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中)

内容摘要：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是整个负所得税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到底如何，对于全面评估负所得税政策的可行性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削减论”、“劳动供给削减质疑论或增加论”、“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有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七点评论。文章填补了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内研究的空白，可为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负所得税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劳动供给质疑论或增加论

笔者在《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上）就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劳动供给消减论）进行了论证分析，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对劳动供给削减论提出了怀疑，认为负所得税不但不会削减劳动供给，可能还会增加劳动供给。

（一）Killingsworth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一般认为，根据个人的劳动供给模型显示，负所得税总是缩减了劳动供给量，并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Mark R. Killingsworth（1976）研究了三个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后却发现，在三个模型中，负所得税提高了某位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增加了。在其中的一个模型中，负所得税甚至提高了整个家庭的劳动收入。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模型中没有考虑到在家庭中配偶双方收入和闲暇具有交叉替代效应（这些效应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的收入效应；夫妻双方各自的替代效应；夫妻双方交叉的替代效应。我们不妨把夫妻双方各自的替代效应称之为直接的替代效应，而把夫妻双方交叉的替代效应称之为间接的替代效应）。如果以家庭的总效用最大化为条件，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一定像以前所认为的总是具有抑制作用，有时甚至可能是正效应。模型和实证估计（显示负所得税对一些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有正的影响）都表明负所得税对于抑制就业的影响和实施成本都比原来预想的要少。

1.有关劳动供给效应的各种解释。关于个人劳动供给行为的新古典静态模型明确预测，对个人来说，如果闲暇是正常物品，负所得税的引入将会总是削减个人的劳动供给（Killingsworth的意思是那些研究假设人们只关注当前一期，从而忽略诸如工作搜寻、人力资本投资、储蓄、借款等行为，而这些行为是着眼于未来的）。动态的或者多期模型认为，负所得税可能提高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用“单个的个人”（“single individuals”），Killingsworth的意思是指人们没有将他们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混合在一起用于消费；用“家庭成员”（“family members”），作者本人的意思是指人们将他们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混合在一起。

经验估计劳动供给有时是增加的。然而，一些实证估计显示，至少就某些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群体而言，负所得税可能提高了某些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对此，一位研究者评论道，“……我们没有行得通的解释……在面对事实之后”（Albert Rees，1974）。例如，至少某个有关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研究表明负所得税试验提高了黑人丈夫和妻子的劳动供给。在一定意义上Glen G. Cain等做出结论负所得税提高了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Rees和 Watts等报告了他们的估计结果，大意是负所得税也提高了黑人丈夫的劳动供给。然而，这些估计很难认为是结论性的断语，因为上述估计没有一个是统计显著的。而且，其他的关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试验的负所得税效应估计结果有十分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一定意义上Rees报告了一套估计结果，显示负所得税削减了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虽然不是统计显著的），但是其他地方他报告了另一估计结果，显示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提高了，且是统计显著的。而且，在另外两套估计中，一套显示黑人丈夫和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提高1%，且统计显著，而另一套显示黑人丈夫和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下降3%，且统计显著。同样，Jane Leuthold关于负所得税效应的模拟表明，平均而言，负所得税总是提高家庭户主的工作时间，同时，平均而言，也提高了配偶的工作时间（最贫穷的低收入家庭除外，因为配偶的工作努力急遽下降）。不过，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研究者不同，Leuthold 显然意识到负所得税未必削减所有成员的劳动供给。不用说，Killingsworth的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2.四个研究命题。Killingsworth提出了有关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如下命题：

命题1：负所得税对单个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效应理论上是不明确的。负所得税的引入可能提高或者削减任何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命题2：负所得税对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的总效应（所有成员劳动供给的总和）理论上也是不明确的。

命题3：负所得税的引入将会削减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意即：提高家庭用于闲暇的“开支”）。

