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我们走了多远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带给世界一个新词语和概念：“中国奇迹”。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的这场摸索前进式的改革，将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

站在三十年的节点上，对历史的反思与回顾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确切的信心，清晰地认识自我，理性和建设性地对待未来即将出现的悲伤与喜悦，再创改革新局。

三十周年，中国在富民强国的路上走了多远？衡量这个答案，也许我们要明白，离开起点的我们，现在面对着怎样的阻力，面朝着何方再出发？

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导致改革进程仍不均衡

《中国改革》：在三十年的节点上反思改革，各位如何评价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思路，它是否达到了对称或者均衡的发展？

高尚全：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本着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内后体制外，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再全方位开放的原则攻克了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难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妥善处理发展中的各类矛盾，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沉着应对国内外的突发事件，始终注意协调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努力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避免了由于举措不当而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剧烈动荡，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杨启先：衡量三十年改革也很难说完全是对称、均衡发展的。我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改革不是采取一揽子推进的方式，而主要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

改革前的一套体制非常系统和坚固，有些东西已长期发生作用，改革想要整体突破很难。首先，这牵涉到观念问题，不是所有人的观念都能一下子转变过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个难点是利益调整，改革归根到底就是权力，利益的调整。渐进改革的好处，一是起速比较快；二是容易见效，推出以后马上可以见到一些效果；三是有利于较快统一大家的认识，提高改革的支持率和积极性。

保育钧：我认为，目前来讲已经进行的改革，总体结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的单兵突进式改革。

《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总体看来很难实现协调发展，那么这种不协调体现在哪里？

秦晖：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认为，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须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1992年后到现在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但因此而积累下来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

高尚全：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并不均衡。

比如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凸显，就反映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服务体制尚未根本打破，新的公共服务体制仍在重构当中；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同市场机制不完善相联系的；民生问题是同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相联系的；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助长了浪费性地使用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难。

杨启先：我也同意高会长的说法，目前的改革进程仍不均衡。如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现在还是滞后的，劳动力市场也没完全放开；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进程比较快，但再次分配制度的改革依然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目前我们还处在一个前进的过程当中，要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2020年。

垄断与权力的扩张有悖改革初衷

《中国改革》：您觉得，在三十年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或者说改革发展进行到现在，最固有的、制约改革发展的问题是什么？

高尚全：在改革进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与改革者初衷相悖的社会问题，例如：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的问题，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两步利改税、企业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始终都是在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上做文章，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国有产权制度。行政垄断行业逐渐发展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已有的实践和研究证明了，行政垄断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衡机制。早在改革起步初期，邓小平就对党的绝对权力提出了质疑，试图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中期以后，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近些年来，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土地批租、国企改制、金融市场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正是行政权力掌控的重要方面。这些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行政垄断收入分配不公。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打破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来了社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但同时，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已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同时，我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真正引发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不是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而是通过权力垄断、权钱交易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

行政垄断的存在，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到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影响到居民个人的收入差距。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重要原因。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明显倾向于集中权力、维护垄断、剥夺私人权益的政策和措施，被堂而皇之地插上了“改革”的标签，甚至以“改革”的名义复制旧体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中国改革》：那么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最固有的、制约改革发展的问题，是由垄断和无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

高尚全：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制度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不改变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客观地讲，保持政治架构的稳定，为在经济转轨的同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形成对立。这种现实的存在，导致党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不断遭遇意识形态的责难，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意识形态的保护下，传统的政治架构为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合法性，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由此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保育钧：我同意高会长的说法，改革三十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找到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

行政权力的扩张，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权力配置资源。在组建所谓大型企业集团以及解决一些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时，不是依靠市场化办法，而是用行政管制办法。比如，目前以安全生产、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为由，把民营煤矿弄垮，组建大的国有煤炭集团等等；出不出事故、环不环保不在于企业是国有还是民营，也不在于企业是大是小，最关键的还是产权明晰、责任明确。

