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启示

摘要：动态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变化以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移。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系统梳理，结合当前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在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发挥政府在高级生产要素和技术培育中的引导作用，积极扶持有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素结构变化；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

DOI：10.13939/ki.zgsc.2015.31.015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比较优势理论已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在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及贸易与经济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对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早在李嘉图著名的《论谷物价格法对股票利润的影响》一文中，就已经体现了动态的思想，认识到了长期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此后，克鲁格曼（Krugman，198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姆斯登（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概念，但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英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了简单概述：当某一国在时间t点上关于i部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增长率比其他国家低时，该国在时间t点上关于i部门的生产活动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1]与静态比较优势不同的是，动态比较优势更加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后发国家潜在的未来可能形成的优势。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放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和归纳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变化规律，揭示出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实质，对于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并实现优化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源于要素结构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

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要素丰裕度（或称要素禀赋），则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要素丰裕度的变化使得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的内生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使得一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改变，从而引起比较优势的变化。二是跨国资本的流动。资本流入使一国以实物衡量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以要素价格衡量的要素禀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要素禀赋变化是内生的，后者则是外生的，前者仅涉及商品的跨国流动，后者涉及要素的跨国流动。

1.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

二阶堂和宇泽（Oniki and Uzawa，1965）认为人口增长和内生的资本积累会导致各国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发生动态变化。[2]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国家劳动的数量以外生的速率增长，资本存量的变化则由国内储蓄倾向所决定。生产的两种产品中一种是专门的消费品，另一种则可兼作资本品。在这个模型中，长期而言每个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都趋于稳定，这一比率与国内储蓄率正相关。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贸易小国的比较优势会逐渐转移到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此外，将要素丰裕度内生化的重要成果还有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3]、芬德利（Findlay，1970）。[4]

林毅夫等在对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负面影响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称比较优势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5]具体思路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是外生变量，而是经济系统内生的，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的变化，要素禀赋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丰裕度影响最大。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于积累，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剩余的规模，储蓄倾向由制度因素决定，因此影响资本存量的关键是经济剩余的规模。经济剩余的规模则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活力就较强，创造的剩余就多，积累也就越大。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实现资源结构升级，从而产业结构升级也就越快。[6]

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与二阶堂和宇泽等人的模型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林毅夫等人更加注重国内资源配置和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是将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要素禀赋内在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通过要素禀赋这个关键概念和其动态性质，我们就可以把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两者联系起来重新审视。

2.外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

外生要素禀赋的变化，主要来自要素跨国流动，在现实中流动最大的是资本要素。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分析了一个国家拥有的要素数量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证明了如果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则一种要素存量的增加不仅会导致生产中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在产品产量中的份额增加，而且还会导致这种产品产出的绝对量增加，另一种产品的产出则绝对减少。如果产量增加的产品是出口产品，则导致该国的对外贸易量增加，反之亦然。[7]罗伯津斯基定理表明，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变化，也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蒙代尔（Robert A.Mundell，1957）进一步考察了要素可以跨国流动时的效应，证明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会改变各国的要素存量和相对要素价格，进而改变其贸易结构。[8]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之间究竟是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互补充关系，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H-O-S定理）已经得出了结论：商品贸易可以取代要素流动实现同一要素在国家之间价格的均等。或者说在这里商品贸易替代要素的跨国流动发挥作用。蒙代尔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要素流动也可以替代商品贸易发挥作用。蒙代尔模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当存在资本流动时，资本的流动使得国家之间的要素丰裕度发生改变，由于要素价格的作用，资本从相对丰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资本流入国的资本丰裕度上升，而资本流出国的资本丰裕度下降，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逐渐趋于消失。

（二）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

所谓要素密集度，指生产某种产品所投入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生产要素的绝对投入量无关。在资本和劳动两要素假定下，要素密集度可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也就是人均资本消耗量来衡量。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质上是从产品要素密集度改变的角度来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过程。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动态的角度实现了比较优势的转化过程。[9]这种动态变化源于产品自身属性，因此是内生的动态变化。具体说当某种产品作为最初创新产品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技术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进，该产品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比较优势也就转移到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当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或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就具有了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的比较优势。

二、源于技术进步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技术视为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对贸易模式和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类则把技术视为内生变量，除了研究技术变动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还将技术发展视作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此类分析框架同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斯文松（Svenson）等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证明了在两国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产品生产需要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投入以及不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技术的差别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两国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长期来看，只要一国能保持在其优势产品上的技术优势，那么比较优势将一直在初始优势产品上。

