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绩效与制度设计研究

摘要：本文以湖州市全辖14家小额贷款公司为样本，对其运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资本规模和贷款集中度均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不良贷款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反过来又制约了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结合这些分析和结论，文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运营绩效 制度设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带有较强的政策意味，也就是说是为了服务那些在传统银行信贷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户和小微企业等（何文广等，2012）。然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又必须依照商业化模式来进行市场化运营。因此，在政策目标和经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是小额贷款公司无法避免的选择，也是影响其运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湖州市辖区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情况的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影响其经营绩效的因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湖州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现状和特点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全辖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4家，注册资本总计27.7亿元，经营范围由注册地向周边地区延伸，目前，信贷业务服务面已经基本覆盖湖州市所有县区。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43.6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35%；比年初增加3.7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2.07%。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08.63亿元，同比多发放17.51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1.2亿元，比2012年初增加1.12亿元，不良贷款率达2.74%。2012年，湖州市全辖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净利润3.82亿元。在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经营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并对当地信贷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影响。

（一）贷款对象中企业占比呈微增趋势

从各月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累计发放额中企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均超过40%，并呈现小幅稳步微升的趋势。截至2012年末，该项占比为43.7%，较2011年同期提升7.81个百分点。尽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发放对象出现“企业化”苗头，但在其贷款整体用途上并没有影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2年末，农、林、牧、渔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为26.59%，分别高出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10.25个和7.34个百分点。另从贷款对象看，2012年末，企业贷款中的农村企业贷款余额为13，84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1.14%，高于2011年同期水平4.87个百分点。

（二）贷款客户呈现集中的趋势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有8家小额贷款公司最大单户贷款余额达到其资本金5%的上限，占所有小额贷款公司的57.14%，比2011年同期提高7.14个百分点。从实际发放贷款的额度来看，2012年末湖州市辖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前10大户贷款余额在总的贷款余额中占比达19.9%，较2011年底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中10万元以下、10万～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的贷款分别占总的贷款余额的0.39%、11.75%和87.86%。其中，50万元以上贷款的占比与2011年同期基本持平，依然保持着十分高的比例。

（三）单笔贷款的额度呈居高不下的趋势

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组成结构中单笔贷款的金额大小呈现居高不下的趋势。与2011年相似，其中单笔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占比接近1/3，为29.56%。截至2012年末，有50%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十大贷款户中存在单户贷款余额超过1000万元的客户，也和2011年相似。在收益受限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要实现良好的财务绩效，发放单笔金额较大的贷款以获取成本支出上的优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当然，湖州市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的控制还是严格遵循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有关“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的要求。

（四）贷款利率期限结构倒置呈收减趋势

调查显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的结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高。以吴兴区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利率水平20%以上的贷款期限都是6个月以下，而期限6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都在20%以下。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当前期限较短的贷款，特别是3个月以内期限的贷款多为临时性调剂贷款，过桥资金周转和贷款垫付等占比较高。这类贷款风险相对较大，只有高利率才能覆盖高风险，一般情况下都控制在接近基准利率4倍。2012年末小额贷款公司1年期以上贷款的利率与3个月以内贷款的利率之间的最高差额为4个百分点，低于2011年同期4.21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后对上述此类资金需求的减弱。

（五）贷款风险呈上升趋势

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贷款形式是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信用贷款占比仅为2%～3%，加上每家公司都制定有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一直以来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0.1%左右。但是，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以及同业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过度扩张，其信贷资金风险隐患不断积聚，资产风险问题逐渐暴露。2011年下半年以来各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余额是2011年末的16.45倍，不良贷款率也从2012年初的0.18%骤升至年末的2.74%，并且是2011年同期的15倍左右。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

作为一类新型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其次，服务对象有所不同，银行更青睐大中型客户，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对象则是急于用钱或达不到银行贷款门槛的企业。最后，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要坚持服务“三农”。此外，在服务企业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要相对低一些，审批速度快，尤其是担保形式灵活多样，为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卢亚娟、蔡则祥，2011）。经过近4年的试点实践，湖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受资本规模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状况也出现了分化趋势：在湖州市所辖吴兴区、德清县和长兴县等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公司注册规模比较大、当地资金需求旺盛，资金周转较快，加之发放贷款的利率较高，因此，相应地，其盈利能力较强。而所辖安吉县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上述因素较为不利，故其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见图1、图2）。