垄断问题，也是权力无制约造成的。垄断行业能获得巨额利润，是因为他们可以借助行政权力，排斥民间资本进入，而对各种公共资源无偿占有的结果。他们的利润不向国家分红，国有企业实际上不是国家所有，利润也不是全民分享，而是变成了少数利益集团的盘中餐。全民财产为什么不列入全民预算呢？更值得忧虑的是，很多时候，垄断集团捅了漏子，反而又是中央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买单。

经济结构不合理要从利益格局中找原因。投资过热，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难，要从体制、制度上找原因。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也必须依靠人民，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储蓄与消费不平衡。国有企业收入、利润分配不公开，不平衡。资源溢价本应归国家，但现在却归国企和特殊背景的内外资企业独占。

杨启先：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经营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原来计划经济那套体制，本身并不完全适应市场要求。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效益还比较好，但那是因为垄断的关系。如果将他们真正摆到市场上去竞争，没有政府的背景，它可能就很难生存。

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或者叫所有制问题。这项改革至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滞后的。

我们的所有制的模式基本上是前苏联的思路，以国有制为主体和基础的公有制。现在我们提所有制结构，基本上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国有垄断部门、垄断企业、国资委一直都非常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必须由国家来控制。

我们经济的总体效益都不是很高，长期处于投入多产出少的局面。如我们每年所消耗的资源性产品大多要占全世界的20%甚至以上，但产出却只有5%左右。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国有垄断严重。深化改革，首先我们从观念和理论上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也就是对国有制的作用要重新界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当中要起一定的作用，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须的，但绝不是越多越好。国家管理社会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有助于稳定社会、促进发展。这是它的经济职能。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就是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我们应该更多强调国有企业的经济职能，而不是政治职能。绝不能认为在某些行业里少了国有垄断企业，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其次，在制约权力方面，我也有些看法。在权力的制约和调整中最关键的就是政府权力的调整。一开始的改革，权力往往是由上到下，单方向的调整。上面把自己的利益调给下面的地方、集体、个人，也就是“放权”。放权的同时，也进行同一方向的“让利”。因为改革前中央集中的权力太多太大，改革就是要把集中的权力释放一部分出去。这种单方向的调整，得益的是大多数，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和执行。但改革到现在，这种方式的权力调整，余地已经不大。现在必须做横向的调整，甚至有些还要做倒向的调整，这就非常困难。

秦晖：这些年来的改革已形成一种怪圈，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这种怪圈的产生，就在于“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还呈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特点。

首先，我们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我们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

其次，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突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成为严重的改革隐患

《中国改革》：改革初期，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而现在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普遍要求，已经越发重要地被提上下一步改革的日程。放在三十年改革这个时间段中，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秦晖：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实现“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如今不仅存在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还叠加“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者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被克服，反而有加剧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杨启先：就社会层面来说，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改革隐患。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开支主要是两大块，一是行政性经费，另一个就是国家投资。不仅是投资建一些基础设施，还要在关键性行业去投资垄断。从市场经济来说，国家不一定要搞那么多投资，一些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应该交给社会去办。而国家应该将这些钱节约下来做社会公益事业。但实际上，因为牵涉到很多部门的利益，本应用于提高生活、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改善人民生活的再分配的钱，都用去投资了。因此，以内需为主，这个口号讲了多少年，根本没什么进展。为什么？因为国家财政开支不合理，导致医疗、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发展。

从建国以后，我们就开始建立社会保障，比如退休养老、公费医疗等。但那时的覆盖面很窄，只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员工享有。广大的农民和国有企业以外的员工，不在保障范围之内。改革开放后，真正覆盖和惠及全部国民的社会保障没有从改革开放开始时一步步跟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做到全面覆盖。

保育钧：社会主义要有社会，不能空谈主义。还权于民，必须发展社会组织。三十年的改革历史已经证明，改善民生必须发扬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应扩展到社会层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各类社会主体有序参与。

政府不能当万能的救世主。必须开放社会空间，让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作用，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使整个社会都处于均衡和谐的状态中。同时，各个利益主体应切实具有知情权、问责权、表达权。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能只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