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与苏州

民国时的苏州，古城碧野、山水温柔，是一个沉淀着浓浓历史、厚重文化底蕴的场所，许多文人学士在这里流连休憩，为这个以精致著称的城市添上儒雅的一笔。钱钟书与杨绛，这一对蜚声中外的文学伉俪，在他们年少时期，也都在苏州留下过生活的足迹。苏州市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不少他二人学生时代的作品，分别刊登在《桃坞学报》、《振华女学校刊》、《东吴年刊》上，从而给我们研究钱钟书、杨绛的心路历程与文学渊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钱钟书，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到1927年桃坞中学暂时停办才返回无锡。桃坞中学是一所英文教学极为严谨的教会学校，师生在校内皆用英文会话交流。其校刊《桃坞》学报也是以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十六、七岁的钱钟书在这本刊物上分别担任过中、英文编辑，并且发表过文言、白话、译作等不同形式的文章，如《天择与演变》（1926年《桃坞》第九卷第二期），是翻译英国科学家威尔斯（H.G.Wells）关于生物进化的专业论文，精警透辟，颇显其英文功底。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当时他的数学成绩只有15分，但由于中、英文成绩特别优秀而被破格录取。这不能不感谢他中学时期扎实的英文教育。

而在苏州的这一段时期，他同时大量阅读了《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这些由苏州文人编写的通俗文学作品又给了他另一种新鲜的养份。不可否认的，在苏州的几年求学生涯，为他今后融贯中西的学问研究及讽婉精妙的写作方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钱钟书的学问还体现在他渊博的古学知识上，而他受业最深之处也在苏州。钱钟书年青时代曾与陈石遗一起共事过，结下忘年之交。陈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宋诗派重要诗论家，晚年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松岑共倡国学会。石遗精通英文与古诗，喜好正与钱钟书相合，故对钱青眼相加，曾高度评价其旧体诗“……文字淹雅,不屑朽然张架子,喜冶诗,有性情,有兴会……”。每年寒暑假钱钟书南回，老人都要邀请他去自己家里畅谈，在古体诗的创作上，陈的指点给了钱很大启发。1934年即钱钟书出国留学的前一年，这年除夕他被邀赴苏州度岁，这一夜，一老一少促膝谈心，石遗老人对诗文“指点江山”，钱在旁用心倾听，并不时穿插附会。石遗后赠诗云：“仍温同被榻，共对一炉灰。”话语温馨，足见两人交情之深。而钱钟书更是受益匪浅，他后来编写了一系列评论古诗的著述和旧体诗创作，如《谈艺录》、《宋诗选注》、《槐聚诗存》，1934年苏州的那个除夕围炉夜话，则被钱钟书编成《石语》，以纪念石遗老人。

虽然钱钟书在苏州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此处却有他青少年时代求知若渴的点点滴滴，更有他众里寻觅到的终生伴侣的踪迹。

相比较钱钟书，杨绛与苏州的渊源就更深了。比钱晚一年出生的杨绛，本籍亦为无锡。其父杨荫杭，早年作为南洋公学第一批留学生派往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与一同留日的苏州籍同学杨廷栋交情很深，一起创办第一份留学生杂志《译书汇编》，并将国外政法著作翻译后寄往苏州，刊登在清末光绪年间苏州第一家刊物《励学译编》上。杨荫杭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做过教师、主编、律师，不久由张謇推荐，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当时杨绛年纪尚幼，在苏州没呆多久，又因父亲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于是辗转迁徙杭州、北京等地。1919年杨荫杭得罪官僚离京回锡，赋闲在家并身患急症，期间，杨廷栋常赶来无锡探望资助，他后来选择移居苏州与这位好友也许有很大关系。病愈后杨荫杭到上海申报社当副编辑长，兼任律师，但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继续他的律师生涯。 1921年杨绛随父母重迁苏州，这时的她已不再是懵懂幼童，对苏州的一切有了清晰的记忆。

