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下)

内容摘要：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是整个负所得税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到底如何，对于全面评估负所得税政策的可行性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削减论”、“劳动供给削减质疑论或增加论”、“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有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七点评论。文章填补了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内研究的空白，可为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负所得税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修正论

（一）Pen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nman（1968）提出将税收多少与预定计划工作按比例联系的一个补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把补贴进行分级，即劳动者的额外收入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递增。他讨论了计划的缺点，并断定工作激励将被保持，劳动供给却不会减少。

（二）Perl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rlman （1968）认为，只要闲暇不是劣等品，任何补助低收入者的计划都倾向于削减劳动供给。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到的收入就会超过仅靠劳动所得取得的收入。Richard Perlman 提出一种补贴计划，它把税收补贴和完成的工作量挂钩。他也检讨了该计划的缺陷，并指出，在这样一个分等级的计划下不能确定工作激励得到完全保证和劳动供给不会削减。

该计划的主要缺陷可能有：首先，根据工作时间多少支付负税的任何计划将难以管理（或者说太昂贵了）；其次，由于一直从事工资率低的工作，他们提高技能的激励会减弱—或许会很严重；最后，由于角点解的存在，作者建议的负所得税方案，尽管人们工作时间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是效用水平却下降了。从作者提出的方案来看，超出负荷状态的过度劳动是不鼓励的。

Perlman最后的结论是，人们对收入的偏好胜过闲暇越强烈，这样的计划在实现保证劳动供给目标上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三）Martin Rein（1973）对英国FIS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英国家庭所得补助（Family Income Supplement，简称FIS）基于以下原理：补贴只支付给全职就业者，不能享有大多数的保险和福利计划，因为后者通常支付给那些工作中断者。在英国，自从1795年斯宾汉姆兰体系结束以来，那些全职就业的人一直不能得到补充性补助 （supplementary benefits）。

FIS计划是为有小孩的家庭设计的，要求家庭的户主从事全职工作，且每周不能少于30个小时。跟正税体系要求强制登记不同， 负所得税的申请是自愿的。任何家庭如果想得到补贴，需要提出申请。

Rein指出，英国FIS在实施中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低覆盖率（take-up）和工作负激励。从第一个问题来看，美国公共政策几乎受如何削减福利工作量这一问题的困扰，恰恰相反，英国却致力于如何增加符合资格的接受者的覆盖面。从第二个问题来看，几种很低的补贴执行的税率和支付的递增的税收被认为影响工作行为。

人们或许争论，英国的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这些社会补贴能够带给他们同样的收入，而工作的时间短一些，整个效用可能提高了。而且，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为低的失业率所抵消，以致整个生产水平不会下降。当工人有机会改变他（她）们的职业地位而不是工作时间的数量，人们或许希望他（她）们偏好更好的工作，因为它提供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应的其它非经济因素。而且，FIS申请资格要求补贴接受者从事全职工作（前面提到，它是按照每周工作30个小时来定义的）。既然补贴仅仅支付给有工作的穷人，这使得工作的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具有吸引力。因而，FIS激发了家庭户主继续工作的正向激励。

实际上，人们很难对各种税率给低工资工作者激励所带来的累积性效应作出评估。有关高税制知识和实际工作行为的联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追求的收入平等的实现恰恰是以整个收入等级的高税率和某些劳动所得水平的等级（notches）为代价来实现的。这些不平等和异常源于两套平行体系的存在：一个是税收体系，它基于一套原理，包含一系列救济和减免（allowances）；另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基于另一套原理，包含另外的补贴和减免。

为了克服FIS带来的这些弊端，来自保守党的英国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巴伯在1972年预算报告中提议对收入课征30%的税率。这既可以用来计算高于税收门槛的高额税收，又可以把某些社会补贴（benefits）支付给收入低于那个水平的人群。它将是一个综合的负所得税，把一些补贴揉进税收体系。

在英国，用税款抵免（Tax Credit，简称TC）体系代替FIS等福利体系的提案起初没有获得通过，但后来还是得到贯彻实施。关于TC方案，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它从税收改革的角度提出。这个提案明显不同于美国讨论的负所得税制：它并没有试图削减补充性补助（supplementary benefit，简称SB）数量，而是保障最低收入，或者鼓励工作。