命题4：负所得税的引入将通过以下渠道削减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削减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大于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增加幅度。负所得税也会通过以下渠道提高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提高幅度大于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然而，负所得税永远不会：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提高幅度大于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提高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3.Killingsworth的三个新古典静态模型。许多学者主张负所得税一定是削减劳动供给的。与此相反的是，至少在一个静态的世界，负所得税对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的效应理论上是不明确的；特别是负所得税甚至还提高了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为了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得到同样的理论，不妨只假定家庭（household）的内点解存在，就任一家庭成员（例如妻子）而言，负所得税关于闲暇时间的总效应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毕竟，负所得税的引入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只要家庭把妻子的闲暇时间看作正常物品，这种效应就是正的。第二部分是负所得税的直接或自身替代效应（direct or own-substitution effect）。既然负所得税以正的边际税率向家庭（family）劳动所得课税，负所得税削减妻子的税后工资，从而当她购买另一闲暇时间时，削减了家庭支付价格。只要存在凹（concave）的家庭效用函数，负所得税对妻子闲暇时间的这种效应也是正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分析到此结束了。在一个人的“家庭”（“family”）交叉替代效应并不存在，所以，如果“妻子” 没有丈夫，收入效应和自身替代效应的和就是负所得税的总效应。易言之，在这里考虑的静态世界里，负所得税将总是提高个人的闲暇时间（同时总是削减劳动供给））。然而，第三部分是负所得税的间接或交叉替代效应（indirect or cross-substitution effect）。负所得税对妻子的闲暇时间还有最后一种效应。这种交叉替代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负所得税以正的边际税率向任何一个劳动所得课税，负所得税不但使得妻子的闲暇时间变得更加便宜，而且丈夫的闲暇时间也变得更加便宜。故不能先验的认为，负所得税对妻子的闲暇时间的这个效应是正，抑或是负。

当然，模型没有提示妻子的劳动（Lw）和丈夫的劳动（Lh）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假设后者成立可能是有道理的。粗略的讲，这等于假设，至少在边际上，丈夫和妻子愿意在一起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效应都是正的，负所得税对妻子劳动（Lw）的总效应显然是正的。同样的情况对丈夫的时间的配置仍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负所得税将会削减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增加闲暇时间）。

然而，如果妻子的劳动（Lw）和丈夫的劳动（Lh）是强替代品—如果交叉替代效应是负的，且绝对值很大—那么，关于妻子的闲暇时间的交叉替代效应的绝对值比自身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大，后面的两者是正的。粗略的讲，人们或许要说如果丈夫将时间用于闲暇或非市场工作，而妻子将时间用于工作，这种情形才会发生；反之亦然。至少在边际上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经验证据是冲突的。例如，Ashenfelter和Heckman从总的劳动力参与率研究中得出交叉替代效应为零的结论。Kniesner利用国家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对于年龄在45-59岁之间的丈夫和妻子而言，妻子的劳动时间（Lw）和丈夫的劳动时间（Lh）是互补的。基于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关于丈夫和妻子的微观数据，Bloch的研究结果通常显示丈夫的交叉替代效应为零，而妻子的劳动时间（Lw）和丈夫的劳动时间（Lh）是替代品。

Killingsworth证明，这里考虑的静态模型没有哪一个模型将推出负所得税总是削减任何家庭成员或者整个家庭（family）的劳动供给。第一个模型（FU，FU或“家庭效用—家庭预算约束”模型：U=U（C， Lh， Lw））和第二个模型（IU，IU或“家庭效用—家庭预算约束”模型：U=U（C， Lh， Lw））确实明确预测负所得税将总是削减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并且只要他们的闲暇时间是正常物品，负所得税就不能提高两类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但是在第三个模型（IIU，UW=UW（C， Lw， Lh） Uh=Uh（C， Lh， Lw））中，或许负所得税不但提高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并且提高两类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上文中，C是指集体消费；L是指丈夫或妻子的劳动时间；w和h分别是指妻子和丈夫。

