与改革。

人是目的，增长不是目的，增长只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正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收入倍增做为奋斗目标，会大幅度提高人民购买力，充分就业，提高人的素质，扭转多数人相对贫困化趋势（劳动收入占劳动成果比重下降），使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坚持民生优先，则体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思想。现代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民富才能国强，民不富国难强。只有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夺利，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才能步入现代化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目标，十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应该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

2.2 其次，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中国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影响，以高投入拉动经济，具有粗放型或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利用举国体制能够高速发展，但不可以长期持续，该模式弊病就是：第一，效益低下，产能过剩；第二，向市场过渡中改革不到位，容易使权力商品化，导致与分配不公。

传统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在这种传统模式作用下，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在40%以上，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10年降至33.8%，远低于世界60%平均水平（目前消费水平就应该接近翻倍才合理）。近亿人下岗，但开发区还在扩张，劳动者工资水平落后于经济速度，人民消费不足影响再生产发展。中国2011年储蓄为34.4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73%，远高于全球平均19%左右的水瓶。偏高的储蓄比重根本不是人民富足的表现，意味着普通人缺乏投资创业机会，意味着普通人消费不足，意味普通人应对通货膨胀面前的无能为力，意味着社会保障不健全。国家垄断财富积累与劳动者困境的积累显而易见，这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按照马克思理论，就会加重劳动者相对贫困化与失业危机。

为了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十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升到国家发展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必将实现经济模式重大转变。

2.3 再次，公平与效益统一的客观要求

分配制度改革与转变增长模式是紧密相关的，不改变分配不公状态，就不可能完成转变增长模式，日本的成功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速上升同时，劳动者报酬与居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滑，出现国富民穷现象。人民收入增长低于生产总值增长，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贫困扩大、失业增多、效益下滑。只有使人民收入增长不低于或高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用收入倍增目标掀起消费革命，才能以需求有效拉动经济，使更多人脱贫，使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建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才能实现充分就业，才能发展新兴产业。

收入倍增计划其实应该是两个方面的提高，一方面是劳动者收入占初次分配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提高。有人统计过，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在政府、企业和居民在的初次分配份额比例为1：4：5，可见居民收入占一半。中国曾经采取牺牲一代人做法，大幅向政府与垄断者倾斜，08年劳动者收入占初次分配比重曾下滑到39%，政府税收远高于GDP增速，十一五期间年增21%，是经济速度的一倍多，这样的税收增长速度是世界罕见的，如此的公平丧失程度，已经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力。如果我们把居民收入实际倍增做为经济发展目标，就会扭转分配不公扩大化趋势。当社会财富真正流向民众时，也会扭转腐败扩大化趋势。

3 考验

十的倍增目标应是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倍增目标，量化的实现是不成问题，从经济发展历史看，2000年前10年的两番、2010年的10年1番多，已奠定基础。从目前总体财富实力看，我们有能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使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去实现总体小康社会。从新一代领导集体素质构成看，这一代人领导人的人文知识结构是改革开放后建构的，思维视野更具有优势。但是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不仅是量化标准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日本的成功，将开辟新经济时代，无疑还会有许多考验，我想最主要考验有两点：①权贵垄断集团与民众利益的较量。提高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水平，阻力来源于两个利益主体：一个是权力阶层，另一个是资本垄断阶层。日本的政府与资本让利于民，才使倍增计划实现。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国企高管，庞大食利阶层等少数人不会向多数人让步，改革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共产党是最优秀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世界第一大党，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应该具有更博大的为人民服务或者说让利于民的胸怀。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民众权利，改革分配不公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是决定新经济目标能否成功的关键。②实际倍增必须遏制严重通货膨胀。收入倍增计划倾向于向需求倾斜，就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高达94.37万亿，比1990年净增长60.1倍，已经超过美国同期M2接近50%。通货膨胀从来都是有利于政府与雇主，而不是多数人。如果增长模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得当，就不会产生严重通货膨胀，反之，严重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人民收入倍增目标就只能是画饼充饥，日本与俄罗斯的这方面的成功已经向我们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1]秦攀.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11）.

[2]张车伟，蔡翼飞，董倩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学动态，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