杨家在苏州买下了庙堂巷16号的一处明代建筑，即徐如珂“一文厅”遗址，又花费巨额整修一新。杨宅落成时，朱栏宽廊，整个厅堂张灯结彩，陈设得很漂亮，大厅上悬挂着张謇题写的匾额“安徐堂”，俨然一个书香门第。而后园则是另一派风光，添种了许多花树，桃、杏、橙、橘、樱桃、枇杷、石榴、玉兰、紫薇、海棠、玫瑰、蔷薇、芭蕉、梧桐、方竹，一年四季芳菲不断。应杨绛的要求，大杏树下还坚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十来岁的杨绛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后园还建有“旱船”，其实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这里是杨绛姑母杨荫榆的住处，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此时因“女师大”的风波而黯然回苏，寄居在兄长家中。

在杨绛的回忆文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苏州那段岁月的眷念，这里有许多不可磨灭的人与事。其实她的文风与苏州也是同一味的，恬淡而隽永、幽雅而含蓄，迂徐不迫，意味深长。少女杨绛在“安徐堂”一天天快乐地成长，与弟妹们抓鼻涕虫，冬天用鱼缸底下的雪做冰激凌，偷厨房里的鸡蛋做“叫花蛋”，趣事种种。每天早晨饭后，她总不忘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则专司剥壳。父亲歇午时，她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父亲屋里生个火炉，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便轻轻夹上一块，不发出声响惊动父亲。她的乖巧颇得父亲的钟爱，常买一些她喜爱的诗词小说，对于父亲房里的书籍，只要杨绛感兴趣，父亲就会主动把书放到她书桌上，免得她爬梯上书架高处去拿，但如果放在那里长期不读，书就会不见了，算是无声的谴责。对于女儿的教育，杨荫杭是很宽松的，他觉得读书门门得100分其实是另一种低能，杨绛在高中时还不会分辨平仄声，他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开窍了，父亲很高兴，以后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问她某字何声，无论答对答错他都一笑置之。父女俩亦师亦友，感情十分深厚。

杨绛在苏州从高小到高中读的都是振华女校，她多半时间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振华对于她成长中的意义也不略于“安徐堂”。振华作为一家本地人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因其进步的教学思想和优秀的师资力量声名远扬，培育了不少英才，如何泽慧、彭子冈、费孝通……上世纪30年代时陶行知先生曾赞誉这是所“数一数二的学校”。当时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都允许振华女中的高中毕业生免试入学。杨绛在振华时，校长为留美博士王季玉，每天晨会训话时，王校长总用软软的苏州方言坚定地说：“我们振华要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到了八十年以后，还牢牢记在杨绛的心中，并说与苏州来的故人。象钱钟书一样，学生时代的杨绛也是校刊上的积极分子。振华女校及东吴大学的年刊上，都有她的大作。1927年《振华女学校刊》第一期就发表了她两首五古诗《斋居书怀》与《悯农诗》，颇有思想深度，诗如：“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世事舟移壑，天道太不公。”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来说，能有这样淡薄名利及悲天悯人之心也不简单了。杨绛在振华各门功课发展均衡，颇受老师厚爱，常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当时校教务长王佩诤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一次请到章太炎先生来给学生谈掌故。杨绛竟被安排一个人坐在章太炎边上做笔录。章太炎高深莫测的演讲和浓重的乡音岂是那么容易听懂的，更别说要做笔记。结果杨绛一个字也没记下来，交了白卷。虽然有点辜负了老师的重望，但也算得到了一次宝贵的人生经验。还有一次杨绛被学校推选上街去宣传北伐胜利，需要站在板凳上向行人演讲。当时她十六岁，但看上去只有十四岁的模样，而且一着急就会涨红脸，显得稚嫩羞涩。她怕街上的轻薄人会耍猴儿似的拢上来品头论足，于是执意不肯去，结果被校长狠很训斥了一顿。而其他三个被选出的同学代表，因被一个军官大加欣赏，邀请去留园演讲吃饭，校长事后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杨绛先前的执拗反而变成“很有道理”了。