（一）信贷需求旺盛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普遍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所辖吴兴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状况最好，该地区3家小额贷款公司资本收益率在18%左右，最高达26.2%，最低也在14%以上。该地区以生产童装为主的纺织业较为发达，与其配套的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相对集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手续简便、贷款期限灵活等特点，满足了当地特色行业的小微企业旺盛的流动资金需求。相比之下，在湖州市所辖南浔区，由于南浔农村商业银行一家独大，导致当地信贷供给过于集中。该区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末实现净利润4894.23万元，按照与年末总注册资本4亿元之比粗略计算，资本收益率仅为12.24%。如果不考虑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益，单就资本投入的回报而言，其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

（二）资本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较强

湖州市所辖的吴兴区和德清县各有1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亿元以上，而德清县另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也达2.5亿元，上述吴兴区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从2008年9月开业至2012年近4年时间里实现利润7856.63万元，是辖内调查样本中经营状况最好的公司，而同属吴兴区的另1家注册资本为1.5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从开业至2012年则仅实现净利润2127.33万元，远远落后于前一家吴兴区小额贷款公司。按现行《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净额50%的资金。而本身注册资金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也越容易受到银行的青睐，相对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在当地人民银行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湖州市所辖安吉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均表示资本规模小是制约其利润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盈利能力，其将着手增资扩股。

（三）贷款用途多样化及平均单笔贷款金额较大的公司盈利水平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盈利状况相对好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其贷款用途均有侧重点地选择某一行业，其余贷款则较为平均地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及相关产业，且这家公司平均每户贷款的规模都在170万元以上（累计贷款额/累计发放贷款户数）。其中，盈利最好的一家公司的平均每户贷款规模高达326万元。而从两家盈利水平相对较差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看，其贷款对象行业类型较为分散，平均单笔贷款规模仅90万元左右，虽然分散了风险，但也增加了经营成本。此外，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经济较发达县区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通常都在50万元以上，而这些客户都是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黄金客户”。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着重定位于“三农”，则很可能失去这些“黄金客户”。反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效益第一的商业化发展定位，则可能与“小额、分散”的政策性指导原则不符。并且，我们还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湖州市辖区内多数小额贷款公司选择发放较大金额贷款来控制成本支出、提高管理效率，是实现良好财务绩效的一种选择。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的相关因素，根据王骞和王满仓（2011）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有关分析，我们构建以下模型对小额贷款公司利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P=c+β1・loan1+β2・loan2+β3・loan3+β4・loan4+β5・IR+β6・NPL+β7・client+εi，t其中：P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净利润；loan1、loan2、loan3和loan4分别代表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工业贷款、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IR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NPL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贷款余额；client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数；c和ε则分别是常数项和误差项。

本文经过选择以湖州市辖区内12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分析样本，从其财务报表中选取2012年有关数据，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小额贷款公司所有类别的贷款与其利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扩大放贷整体规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股东的注册资本金，放贷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资本金的大小，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前面有关资本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越高的判断。而从贷款结构来看，β1大于β2，表示农、林、牧、渔业贷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的贡献度从整体来看要高于工业贷款。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额贷款公司遵循服务“三农”的目标可以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小额贷款公司客户数与其盈利水平的关系虽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是其负相关的关系依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前面关于贷款集中度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即集中度越高，盈利越高。但是，从不良贷款与公司的盈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来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缺乏准确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目标，盲目扩充资本，降低信贷准入门槛，试图通过寻求业务超规模发展来增强规模效应，而不注重对信贷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对信贷投放中“大额、集中”风险的防范，则将无法避免因不良贷款风险而对盈利水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信贷投放集中度和不良贷款之间的权衡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一）明确市场定位，落实政策扶持，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

