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及其现代遭遇

摘 要：在中国语境中，得到道乃道德。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它超出理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生存方式，道德遗失了。但是，道德之于人具有重要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最后标志，是人无法完全抛弃的。道德与理性的对立对应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即人不断在精神存在和肉体存在之间撕扯。对立加深道德的遗失，而道德回归的希望仍然存在。

关键词：道德；理性主义；人的存在的二重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22-02

一、何谓道德

道德概念没有确切定义，不同的人对道德有不同的解释。有关道德的学说的分类复杂，相互冲突。最早的有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对立等。魏英敏总结了“描述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1]1三大类型。下面又有诸多细分：描述伦理学分为“道德社会学、道德心理学、道德人类学、道德民俗学等”[2]3；“元伦理学的发展形成了直觉主义元伦理学和新实证主义元伦理学两大类型。直觉主义元伦理学又分为价值论直觉主义和义务论直觉主义……新实证主义元伦理学包括感情主义和语言分析学派”[3]9；“规范伦理学分为价值论、义务论和德性论（或叫美德论）三大类型”[4]25。还有所谓道德虚无主义等。

（一）中国古代的道德

中国古代把道看作最高本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53。道可以被解说，但是说出来的道已不是原本的那个道了。《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意即“一阴一阳的矛盾的变化规律就叫作‘道’”[3]，但懂得“君子之道”的全面意义的人不多。虽然含义不太确定，但我们仍可以把道理解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所应该认识和遵循的规律、本质和真理以及人生存的本来意义和本真状态等。我们再来看德是什么。再来看德，《礼记・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对于礼乐都深有所得，就可以称作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在精神上、理智上的完美获得”[4]528。德是得到，对礼乐有所得是在心灵上被陶冶和净化，这是中国古人推崇的一种进入道德境界的途径。可见，道德就是德道，就是得到道。得到道会对人产生规范作用，“于是，‘道’与‘德’所合成的‘道德’一词的词源含义也就无非是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5]。

（二）道德律是绝对命令

道德是一种精神体验和情操，无法排除感性因素，无法被确切测量和计算。道德关注的不是外在功利，其动机是内在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律是绝对的，“善良意志的自律被康德称为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arative）”[6]323，绝对命令是定言判断，“绝对条件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以自身为目的之合理要求”[6]324；“因此道德律在人类那里是一个命令，它以定言的方式提出要求，因为这法则是无条件的”[7]。理性无法理解这种意志，当康德以“无条件”来说明道德的动机时，理性人总在迷茫：为何无条件，无条件怎让人信服？

（三）道德之重要意义

首先，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最后根据，“关于人有道德的需要，古代的思想家们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并把道德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中国，从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轲到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都强调‘德之不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告子上》）”[8]32。“道德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8]52，“道德是个人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8]55。其次，道德是人生幸福的基础。那些完全以金钱为目标的人，即使拥有大量金钱，时常面临精神空虚。再次，道德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仁者无敌”[9]206，“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241。《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4]907，即使是为了发财，也要有一个好的“身”。此“身”既指身体，也指道德修养。精明的生意人也认识到他们必须讲道德、重诚信，否则，交易的成本将增加。当然，这种道德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因为有功利成分。

二、现代社会道德的遗失和回归

（一）理性主义生存方式与道德的遗失

理性，主要就是指以思辨推理为运思程序的思维方式，是人脑用来整理和扩展感觉和记忆等信息材料，并最终获得某种认识并据此做出某种决定的过程和能力。理性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是人认识事物和安排生活从而获得物质资料的重要方式，是人肉体存在的必要保障。人要靠理性来组织生产劳动、交流认识、协调行为、联络感情等。如果没有了理性，人将生活在真正的混沌中，将没有能力在自然界中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料以保持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有机性。理性本身与道德并不必然冲突，它们共同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道德人并不一定缺少理性，只是道德应该调控理性。理性并不是人的全部，认为理性是人的全部就走向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把理性绝对化，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理性能为人解决一切问题并把社会推向前进。其实，追求客观、要求推理精确和逻辑严密的理性并不能完全把握道德，那些试图用理性清晰论证道德的结果只能出现五花八门、相互冲突的学派。