（四）Cooper旨在解决英国就业的负所得税计划

A.G.Cooper（1983）指出，政府应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要既能有效地解决就业，又不会引起对其他宏观经济方面的冲击。一个设计得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是关键的第一步。一个合理的负所得税计划更有可能使潜在的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可以利用财政获益来安排就业，从而达到充分降低失业的目的。这个负所得税的税率相当接近于当前对大多数人适用的税率。该计划已经在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显著地降低了失业率。

有关失业最重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失业人口还是愿意工作。提请注意的是，解决就业的激励必须从雇主和雇员两个角度来考虑。普遍存在的问题却是，仅仅从将成为雇员的角度讨论激励，而没有从将成为雇主的角度讨论之。因而，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上反映了已经发生了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负所得税通过取消现存的对就业的征税能够改变激励结构，从而充分就业可以期待。由此看来，雇主没有动力去雇佣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给雇主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价值大于现实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简称MW）。

作者不仅反对MW，也反对就业保护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简称EPA）和类似的措施。因为后者也提高了雇佣的潜在成本，进而对雇主产生负激励。设计恰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有利于阻抑自动化引起的技术性失业。

负所得税在经济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Cooper（1983）认为，就实质而言，负所得税跟如下的税收制度是类似的，如：反向税（reverse tax）、税款抵免（tax credits）、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 他还指出，全面的失业补贴（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subsidy）跟它们也并无差异。以往的许多研究仅仅考虑了税收或社会保障的单一效应，却没有考虑它们的联合效应，如米德（James E.Meade）等人。Cooper指出，当研究它们的联合效应时，有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支付和收益主要或全部依赖于个人所得，不妨称之为“总括所得税”（generalised income tax，简称GIT）。

实施负所得税的充分条件是GIT 的边际税率不能超过一个“太高”的值。“太高”到底是多少在有关激励的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有证据显示，上限大约是70%-75%的税率是可以接受的。

Clarke在1977年列出了大约44 种需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不同的补贴形式。这是因为每一项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补贴提高了GIT的税率，使之接近100%，以致形成贫困陷阱，并对就业带来负激励。而负所得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对负所得税简化税收-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潜力，而不是这提到的理由更有兴趣。实际上，现存的计划太多了，如临时就业津贴（Temporary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TES）、工作创造计划（a Job Creation Programme，简称JCP）、年轻人就业津贴（Youth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YES）等，更不用说FIS。负所得税的提案只有与税收—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检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正确的。

最后，Cooper对负所得税的三个反对意见进行了一一驳斥。

负所得税创造的额外工作报酬很低。聊胜于无，社区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种工作来实现的，而工作机会又是在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案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方案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而且，负所得税体系应该特别有利于边远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很明显，如果许多人能够找到有工作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居住在这些地方。

负所得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吗？准确地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就业从我们面对的其他主要宏观经济问题中摆脱出来。这能够使得处理诸如通货膨胀和城市衰败等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负所得税是一项昂贵的政策吗？这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工人继续争取尽可能合理的高工资，几乎可以确信全体人口将会支付较少的总括所得税。或许真正难以避免的是对现有财富的某种再分配，当然，尽管一些人不希望回避这个问题。

（五）Moffitt对美国TANF和EITC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负所得税的建议无论是在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策的维度看，负所得税提案推动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耗资高达上百万美元的现场试验，试图测量劳动供给的效应。尼克松总统曾提出一个负所得税的版本，后继的其他总统也曾经思考过这种转移支付计划。虽然负所得税的理想形式从来没有获得国会批准，但是现行福利计划的税率出于工作激励的考虑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按照1996年联邦福利改革法令的要求，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降低了福利税率（指1996年由AFDC向TANF的转变—译者注）。而且，20世纪90年代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的增长已经引入了一种比弗里德曼所设想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负所得税。这说明，利用财政手段激励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的思想在盛极而衰，沉寂了多年之后，最近在政策界出现了复活（resurgence）。