作者还认为，在角点解上，劳动供给下降，但在内点解上劳动供给一般会上升。

4.两点研究结论。从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两个简单但是很重要的结论。第一，某些经验估计显示，在某些情形下负所得税可能实际上提高了劳动供给。现在看来，这并不感到困惑。第二，如果估计出负所得税可能提高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是简单偏离的结果，那么，政策制定者在负所得税效应的问题上或许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负所得税的成本或许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二）Moffitt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Robert A. Moffitt（1979）着重探讨了在市场上劳动过剩的情况下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他指出，关于劳动供给的基本古典模型明确预测负所得税将会削减个人合意的劳动供给，因而将引起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至少相对于完全没有福利计划的情况）。负所得税最低保障收入—在个人不工作的时候所支付的部分—假定削减劳动供给，因为闲暇是正常品（收入效应）。此外，负所得税税率—对于额外挣得的每一美元收益被削减的数量—假定削减工作努力的相对报酬（替代效应）。因而，劳动供给的总效应有望为负。

理论上认识到负所得税削减劳动供给，提高工资率，降低失业，但在实证研究上被忽略了。John H.Bishop是一个例外，但他研究的是充分就业的情况。Moffitt认为劳动过剩的非充分就业这一假设可能更有解释力。因为在低失业率的前提下，替代效应很小（此处的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与本书一般所指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的含义不同：前者是指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替代，具体的说，在业者劳动时间的缩减可以由失业者的就业来弥补；而后者是指工作时间与闲暇之间的替代）；而在高失业率的前提下，替代效应很大。最终替代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工资率提高所引起的次要效应（secondary effects）的大小。而次要效应的大小是由劳动需求弹性、劳动供给弹性和市场调整比率决定的。次要效应引起就业削减，提高失业率。

加里试验的研究结果显示，丈夫的劳动供给削减6%，妻子的劳动供给削减17%。这些结果与其他三个试验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十分近似的。在西雅图—丹佛试验中丈夫的劳动时间平均缩短7.3%，而在新泽西试验中白人丈夫劳动时间缩短5.6%。然而，在农村试验中，依靠工资生活的男性劳动时间削减仅为3%，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城市和农村劳动市场的差异所致。其它的试验中妻子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比加里试验略大一些，这一数字分别是：22%（西雅图—丹佛试验）、26%（农村试验）和31%（新泽西试验）。

然而，对于以上研究结果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试验的期限是有限的，跟永久性的计划不同；试验中家庭的自然损耗（attrition）对试验结果可能有影响；试验对低收入者反应比中等收入者反应提供了更好的估计。

Moffitt通过在印第安纳州加里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的结果模拟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到了与在新泽西、西雅图、丹佛、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类似的结果。发现在高失业水平下，负所得税在短期内对就业水平几乎没有影响，但通货膨胀率会小幅度的提高（这一数字为0.6%）。在低失业水平下，替代效应减弱，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提高了。由于自然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负所得税对就业和生产的短期影响比试验估计显示的小。在非自愿失业下，对就业和产量的削弱有一部分则被劳动供给过剩抵消了。

最后，他附带声明研究的不足之处：负所得税可能对工作搜寻和自愿性失业产生影响；在一般均衡分析中，没有考虑负所得税对总需求的影响；没有考虑工作要求条件；因数据有限，没有单独计算低工资劳动市场的估计。

（三）Devaney 关于负所得税对妇女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现今的福利体系是由许多收入救助计划构成的，人们原初设想把负所得税看作是对各种各样的，并且往往多余的福利体系的替代，不过，现在似乎不再认真考虑这件事了。当各种社会试验显示这样的税制将会削减工作努力时，人们对负所得税提案的兴趣逐渐减弱。然而，根据可以利用的证据，Devaney（1983）就过分强调负所得税对工作的反激励，特别是将之运用到女性身上时提出了质疑。