1928年杨绛于振华毕业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直到1932年毕业。入学第一年，她就与同班同学、著名作家、翻译家朱雯分别担任东吴大学校刊的英文、中文书记，还踌躇满志地用英文写下《Class of 1932(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表达了新生们对未来美好的社会理想。在1929年《东吴年刊》中有一张“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的合影，前排第一人正是杨绛，照片中的她，留着短短的童花头，笑靥如花，充满朝气。因为她姓杨，又长得娇小可爱，同学给她取了一个贴切的外号，叫“洋囡囡”。在她上大学三年级时，母校振华的校长王季玉出于关爱，竭力为她争取了一份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名额。由于需要自备路费和生活费，杨绛不忍增添父母的负担；再则她在东吴读的是政治，如果到美国去需继续原来的课程，而她一心想攻读文学，意欲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后公费出国。于是她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王校长为此还生气好久。幸亏杨绛一毕业就如愿考上了清华，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这自然是指杨绛与钱钟书这一对才子才女珠联璧合的“清华之恋”。

钱杨二人完全是自由恋爱，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苏州杨家，见过杨绛的父母亲，按照礼仪求婚，再请出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双方媒人来“说媒”，尔后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并请来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婚仪式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这是1933年的事情，两年后二人正式结婚。婚后不久，夫妇俩一起从无锡出发去欧洲留学，途径苏州，杨绛忍不住想跳下火车，跑回家再看父母一眼。但终于还是载着浓浓的乡愁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1938年杨绛回国，此时苏州已经沦陷，“安徐堂”也已物是人非，母亲在往乡下逃难时病死于苏州郊外香山。姑母杨荫榆亦因谴责日军的为非作歹而惨遭屠杀，尸体被抛入苏州盘门外的吴门桥下。曾经美丽的“安徐堂”在劫后一片狼籍，花木干枯、杂草丛生，室内凌乱不堪，陈设一无留存。钱钟书曾在寄给杨绛的家书中赋诗道：“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然而他不知道此时的苏州杨家已不复往昔时光。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杨绛夫妇赶回来出席了丧事，将父母合葬于灵岩山谷。这次是杨绛最后一次来到苏州旧宅，在这个盛满她少年时欢声笑语如今却变得空荡荡的地方，她像从前那样到厨房去泡了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然后坐在门槛上哭了一场。

苏州留给杨绛太多的回忆，从青涩到沧桑，有苦涩也有甜蜜。大半个世纪过去，已是耄耋老人的杨绛仍未忘记苏州的往事。2005年12月，振华的后身苏州第十中学柳校长一行人专门前往北京拜访杨绛，闭门谢客多年的杨绛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欣然接待了他们，并深情地用吴语普通话吟唱着当年的《振华校歌》，乡音未改，乡思不断。并为苏州第十中学百年诞辰郑重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杨绛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钱钟书的族兄钱穆，大约说苏州人是记得钱先生的，不知道钱先生有没有忘记苏州。事实上钱穆先生从未忘记苏州，到了台湾几十年还称“我的家乡苏州。”我想杨绛亦如此，从她的文中话中就看得出她对苏州的念念不忘，正如苏州人怀念着她一样，庙堂巷那处老宅现已作为“杨绛故居”被控制保护起来，在苏州第十中学和苏州大学（东吴大学的后身），杨绛的名字还常常被人提起。

《杨绛文集》中收录了一篇钱钟书夫妇应苏州市政政府之约，于1985年写给钱穆先生的信，其中一段“明年苏州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金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 钱钟书与杨绛曾拟借此千年盛会与钱穆在苏州重聚，可惜的是，当时两岸未通，钱穆先生未能到来，但他最终还是魂归故里，百年后遵其遗嘱落葬于苏州。而钱钟书与杨绛，在1986年因种种原因终究未达成苏州之行，这对于他们夫妇来说，心中一定很遗憾，而对于苏州的历史来说，则成为了一种永远的缺憾。

(作者地址：苏州市三香路998号7号楼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1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