Robert A.Moffitt（2003）重点考虑了负所得税中心思想的两个挑战：一个是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有关；另一个与使用工作条件要求反而引致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关。

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负激励。Moffitt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看法非常新颖。他认为，劳动供给的平均变化符号是不确定的。这种符号的模棱两可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无关，两个效应会把工作努力推向不同的方向；即使在劳动供给函数中替代效应总是大于收入效应，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这个问题与成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负所得税计划要在工作激励和成本之间权衡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其他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项均为负，反映了负所得税与其他所有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支付计划一样削减劳动供给的事实。Moffitt（2003）通过表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税率削减引起工作时间的增加，但是随着税率的削减工作时间的增加有时是很小的，甚至有时效应是相反的。低弹性比高弹性更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增加。

另外，西雅图和丹佛试验的研究考察了这种变化对丈夫、妻子和单身母亲的效应。对丈夫和妻子来说，更低的负所得税税率削减劳动供给的数量—事实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福利体系。对单身母亲来说，负所得税税率的削减通常提高劳动供给，但有时削减劳动供给，这取决于保障收入水平。这两个群体反应的差别部分是因为收入差异所致。

这些研究的政策教训是，负所得税可能提高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削减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在收入保障水平和隐含税率的某些组合中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成立，而其他的组合中不成立；某些收入分配存在这种效应，其他的则不存在，这取决于沿着预算约束线在不同的点上家庭的相对数量。因此，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因地而异、因人（如群体）而异和因时而异。

2.工作条件要求与劳动供给增加。20世纪8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在其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现存的福利体系提出非常具体的批评，同时还详细讨论了负所得税。

在过去的30年，美国福利体系政策呈现多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有些发展方向跟弗里德曼型负所得税是一致的，有些却不一致。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涉及福利税率、工作条件要求（work requirements）和多重计划（multiple programs）。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条件要求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福利政策的特征，尤其是遵照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它们已经成为现金福利计划（如TANF）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作条件要求制度把人口分为能工作的人和不能工作的人。适宜雇佣的群体如果没有工作将得不到任何支付，仅当他们工作时间达到最低的数量要求时，才给予补贴。不适宜雇佣（nonemployables）的群体将给与一定保障水平的收入，它可能按照低的负所得税税率逐步停止，这是基于他们或许能工作一定数量（尽管较小）的假设来设计的。

然而，一些模型初步证实，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工作条件要求和分类转移支付体系（categorical transfer systems）比纯粹的负所得税更有合理性。比如，在1996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福利接受者的工作水平显著提高，现在福利接受者工作水平超过30%，而改革前的仅为5%甚至更少。这种变化是否完全是税率削减的结果，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工作条件要求也被引入，经济已经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EITC和1996年以来各州的福利改革来看，美国有效实施负所得税的规模远远超过弗里德曼的预料。1996年用于EITC的支出超过现金福利支出，并且这个差距越来越大。2000年，EITC的开支高达260亿美元，TANF的开支高达140亿美元（Moffitt，2003a，Table 1）。另外，2000年有600万人收到现金福利支付，EITC的领取者高达5500万人（Moffitt，2003a， Table 3）。

最后，Moffitt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定得相对较低—在州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中这一水平远远低于贫困线（PL），常常仅是PL的一半—但是，隐含的平均税率也极低，从而导致支出居高不下，加上补贴资格的要求使得计划深深卷入收入分配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超级的负所得税，平均劳动供给增加了还是削减了。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供给的全面效应是正的；尽管单身母亲的劳动供给增加了，但是家庭收入来源居于次要位置的女性（secondary workers）和主要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还是削减了（Hotz和Scholz，2003）。

第二，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指EITC）并不是取代福利计划，因为它没有给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贫困家庭提供任何帮助。事实上，劳动所得补助本身在其低的范围内是累退的，给更加贫困的家庭反而提供更少的补贴而不是更多的补贴。

第三，从美国福利计划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1968-2000年间，所有福利计划总的人均支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上升，但是其构成已经明显转向实物计划（in-kind programs）和适应不同人群的专项福利计划。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医疗计划，主要是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部分的增长。