为提高经营绩效，小额贷款公司要明确自己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定位，扎根乡镇，细分当地信贷市场，遵循服务“三农”的小微企业的宗旨，积极为专业种植户、养殖户和特色产业中的小微企业等生产经营性微小客户提供信贷支持，覆盖金融机构信贷盲区，成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着金融业务，但却享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待遇。因此，政府必须相应提供更有效的补贴手段来弥补小额贷款公司过高的经营成本。根据浙江省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税收留成补助的有关规定，湖州市政府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营业税区级留存部分3年内实行先征后奖政策、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三免二减半”政策、第4～6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返还60%，以及对自然人股东5年内股金分红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奖政策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区县财力不一，存在各区县落实政策进度、力度不均的现象。对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将落实小额贷款公司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一是使小额贷款公司享有村镇银行、农信社的补助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营业税应参照农村合作银行3%的税率征缴；二是运用政府财政资金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专项基金，在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给予一定支持，发展具备一定规模后归还资金继续支持其他小额贷款公司；三是对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的补贴落实到位，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支小的积极性。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还可考虑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

（二）合理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规模，加强其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合作和创新

资本规模的大小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小额贷款公司绩效好坏不仅仅局限于资本规模大小，由于业务过快扩张引发的不良贷款也会对利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自我经营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坚持自身的经验特点，不盲目追求大而全。应结合当地民间融资实际状况，合理布局资本规模和用途，发展成为专业的信贷零售机构，还原小额贷款公司应有的金融机构属性。我们认为向银行融资的机构家数限制可以适当放宽，从2家增至4家，并选择其中一家主要合作银行，将所有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银行资金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据此监控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流向以及公司运营情况。在分散融资银行的风险的同时也避免了小额贷款公司自身过度融资的风险。可以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由小额贷款公司推荐客户，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并收益分成。这样既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又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成本。

（三）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等限制，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浙江省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原则上要求为“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净资产5000万元以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近三年连续盈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主发起人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对股东准入条件的限制使发起人股东仅有20%的权益，不利于提高其对公司实施长远规划的积极性。同时，限制每家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之内（比如一个县或区）经营，将导致其客户经营行业集中度增高，容易发生关联贷款。并且，客户偿债能力与行业景气关联程度紧密，这就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风险。此外，政府部门给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负债率上限是0.5倍，而银行的负债率是10多倍，其中农村信用社的负债率实际上更高。这就导致很多在项目拓展和风险后管理方面毫不逊色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受到负债率的限制而无法争取足够资金。因此，我们认为要争取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收缩过于分散的股权。同时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地区经营、竞争和兼并，打破垄断的经营模式，在竞争中成长壮大。此外，我们也认为可以把0.5倍的负债率上限提高到2倍，并由商业银行和借贷市场来决定是否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融资性贷款。

（四）适度放开对“小额”的认定标准和对利率的管制

“小额”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经济环境，应该是不同的。浙江省《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协办发[2009]71号）中规定，“小额贷款资金流向要遵循‘三七原则’，即原则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70%应用于单户贷款余额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但从湖州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此消彼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认定100万元以下为小额贷款的标准要求过紧，而将贷款金额调整为200万元显得更为合适。同时，从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实践经验来看，贫困和低收入者更加关注的是贷款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只要能连续获得贷款支持，他们可以接受相对较高的利率。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单一，目前几乎只能做贷款业务，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因此，相应提高利率水平是实现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可持续的关键之一。对此，我们认为应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水平。

（五）建立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部门协调平台和机制，建立科学统一的监管标准

目前湖州市形成了由人民银行、银监会、金融办和工商局四部门联合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格局。其中，金融办和工商局均缺乏具备金融管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难以胜任金融监管的复杂工作任务。这一点在近几年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证明。上述两家单位在实际的业务监管过程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同时，政出多门的监管体系也令作为被监管对象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应付多方监管的过程中经常重复劳动并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比如，湖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每月需向不同的部门上报11张内容交叉且格式不同的统计表格。对此，我们认为应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自律和信息共享。在广泛、充分征求各监管部门和小额贷款公司意见的基础上，制作统一的业务处理凭证和开发统一的信贷管理系统，并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流程。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效率，也有利于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数据、共享监管信息和提升监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