人类使用理性完成从蒙昧向文明的过渡，其标志是语言文字。有了语言，人和人的交流方便了，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可以很快被他人理解；有了文字，知识开始记载和积累。从此，人口增长，物质生产突飞猛进，人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英、法、美等国家的大革命，人类进入现代化。现代化又迅速扩展为全球化。在全球化运动中，市场经济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科技发展；物质的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社会疯狂繁荣。语言文字标志理性的觉醒，而机器大工业、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又与理性主义生存方式相联系。所以，人类至今所取得的所有大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然而，当理性被无限扩大后变成理性主义以后，道德遗失了。正当人们陶醉于巨大的物质财富之中时，各种问题和危机不断涌现。

（二）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与道德回归的希望

道德遗失是否真的没有道德吗？尽管我们时常感到人际的冷漠，听到偷盗抢劫、坑蒙拐骗的案例，看到为私利而置一切道德于不顾的人，但我们也看到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也听说慈善家做事等。其实，道德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只是社会作为整体不把道德作为最高追求，道德遗失是道德被边缘化了。

但是，道德对于人就像水对于鱼一样重要。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10]，正是由于道德的不充分，人们才只能相依为命、同病相怜，像两条旱地的鱼，只能吐些湿气和唾液来相互滋润，而不能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忘掉对方、忘记道德。所以，正是由于道德的不充分，人们才看到道德的重要性，才会翻来覆去讨论道德问题，“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暗，有忠臣”[2]134。

人的存在具有二重化悖论，即人总是在精神存在和肉体存在或心灵和肉体之间撕扯。偏向精神存在人会注重心灵的宁静祥和，会注重对人生本来意义的思考；只看到肉体存在人会把金钱和物质利益当作最高追求，会推崇理性主义生存方式，从而遗失道德。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道德和金钱的矛盾，强调金钱就要压制道德，而强调道德则限制人对金钱的追求。道德遗失是说人把金钱而非道德当作目的。

人既不能完全抛弃肉体，也不能完全离开精神。只要精神不行，《金刚经》第一品说：佛祖及其弟子们坐禅参道，到了吃饭的时候都出去讨饭，吃完洗刷完毕继续坐下静思谈论。这些人全心追求精神世界的事物，丝毫不顾及肉体与世俗，但是他们还是要活着，还是要吃饭，所以他们去乞讨，但是乞讨也要有对象，也要有世俗人劳动做饭以供他们乞讨。为了获得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的以肉体为主的各种需要，理性是必要的和必需的。在对这个包括自己的肉体在内的物质世界进行观察、思辨、推理、并从中获得物质利益时，理性是适用的。人的理性比动物的爪牙更强大，“知识就是力量”。反过来，只要肉体和理性其结果只能是道德的遗失。近代唯物主义“人是机器”等说法基本排除了精神存在，把精神看成被动地依附在肉体上的东西。人甚至可以不用在意精神问题，只研究人的生理结构等就够了，“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一个思想谨严的人使用这个名词时，只是指我们身体里那个思维的部分”[11]。这种哲学否定精神，道德作为精神存在无处寄身。

由于道德和理性都是人无法抛弃的，两者之间也就产生矛盾。这一矛盾是无法取消的，当人只追求物质利益而置道德于不顾时，他只是在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总有一天他会因为远离道德而感到空虚和痛苦。道德回归的希望就在于人在这一不可取消的矛盾中的选择，久而久之，这一矛盾带给人的最后结果是，人或在道德遗失的痛苦中继续挣扎，或回归道德以享受和谐之美。

道德不可缺失，人们对道德的遗失心怀焦虑，竭力呼唤道德的回归。道德遗失的现实与人们追求道德回归的力量之间形成对立和斗争。道德被边缘化的程度越深，人渴望道德回归的呼声越强烈，促使道德遗失及其回归的两股力量的斗争越激烈。斗争总要分出胜负，这两种力量究竟哪个最后胜出是不确定的。今天道德遗失的事实起码说明使道德遗失的力量占着上风。不过，只要人和社会都还存在，道德回归的希望也总是同时存在。

参考文献：

[1]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6.

[6]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2.

[8]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8.

[1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