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协作

摘 要：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往往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工业环境的矛盾关系，而对于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缺乏关注，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生态文明内涵中的自然维度（人与自然）的一些理念要过渡到人文维度（人、人、社会）之中，这对于北京城市精神的理解是一个重要补充。我们可从“公平—包容”、“协作—创新”这两个脉络论述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关键词：公平；协作；生态文明；北京精神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6-02

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并首次提出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这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方式和发展理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

一、“生态文明”的历史思维惯性和新的人文维度

狭义上，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是在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严重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反思之后、逐步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朴素唯物史观；另外一种就是把人与自然进行“主体—对象”化，例如新中国早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掀起的“大生产”运动，所谓“人定胜天”、“征服自然”。这两种思想都是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和“绿色城市”，大多数都是提出着力推进绿化、循环、低碳、节约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些论点和思想在具体城市规划和建设实施上，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存在不少华而不实的表面工程。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生态文明的解读只限于人与自然环境、工业环境的矛盾关系上，而对于生态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矛盾关系，缺乏理解和人文关怀。

如今，在国家高度上提升生态文明的概念，需要把其中的人文理念和维度凸显出来。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物种、工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还要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和平衡。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人看作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首先是自然人，人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际关系、人际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是一个市场丛林和公共领域。因此，生态文明的自然维度（人—自然）的一些理念要过渡到人文维度（人—人—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和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当今世界的城市建设同样如此。尤其是一些硬件建设较为完善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它们未来的发展应该放在解决和维系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心态和人际关系的问题上来。

二、生态文明与北京精神的“包容”

生态文明中的自然向人文过渡的第一个理念就是“公平”。这种“生态公平”不仅体现为人与自然的种际公平，还体现为社会和公共空间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公正。对公平公正的违背，虽然可能不会有自然界那样的灭顶之灾危险，但是会产生特权阶层，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使得人际关系紧张和疏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降低，嫉妒、仇恨心理滋生，人与人心灵和思想的生态链条发生断裂，引发社会的萎缩和动荡。北京精神中提出的“包容”不是对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简单机械地组合和囊括，而是一种“和而不同”——实现这种对立统一的保障就是公平：公平的权利分配、公平的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秩序，倡导正义和个体责任，发展基层民主，消除权贵思想和行为、尊重文化多样性（如外地习俗和一些亚文化），离开这些观念和制度上保证，包容则无从谈起。

“包容”既指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胸襟和气度，也是一个城市尊重差异、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多元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多种力量制衡的结果，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是不会强制其他文化的认同，但也决不会妥协求同。”[1] 北京目前常住人口二千多万，拥有作为新市民的外来务工人员八百万左右，居民与国内国际流动人口年度总数近1.7亿，居全国城市之首。具有多向性的包容使这个城市日趋呈现“和而不同”的人文状态，不断以化合反应、而非物理累积的方式生成新文明成果。因此，包容意味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关怀，对各种差异文化的高度珍视，对市民个体权益公平和公正的维护。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 “公正即和谐”，这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公正偏离意味着文化歧视和群体分裂。

北京的“包容”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公正”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理念，引申出城市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公民社会。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必须通过长期培育、逐步确立人本精神、法治精神，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公民不仅有义务，更重要的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其次，就是公民的责任意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负有责任。只有当公民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第三，生态文明应该建立在公共秩序制度环境下——这也是“包容”所倡导的。随着北京积极拓展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营造出鼓励竞争创新、理性选择、宽容思想和失败、崇尚正义、维护规则、遵守秩序、平等待人的社会氛围，努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包容”和“公正”内化为深入人心的基本社会价值理念，形成宽容的市民素养与包容的城市精神多层面呈现的格局。

三、生态文明与北京精神的“创新”

生态文明的人文维度之二就是协作。生态文明就是生物链的丰富延展、以及链条上的各个主体的竞争、传递和协作。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类提供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更为兴趣相投、富于才华的人们提供相聚、交流和学习的事业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人与人的生态环境。根据生态学理论，自然界由具有不同生命特征的生物体组成，各种不同的种群、族群以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各种复杂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生态系统[2]。生态文明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生命体的协同进化和优胜劣汰同步进行，这与创新机制存在很大的耦合性。无论是个体创作抑或是企业创新、产业升级，都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再到衰落的生命周期过程。在这过程中，创新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之中，个体与企业、政府机构、研究院所和各种中介不断进行信息、人才和思想的交流。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内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种群及食物链，创意产业价值的实现往往固化于特定的终端产业，但是创意的源头往往是个体或是团队，并且，其创新产品的生产又离不开作为中间环节的低端产业的支持。由此，层次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成为创意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所谓的创意产业链或创意产业网。

创意的产出难以实现规模化，一旦创意个人成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的明星、公司规模变大直至垄断市场，其创新能力很可能会下降。创意生态必须是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如约翰·霍金斯指出：“创意生态是一种利基生态，在里面，多样化的个体通过一种系统的、适应性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他们利用一些想法产生新的想法。在这种系统中，重要的是关系和行动，而不是其基础设施。这种创意生态的力量可以用能量流动以及关于‘意义’的持续学习和创造来衡量。”[3]北京要提倡和发培育创新精神和能力，不能仅局限于物质奖励、资金支持以及硬件建设（如文化产业园的重复建设），而是应该以生态文明的观点来认识“创新”——它取决于生命物种（创意主体）是否能够生活在一个相互学习、比较、交流、竞争的环境之中；创意的产生、产品的设计和改善都是来源于“大量的、微小的、不可记录的、每天的相遇，这些相遇随着高度分解又协作的产业集聚区增多而变得特别普遍”[4]。

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应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和汇集大量闲散的、个体的、自由的创意开发人员，使得创意产业的组织形态多样，营养链与食物链完整。同时，政府要鼓励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以及各种中介的建设，下放市场管理职能给这些市场“活性菌”，从而让市场形成完善的生态群落。大量工作室、小企业及相关的文化经纪、法律、金融机构在空间上聚集，通过分工联动，发挥集聚效应，打造一个集产业经济和文化认同于一体的业态。只有营造一个生命能量可以循环传承、生产网络结构可以无限组合的城市，北京的创新能力和成果才会硕果累累、层出不穷。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上指出“中国梦”是“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其中的“人民共同”包含了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呼唤，以及用创新引领民族复兴的设想。把生态文明与北京城市精神、文化生态融通起来论述它们内在联系，既表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平等、平衡的生命伦理，也体现了当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思想。

参考文献：

[1] 张景秋.北京的文化包容性与世界城市建设[J].北京规划建设，2010，（5）：39-41.

[2] 王如松.现代生态学的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03.

[3] 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官方微博.

[4] 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M].董树宝，张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