（六）Spermann和Strotmann对德国T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负所得税计划试验为财政激励计划（financial incentive schemes）和社会试验提供了权威的证据，财政激励计划和社会试验导致了工作补贴（in-work benefits），如劳动所得税款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的实施。在20世纪90年代，工作补贴在美国和英国全面实施，新的激励计划如SSP也在加拿大通过社会试验的方式接受事实的检验。

Alexander Spermann和Harald Strotmann（2006）报告了1999-2002年间德国的第一个现场试验（field experiments）中试验组（program groups）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s）的经验证据。评估的计划—T负所得税是一个对福利接受者有时间限制，需要经济状况调查的就业补助项目。Spermann和Strotmann 使用在德国曼海姆（Mannheim）实施的福利接受者试验的数据估计出了 T负所得税试验对参与概率的影响。平均试验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简称ATE）是显著的，位于6.6%-6.8 %之间。

然而，不论使用什么估计方法，Spermann和Strotmann都能证明 T负所得税的供给（包括全国性的失业人口和失业持续的时间）对福利接受者工作决策存在正向的小的影响。因此，试验无疑有助于在T负所得税对参与决策的效应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总之，研究结论是：第一，如果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没用正确执行相关的计划，T负所得税与正的或负的就业效应没有联系，也就是说，T负所得税对实施的环境非常敏感。第二，Spermann和Strotmann 发现，T负所得税对参与决策存在正的就业效应。在相同的地方性劳动市场，T负所得税接受者比对照组在劳动市场有更高的参与概率。如果读者接受了观测假设（observables assumption）的选择问题，那么平均试验效应（ATE）是6.8%左右。

从2004年1月起，按照 Hartz IV法案的规定，T负所得税获准合法实施（见Viertes Gesetz，2003）。这不仅是因为吸取了对福利接受者予以制裁的“用胡萝卜激励作为大棒的补充”这一积极的国际经验，而且基于评估中发现，并在2002年最终报告中提出的T负所得税在微观水平上有小的正的就业效应。

全国性的T负所得税为运用非试验方法更全面的评价这个计划提供了新的机会。Hagen和Spermann（2004）制订了有关如何评价2004-2008年期间的T负所得税的日程，准备进行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研究：宏观的评价可能揭示，像T负所得税和SSP这些有时间约束的财政激励计划仅仅是一定时期内突围“贫困陷阱”的一种思路而已。

如今改革德国劳动市场政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学术界。几位学者支持财政激励计划，而不是公共就业计划（PEP）。尽管激进的改革提案在政治辩论中获得很少的支持，改革公共救助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已经提出更加温和的改革提案，只是还没有引起政治争论。最后，从2004 年以来，从福利到工作战略（welfare-to-work strategies）逐渐受到欢迎。然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如果为福利接受者提供的主要是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那么这个战略将是很昂贵的。

评价与借鉴

综上，本文分别从“劳动供给削减论”、“劳动供给质疑论或增加论”和“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研究进行了梳理，笔者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对这些研究文献予以评价。

第一，笔者认为，劳动供给效应应该从更广的角度进行探讨，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失业还是就业的影响；对工作时间长短的影响；对工作努力或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就业结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乃至不同职业）的影响以及置于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样界定劳动供给效应的价值在于，可以使我们对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从广度和深度上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进而对负所得税政策作出更为科学全面的评价。譬如：从负所得税对劳动需求的间接效应来看，负所得税可能对高工资的工人有利，而对低工资的工人不利，尽管负所得税解决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问题；从负所得税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间接影响来看，负所得税可能对中西部地区不利，而对东部地区有利，尽管负所得税的补贴接受者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第二，从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界定来看，失业率的升降与人均工作时间的长短不是从同一个角度而言的，两者并非总是一致。一般来说，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但在业者人均工作时间可能增加、不变或减少。在就业者平均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考虑到负所得税适用的对象主要是工作不稳定的低收入者，他们往往以临时工作或兼职为主，经常变换工作，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考虑不同工作之间的异质性，并且认为负所得税的接受者的人均工作时间少于社会平均工作时间，那么，可以推定如下的命题：因负所得税的实施导致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但在业者人均工作时间可能减少（或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经济社会越发达，人们对闲暇需求越强烈，平均而言，人均工作时间也越短。从短期来说，激励工作，不“养懒汉”是负所得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从长期来看，负所得税的这一目标在工作激励方面越有效，则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偏离越远。

