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红会模式下的思考

2013年5月6日晚9时许，高敏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后就急匆匆结束了此次采访，接着她联系了深圳红十字会的一位志愿者司机。20分钟不到，这位志愿者驱车赶来，载着包不离身的高敏直奔龙岗区的一家医院。

作为深圳市红十字会（下称“深圳红会”）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这种工作状态从2005年一直持续至今。“全国第一例多器官捐献案例，就是在我不经意接到打来红会的一个电话后协调完成的。”当时还是红十字会无偿献血与骨髓移植协调志愿者的她万万没想到，一通电话竟让自己成为国内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下称“协调员”）。

如今，全国已有260余位协调员，并在3年试点期间协调完成器官捐献案例659件。而此时，深圳红会的协调员已增至3名。这3名协调员的日常工作除协助红会做一些器官捐献相关的宣传活动外，就是随时前往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医院，与ICU病房以及所有可能产生潜在捐献者病房的医生进行沟通交流。而这些也仅仅是深圳红会模式下的器官捐献能够领跑全国的原因之一。

协调员各负一方

“没有捐献，何来移植？”深圳红会常务副会长赵丽珍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有感而发，器官捐献细分为两类，其一是没有发生捐献行为的志愿者；其二是可能发生捐献行为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前者，我们要靠宣教来营造社会氛围，调动市民积极性，并鼓励大家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后者，我们则主要靠协调员主动前往医院宣传，并挖掘潜在捐献源。”

相比之下，后者对器官捐献的意义更大。“一旦发现潜在捐献者，我们的协调员会第一时间赶往医院与其家属与主治医生对接，同时还要通知自己所对应医院的OPO。”赵丽珍所提到的协调员所对应的医院，实际上是深圳红会长期合作的几家具有国家卫生计生委资质的移植医院。其中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和广州总医院（下称“广总医院”）。“OPO的选择，我们首先考虑地域因素，限制在广东省内；又由于深圳最初没有移植医院，我们再考量省内14家移植医院的综合实力，最后敲定了这几家医院。”在赵丽珍看来，协调员与OPO一一对应后，能够免去很多不必要的交涉，同时也能为接下来的获取工作节省一些时间。

当然，除了协调员与OPO的对应，另一个区域化负责制也是深圳红会提高效率的关键因素。“之前，深圳一家医院出现潜在捐献者，他的主治医生通知了我们两位协调员，而两位协调员也分别通知了自己所对应的OPO，这就引起了混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深圳红会遂决定按区域划分的形式，安排每位协调员分管不同区域。如此一来，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发现以及器官获取工作的开展更具针对性。

可以看出，深圳红会无论是在器官捐献工作的宣传还是协调员的区域责任制度的制定方面，都可谓煞费苦心。然而，对于OPO获取器官前对捐献者各项指标的评估，是否由红会监督其完成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的信息上传工作，赵丽珍则称：“器官的分配与移植属于卫生部门负责，红会主要负责协调器官的捐献、捐献见证以及捐献者的后事处理。”为此，记者走访了广东省卫生厅，其器官移植工作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13年5月，卫生厅并没有接到有关监督各移植医院的OPO强制性使用COTRS的文件或通知，目前卫生厅在器官移植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对医院移植行为的监管。

而同一个问题，记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处得到的材料《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流程》中发现，规定了器官专职协调员监督见证分配过程。这样一个典型的“两部门”负责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缺位。

统一救助出口

器官捐献的协调以及器官获取过程中的捐献见证，也只是深圳红会工作的一部分。赵丽珍称，最有压力的还属捐献者家属的善后工作。

“器官捐献要严格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我们的协调员会在协调初期将此规定表明，并让家属签署《无偿捐献器官自愿书》。待器官捐献完成后，协调员会依据情况，告知家属申请困难救助。”赵丽珍称，这里所说的困难救助，是人均两万元标准的一笔款项，但需要家属出具其家庭收入证明和户籍所在地的困难证明。倘若家属不申请此项救助或没有任何证明，深圳红会将只负责其家属的路费、殡仪火化费以及一部分误工费。

除困难救助外，深圳红会还有一笔特殊的款项，即医疗救助，给捐献者所在医院。赵丽珍称，医疗救助是用来填补捐献者家属签署自愿书后所产生的一部分医疗费用，以及OPO在捐献者所在医院获取器官时产生的另一部分医疗资源的费用。“医疗救助的费用，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总额不能超过5万元。”

掐指一算，若一名捐献者既申请困难救助，又符合医疗救助标准，那花费在该捐献者上的最高费用就达7万元之多。钱从何来？

赵丽珍对此的解释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提出了建立器官移植专项基金，并规定了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四个一点”，即政府投入一点、社会募捐一点、移植医院捐献一点、受益者捐出一点。“政府那部分是各地红会向当地政府申请，我们则是计算每年大约需要的救助费用，将预算提交给政府；随后开展主题与宣传活动进行募捐；还有就是向我们的合作医院申请捐款。”赵丽珍称，提及的捐款类项目均为自愿行为，同时坦言，因为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合作医院捐款有多有少，参差不齐，也有一些干脆不捐了。

相比社会各界捐款的不及时或个别合作医院捐款的不到位，最让赵丽珍感到无奈的，则是各地区甚至是个别医院的违规运作。“我这里最要强调的是，人道救助不能由移植医院出面与捐献者家属协调，更不能让协调员当面拿钱给捐献者，这笔救助一定要统一由红十字会出。”赵丽珍透露，之前有捐献者家属与之协调，称其朋友在某地一家移植医院捐献器官，院方直接与家属交易10万元，并称深圳的价位太低。“我最反对移植医院与捐献者家属直接金钱交易，这是最不规范的行为，不仅有悖器官捐献的初衷，也打乱了整个器官捐献体系的秩序。”

这不禁引人反思：秩序一旦被打乱，以后就再难遵行了。而整个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秩序，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维持？值得深思。

近期《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剑指各地红十字会占用器官捐献的垄断资源，逼捐各移植医院。我们暂且不评论这则报道真实与否，单凭红会在整个器官捐献与移植链条中所担任的角色，就很难不惹人怀疑其有垄断嫌疑，这毫无疑问。但产生怀疑的根源何在？唯有监管体制的缺位以及各社会组织本应公正透明的社会形象滑坡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