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婚检恢复的必要性

【摘要】从中国婚检立法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强制婚检的利弊，认为在现阶段，需对婚检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应当实行强制婚检。但同时又认为，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应保留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强制婚检仅限于限制生育权，而不是限制结婚权。

【关键词】婚检；结婚权；生育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118-01

一、强制婚检的现实意义

自从2003年10月1日取消强制婚检，实行自愿婚检以来，全国的婚检率骤然下降，许多地方的婚检率接近于零。正因为婚检率的急剧降低，我国新生婴儿缺陷率大幅上升，每年新生人口缺陷发生率高达4%～6%，约80～120万人。我国目前的遗传疾病有4000余种，没有根本治疗的办法，威胁着数以千万人的健康，给家庭、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与沉重的负担。婚后一旦发现配偶有疾病和缺陷，往往导致感情破裂，婚姻解体，影响家庭和社会的定。同时，那些不知或明知自己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疾病的人，在结婚后很有可能把疾病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孩子一出生，便带有某种先天的疾病和缺陷。家庭的生活成本将大大提高，当单独的家庭无力承担这种压力时，社会还要给予其一定的救济。有些不负责任的家庭，把病残儿丢弃在医院或福利机构，将责任全推卸给社会，使得社会的负担大大增加。自愿婚检使得我国的人口质量得不到保障，严重阻碍了我国人口的发展。取消强制婚检，放任婚检自由的做法违背了优生优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人生于社会之间，既有权利自由，也应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能片面强调人的自由而忽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基于中国目前的认识水平，自愿婚检势必导致一方的婚检自由剥夺了另一方的知情权。民法崇尚自由，但也规定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而滥用婚检的自由权，无疑将会剥夺另一方的知情权。我们在追求“以人为本”的同时，也应强调对他人负责。在目前全社会婚检意识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将婚检由法定改为自愿，导致婚检率的大幅下降也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实行强制婚检更符合我国的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的发展。那么，取消强制婚检是不是一种倒退？

二、强制婚检的缺陷

强制婚检最大的缺陷在于限制人权。结婚，是男女双方基于自愿，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形成配偶关系为内容的社会行为。法律是规范结婚行为的主要形式。在实行强制婚检期间，我国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条件之一（并且这一法条目前仍然有效），这使得很多相爱的人由于身体上的疾病而不能够结婚。婚检的宗旨是“尊重结婚意愿，建议采取措施”，而不是要阻止相爱的人组成家庭。结婚不等于生育，患有不适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的人并非不能结婚，在双方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以不要孩子。结婚权和生育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把结婚和生育等同起来。婚姻自由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在追求人性化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对其进行过多的限制，既然法律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力，我们就应该有权去履行。

同时，强制婚检给新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我国的农村人口相对比较多，经济落后，人均收入较少，难以支付相关的婚检费用。我国平均一次婚检的费用每人在100～300元之间，农民根本无力支付高额的婚检费用。这便使得很多农民用种种办法去逃避婚检，强制婚检也就难以实现其目的。在强制婚检时期，我国的婚检项目繁多。繁杂的检查一般都需要几天时间，很多人表示，随着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检查，特别是婚检已演变成走“过场”。如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B超等项目属于常规检查内容，婚检再做费时又费钱，而真正与夫妻生活相关的项目则显得不够突出。同时，婚检队伍不健全，技术参差不齐。有的乡镇婚检机构无持证人员，无专门设备，连规范的婚检证明也没有。有的甚至只靠眼看手摸，检查项目只是量身高、体重；有的地方找关系也能开出婚检合格的证明，婚检只图收钱，流于形式，使人们对婚检不信任。

三、对强制婚检的新构想

作为维护人权的重要表现之一， 2003年10月颁布的新《婚姻登记条例》本着人性化、保护隐私原则，取消了强制婚检，受到了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婚检由“必选”变成“自选”，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正在拥有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但是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上面分析了取消强制婚检的利弊，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强制婚检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婚检于国于民又有重大的意义，自愿婚检并非是强制婚检的改革目的所在。国家可以寻找一个平衡点，推行免费强制婚检制度，用财政补贴婚检的支出，这既可弥补自愿婚检和强制婚检的不足，也能够为更多人所接受，而且也不会给国家背上沉重的负担。比之单纯的自愿婚检和强制婚检，免费强制婚检是一条更有效的措施。

生育权与结婚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强制婚检是为了限制生育，保证优生，是在中国现有的卫生状况下，对公民的个人行为采取的行政干预。婚检的宗旨是“尊重结婚意愿，建议采取措施”，而不是要阻止相爱的人组成家庭。结婚不等于生育，患有不适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的人并非不能结婚，因为结婚自由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于爱情和自愿的基本权利，政府无权在法律之外干涉公民结婚。通过强制婚检已经使双方都获得了知情权，在这样的前提下，明知对方有不宜结婚生育的疾病后仍然要求与之结婚，国家也应当予以尊重。所以，笔者认为，强制婚检应当只限制生育权而并不限制结婚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限制生育权但并不限制结婚权的强制婚检还原了婚检的本来意义。这样，既不会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强制婚检而使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太多，同时，也能保障国家维护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