第三，夫妇之间到底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或者兼而有之—既是替代品，也是互补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直接关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大小。笔者认为，夫妇应该既是替代品，也是互补品，关键是哪一个占主导。不同的家庭类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另外，以上是假设劳动与闲暇在夫妻之间的完整替代或互补，是否还分别存在劳动或闲暇在夫妻之间的部分替代或互补？如夫妻在同一个单位，甚至同一个部门，或“夫妻店”型自我雇佣等情况下，他们在工作上的相互帮忙（替代）是大量存在的。切记，当把上面的分析用于我国的情况时，理论的自洽性更是不言自明。因为负所得税适用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和城市的低收入者，其中后者多从事非正式的零工或者自我雇佣式工作。农民和城市的自我雇佣者在夫妻之间存在着简单协作（即互补）关系，但是由于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较低，在农活或自我雇佣中相互替代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第四，单亲女性的劳动供给效应是负所得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单亲女性的地位跟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地位相似，她们（他们）都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可以据此推断，她们（他们）的劳动供给反应较小；然而，由于女性户主的特殊性，在家庭外部充当双亲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而在家庭内部充当双亲家庭中母亲的角色。可以进一步推断，她们的劳动供给反应应该介于双亲家庭中父亲与母亲两者之间，即应该比父亲的大（指的是绝对值），而比母亲的小。另一个问题是，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兼职工作的性质跟双亲家庭中母亲的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性质相似，都在家庭的经济来源中起着补充性作用，所以他们（她们）的劳动供给反应应该较为敏感。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预测。

第五，研究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必要前提之一是要明确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的负所得税补助接受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即到底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还是呈“后弯型”？如果是正常形状的，那么，劳动供给弹性是富有弹性，还是缺乏弹性的？甚至包括双亲家庭的丈夫和妻子、单亲家庭的女性以及单身人士在内，他们各自的劳动供给弹性大小应该差别很大，这也是进一步明确的。根据许多研究提供的思路，如果负所得税补助接受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补助的增加可以近似看作工资补贴的增加，从而间接提高工资率。因为此时替代效应是超过收入效应的，人们会用工作代替闲暇，据此推断劳动供给应该是增加的，可是，为什么负所得税试验的结果与这里的推测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具体地说，为什么经验事实反而支持了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这一假说？

第六，笔者多年来一直力倡政府“养人”是我国目前解决就业的一种重要渠道。实际上，政府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来解决“4050”人员的就业政策本身就是变相地“养人”。政府“养人”至少有以下好处：在劳动力总体过剩的前提下，有效调节“失业缺口”，维持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避免工资水平过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蓄水池”的作用，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调剂余缺；同时也给在业者施加一定的工作压力，增强了威胁的可置信性。诚然，政府“养人”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养什么人，养多少人，怎么养人，把人养到什么样的水平。

第七，在探讨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这个问题上，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很多的。比如：我国负所得税适用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在“二元经济”的视阈下可能更多的是广大的农民。这些特殊的群体有他们自身的特点，表现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等。就拿就业观念来说，“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根深蒂固，认为进城上大学就要当官，由于这一传统的观念作祟，从而衍生出很多偏见：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才算就业，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不算就业；正式的固定工作才算就业，临时非正式工作不算就业；长期的工作才算就业，短期的工作不算就业，等等。在我国实施负所得税以后，这些陈旧的就业观念将会对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实践层面来看，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或正在将负所得税这一梦想变为现实。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未开征负所得税。我国要借鉴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于负所得税的各种效应，包括本文论及的劳动供给效应在内的研究，力争在不远的将来设计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并施加一定约束条件的负所得税方案—CCNIT（Chinese Constrained Negative Income Tax）。（全文完）

参考文献：

1.M.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2.J. TOBIN， J. A. PECHMAN and P. M. MIESZHOWSKI. Is a Negative Income Tax Practical[J].The Yale Law Journal，19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