巴拉萨（Balassa，197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10]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国）；第三阶梯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工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担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述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1.“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6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11]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Romer，198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12]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它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87）[13]和卢卡斯（Lucas，1988）[14]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识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杨（Young，1991）考察了“干中学”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之后，认为在某一产业中存在的“干中学”效应能够溢出到其他的产业，即使“干中学”效应是有界的，存在外部型的“干中学”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引入成为可能。[15]

2.技术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0）在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动态的两国贸易模型。他们首先分析了水平产品创新时动态比较优势的差异，将产业内贸易放在动态框架下分析，证明了贸易模式是由各国研发出的新技术数量决定的。或者说，比较优势随着研发投资水平而动态演进。具体说每一个时点上的贸易格局都取决于各国企业所拥有的科研项目的数量。长期而言，贸易模式随着各国企业家所研发的新技术的数量而演进，而新技术又取决于各国R&D投资的规模。另外，水平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企业家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数量，还取决于知识溢出的范围。当知识是在全球范围内溢出时，各国研发投资数量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和初始要素成本的差异。对于垂直产品创新情形下的动态比较优势演进，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将熊彼特模型纳入了贸易理论，强调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各行业贸易模式由技术领先的行业数量决定，而后者又是由一国先前的研发投资水平决定的。[16]

3.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与动态比较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此学派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置于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通过经济组织的演进，能够获得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而决定了比较优势的内生演化。[17]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杨小凯将分工专业化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并通过超边际分析法将其内生化，说明了分工后总生产力水平之所以会高于自给自足条件下的水平，是因为分工后的专业化生产会内生出比较优势。因此，后发国家通过参与分工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可以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并且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种内生的比较优势既有“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也有规模经济的作用。[18]

三、源于其他角度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在其论文《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中[1]，认为在技术内生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变的。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即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导致该国具有潜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不能得到发展，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导致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瑞丁的理论为那些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对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国家要素丰裕度、产品要素密集度、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具体说就是利用初始要素，在政府的间接作用下，通过“干中学”效应、创新（水平产品创新与垂直产品创新）、内生个人专业化等因素，实现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此，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研究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提升劳动、信息、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结合当前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创新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技术能力的发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技术创新能力尚显落后的情况下，利用“干中学”的技术外溢效应，曾经是一条快速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可行路径。但技术学习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倾向，学习来的技术也是外生的，一般情况下，外生引进技术进步在初始阶段效果明显，但如果不能将外生的技术进一步转化为内生的创新能力，后发利益最终将递减为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和资源配置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中国必须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以维持正在增长的生活水准。目前，“中国制造”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纷纷掀起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浪潮；另一方面，东盟、印度和拉美国家则拥有更低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中国制造”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推动产业发展由投资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产业发展由投资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新技术的研发，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促进形成传统产业高端化、先进制造信息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格局。

2.鼓励企业成为区域技术创新投入、技术成果应用和专利申请的主要责任人

鼓励企业成为区域技术创新投入、技术成果应用和专利申请的主要责任人，成为研究开发人员聚集的载体，要落实和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支持企业更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

3.发现和培育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新的产业增长点

紧密围绕制造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关键技术，发现和培育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实施“中国制造2025”，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最大限度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二）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

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一方面可作为一种要素投入用于各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这种外部性是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只有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更高级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虽然中国在数量上可称为人力资源大国，但还算不上人力资本强国，很长时期内，中国要素禀赋的优势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巨大规模上，但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并不明显。如何把人力资源这个短板补齐，实现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实施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严重影响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真正实现人力资本流动。

2.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的基础上，提供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3.更加注重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调整教育发展结构，重视素质教育，普及职业技能教育，加大技能培训，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培养大量急需的产业技术工人，使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结合。

（三）发挥政府在高级生产要素和技术培育中的引导作用，积极扶持有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中尚不具有比较优势，许多产业仍处于世界的中低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肯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支持本国生产率增长潜力较大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因此对于一些有一定基础，发展潜力较大的高技术产业，中国政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给予适当的支持，鼓励并促进其发展，发挥政府在高级生产要素和技术培育中的引导作用，积极培育潜在技术优势。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引导作用

建立与创新政策相匹配的法律及相关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在法律和政策两个方面保证创新活动的正常开展。政府既要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鼓励原始创新，还要尽快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把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培育成主导产业。

2.政府要加大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

对中小高科技企业，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不仅在企业的注册、登记等方面提供便利，还要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绿色通道和信用担保体系，着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使“草根”创新蔚然成风。

3.政府要改善创新环境

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薪酬制度和奖励制度，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潜力，提高其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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