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首先产生现代版权制度的原因分析

[摘要]

现代版权制度可以说是个舶来品，在封建的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由于中国自秦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官僚政治的国家，缺乏私法的基础，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加之商人产业利益的未形成，现代版权制度很难在中国自发产生。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更是禁锢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个体主义精神，使版权保护制度无从产生。

[关键词]

中国；版权；版权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确实是舶来品，尽管古代社会产生了版权的萌芽出现了关于“版权”的各类保护，我国的现代版权制度立法还是晚清以后才得以实现。因此，笔者所指的中国古代的版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立在私权平等观念基础上的法律概念，而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公法意义上的法律文化现象。

一、现代版权制度未首先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中国古代或近代并没有自发地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笔者旨在分析中国社会地影响版权保护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因素分析为什么现代版权制度没有首先在中国产生。

（一）封建帝制制约版权的发展

1、封建帝制导致私法基础薄弱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官僚的政治体制。强大的中央集权使王室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和权力。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各朝各代都试图以集权的计划的手段控制经济，商人只有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再者，集权下的中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使商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商业的滞后导致了私法的滞后，甚至将私法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2、封建帝制反对思想自由传播

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君主，就是要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可以传播，什么样的思想要禁止传播，他对思想传播有绝对的控制权。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很多朝代都大兴文字狱，目的就是要加强思想控制，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的稳定。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对版权所做的规制的性质绝不是为了保护私权，而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利益。因此，我国历朝历代的思想统治过于严苛使知识的传播受到阻碍。

（二）版权制度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

李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与资本主义的关联绝非偶然，当资本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时，资本便会寻求一切可与自身利益结合并产生利益的对象。知识产权就是这种资本结合知识的要求。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持以知识为要素的产业得以持续。出版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的，由于资本主义其他配套设施的发展如金融体系、交通条件、信用制度等，这些因素使出版业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虽然中国宋代与西欧的图书规模不分伯仲，但图书市场的经济基础却完全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缺乏扩大再生产的产业利益需求，极少有利益驱使商人进行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开发，没有与知识结合的资本，因此，产生不了现代版权制度便不足为奇了。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国古人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版权意识，出现过一些自发的、个别的维护版权的行为，但中国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版权保护意识十分欠缺。

1、“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于《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信而好古”观念深入人心，士人们认为很多知识都是来自于天和先祖，对遗留下来的著述心存敬畏，认为过去的文化财产是维系历史与现在的纽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观念很难形成。美国安守廉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里，主张刻意模仿古人与作品实际取自自然的观念并没有使零星的制止盗印的行为发展成为保护版权的意识形态。因此复制、传播各种著述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人们没有觉得不妥，反而人们会积极地去刻印一些经典之作，觉得“窃书以为雅”，把它当成一种高尚的劳动活动，并不会担心因为侵权而遭到谴责，还为自己经世济民的情怀而欣慰。

2、耻于言利

古代士人著书立说，耻于言利，重在立言。立德立言立功成为古人创作的目标和追求。到了宋代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存天理，灭人欲”，士人重视作品的精神权利而忽视经济权利。安守廉教授认为：儒家对商业的鄙夷促成了这样一种理想，即真正的学者为教化和道德更新而不是为获利而写作；或者，就像在一句著名的中国格言如此简洁地表述的那样，“藏之名山，以待后世”。儒家思想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罪莫大于多欲”、“立言后世，教化为先”都是这种耻于言利的思想的体现。因此，古代士人的著书立说，很大程度上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并不是刻意地追求财产利益。古人保护版权侧重于作品的完整性和精神价值的保护，而对于财产利益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在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下，版权制度很难在观念上得以产生，更不用说形成现代版权制度了。

3、“亲亲尊尊”的忠孝观念

“亲亲尊尊”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受到这种官本位和忠孝观念影响的士人，很缺乏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他们认为有传播思想的需要却缺乏权利保护的概念。这种观念强调的是人在集体中生存，必须符合集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阻碍思想的传播呢？反观西方著作权的产生，作为一种私权，西方的著作权产生于作为私权的原始著作权，其基础便是权利义务关系明晰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亲亲尊尊”的忠孝观念和官本位思想使中国民众难以产生权利意识，也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二、结论与思考

我国虽然没有首先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但古代的版权法律文化确实在历史时期有很大的作用。随着中国本身封建社会的近代化，法学作为上层建筑也逐渐近代化，近代中国著作权法史应上溯至1840年，下袭至1949年达110年，从这一个小小的侧面就可以窥见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文化现象的产生和沿革都离不开本土，不能以现代的眼光去评价当时制度的优劣。随着近代法律的移植和近代化进程，尽管有些法律制度在其他国家运行得很好，但生搬硬套的规范很可能会引起水土不服的恶果。我国古代无论是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还是文化传统都和西方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没有版权制度的生存土壤。总之，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我国古代版权保护的基础上，古为今用，进一步推动现代版权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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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畅（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2010级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