Devaney提供的研究成果来自参加丹佛收入维持试验（DIME）的妇女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工作和家庭工作时间对负所得税的不同变量的差异十分敏感。无论是最低保障收入，还是补贴削减比率的提高均导致劳动供给的下降，但这种市场工作的削减更多的为家务工作（household work）所抵消。例如，保障收入水平增加1000美元，则市场工作时间每年下降50小时，与此同时，家务劳动（household chores）时间大约增加63小时以及孩子教育时间增加15小时。这个结果对于三个不同的补贴削减比率都是适用的。

不难看出，Devaney侧重研究阻碍负所得税计划进行的因素，特别是关于妇女的非市场行为。他认为，当妇女做选择时，不仅仅在外出工作和闲暇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外出工作、家务和闲暇之间选择（一般的情况是只讨论工作时间和闲暇两部分。Robert A. Moffitt把时间分为闲暇、工作以及工作搜寻三部分，但是工作搜寻部分没有分析。Barbara Devaney 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把妇女的时间分为闲暇、工作以及家务劳动三部分，而且对家务劳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虽然缺乏非市场部门的数据，但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家务生产的重要性。试验发现只有一半妇女在给定的某年中把全部的时间用于非市场活动。该事实表明，家务生产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负所得税后总工作效用的下降是因为没有把非市场部门计算在内。在一定的保障水平下，补助的增加导致市场工作的下降。实际上，市场工作的下降几乎正好被家务生产活动的增加抵消掉了。简而言之，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由家务生产来补偿。尽管保障收入计划对市场工作的反激励是对负所得税经济和政治方面可行性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市场工作努力的下降是怎样重新配置的。这里提供的结果意味着家务部门的产出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四）Maynard和Murnane关于负所得税对妇女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Rebecca A. Maynard和Richard J. Murnane（1979）指出，加里试验评估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试验对总的家庭收入产生明显的效应，对母亲的就业带来影响最小。平均而言，总的家庭收入每年提高接近2000美元（大约50%）。对于妻子来说工作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单亲母亲每周工作时间大约下降了2个小时。女性绝对工作时间的很小变化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在参与到试验计划之前有工作的女性本来就相对较少。成年男子工作时间的削减也很小，大约是每周2.5小时。

负所得税对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样本家庭收入和劳动参与的效应大于爱华达州（Iowa）样本。平均而言，农村试验中北卡罗来纳州女性每周削减用于家庭以外的工作时间达4个小时左右，而爱华达州这一数字仅为大约1个小时。加里相应的数字为：单亲女性每周2个小时，而双亲家庭妻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 Green（1968） ，"Negative Taxes and Monetary Incentives to Work： The Static Theor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3

2.Albert Rees（1974），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Supply Resul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9

3.Charles Mallar. "School Enrollment and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Adults." In Final Report of the Graduated Work Incentive Experiment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 Ch. B-IV

4.James P. Smith（1975）， "On the Labor-Supply Effects of Age-Related Income Maintenance Program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0

5.Glen G. Cain， Walter Nicholson， Charles D. Mallar， and Judith Wooldridge（1974）， "The Labor-Supply Response of Married Women， Husband Present"，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9

6.Harold W. Watts， Robert Avery， David Elesh， David Horner， M. J. Lefkowitz， John Mamer， Dale Poirier， Seymour Spilerman， and Sonia Wright （1974）， "The Labor-Supply Response of Husband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9

7.Albert Rees.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Supply Results." In Final Report of the Graduated Work Incentive Experiment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 Ch. A-I

8.Jane H. Leuthold（1968）， "An Empirical Study of Formula Income Transfers and the Work Decision of the Poor"，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3

9.Orley Ashenfelter，James J. Heckman （1974），"The Estimation of Income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a Model of Family Labor Supply"，Econometrica， 42

10.Thomas J. Kniesner. "An Indirect Test of Complementarity in a Family Labor Supply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an Francisco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December 1974. 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11.Farrell Bloch.“The Allocation of Time to Market and Non-Market Work Within a Family.” Technical Report No. 114. Stanford， Calif.：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November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