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税制的国际比较及我国基金业税制改革的探析

摘 要：我国的基金业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基金税制；与基金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行税制存在着明显的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基金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税制设计应简化对基金交易环节的课税，以避免对基金市场造成扭曲；通过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设计，增加基金市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增强税收对基金市场的调控功能。

关键词：基金业；税收制度；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022-05

证券投资基金在促进金融结构调整，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众多因素中，税收政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国际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金税收政策，就不可能有基金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我国基金业税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基金税制于1997年慨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渤颁布实施后逐步建立起来。根据财政部、国税总局先后制定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部门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两个文件，国家对基金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同时征收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小税种。

我国现行的基金税收政策存在着很多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基金业迅速发展的步伐。

(一)基金业税收负担过重

1．基金行业的所得税税率偏高，且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

首先，发行债券的企业和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将大大加大企业投资者的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他所得是指股息、利息、租金、转让各类资产、特许权使用费以及营业外收益等所得。若上市公司或发行债券企业在向证券投资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势必造成重复征税，加大企业投资者的负担。此时，作为信托财产的所有人，总体上企业投资者需缴纳的税率达50％以上，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投资积极性，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上述分析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其中多数条款还属于“暂免征”状态，因而目前实践中的重复征税现象并不严重，但是问题只是被暂时回避了，“暂免征”并不等于“不征”，在理论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需要加以澄清。

其次，混淆了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区别。投资者取得的利息，它已经在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或等于企业投资者的税率，那么企业投资者不必对该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款，企业投资者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因此，对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区分收入性质而一并代扣代缴20％的所得税的做法，与税法的其他条款是冲突的，尽管便利了征管，但加大了企业投资者的税收负担，造成了税制的混乱。

再次，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就承担了双重税负。因为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不同，其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者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的差价交纳企业所得税，而这一差价中已经包含了由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的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在赎回时可能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

此外，就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来说，税法规定只对个人的储蓄存款利息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不应被当作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来课征个人所得税，因为一方面基金是以基金本身的名义开立银行存款账户的，另一方面基金存款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机构投资者，因而基金存款利息收入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机构投资者的，而在实际操作中，基金存款是作为机构存款来对待的，基金存款的实际利息也是按照银行同业存款利息给付的，因此，对这一部分收入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2．基金行业的营业税相对为高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人，基于各自的服务分别收取管理费收入和托管费收入。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作为法人实体，在对这些收入进行必要的扣除后，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同时，由于该两项收入都是劳务收入，从理论上讲属于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应征收营业税或增值税。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的这两项收益，大多数国家征收公司所得税，而豁免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我国税法规定，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取得的管理费或托管费收入，应征收5％的营业税。这样，与国际惯例相比，我国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税负较重，不利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

3．基金业适用的印花税税率也较高

我们可以将基金投资和股票投资作一对比。如果投资者用购买股票的同样一笔资金购买基金，假定要按同样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那么当这笔资金再由基金用来购买股票时，又要按交易额交纳一笔印花税，假定这笔资金在流动过程中没有发生漏损(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初的申购费可能会吃掉一部分资金)，那么这笔资金就要承担两次数额相等的印花税，加大了基金资产的税收负担，且有重复征税之嫌。这样与投资股票相比，基金投资会面对不同的税收待遇，削弱了基金的优势，这将不利于基金市场的长期发展。

(二)基金税制设计不甚严谨，且缺乏合理性

现行关于基金税收的政策规定中，对纳税主体身份的认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纳税主体等。此外，对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当如何征税，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我国基金税收政策规定，基金本身应对其从证券市场取得的收入交纳企业所得税，只是目前“暂不征收”。然而，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封闭式和开放式)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吗?笔者认为，基金本身并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根据现行税法，我国基金不应该属于企业类，也不可归于“其他组织”，显然也不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此外，目前我国所有的基金，不论开放式或封闭式，都属于契约型基金。从理论上讲，只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范畴，不应该被课征企业所得税。

2．根据国税总局下发的俭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

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因此，此项规定应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3．现行基金税制中关于基金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考虑到获取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被投资企业无法根据投资者的身份确定代扣代缴的适用税率，为了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没有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意味着对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所得错征了个人所得税，而在我国税法中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是不等的，因此这种做法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

(三)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较大缺陷

从现行的基金税收政策来看，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1)所得税方面，对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对个人投资者买卖(或申购与赎回)基金单位取得的差价收入，均不征收所得税。(2)营业税方面，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个人和非金融机构买卖(或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的差价收入，均免征营业税。(3)印花税方面，投资者买卖(或申购与赎回)基金单位免征印花税。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基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推动了大量的合格资金进入基金市场，增强了基金市场的吸引力，但也带来了不同纳税主体的税负不公现象。从长远看，现行的优惠政策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笼统与宽泛，特别是没有着眼于建立基金市场发展的稳定资金渠道这个大方向，因而对特定资金的引导作用不明显。具体来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和企业年金等社会资金进入基金市场还缺乏明确的免税优惠，从而限制了我国基金市场的产品创新，无法形成类似于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一方面具有丰富的基金品种，另一方面又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其次，我国基金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还很不规范。对于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的优惠，基本上是每年出台一个临时性的补充规定，一年一减免，缺少法律上的固定性。而随着我国基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整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税收将会成为基金运作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本，基金市场对税收优惠也将更加敏感，因而，一套规范可预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基金市场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四)基金税收的所得税扣缴制度不合理

现行扣缴制度有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有损于税收公平原则。

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合同对基金分配制定了三项限制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发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现行的扣缴制度在来源处扣缴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税，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的条件。

其次，提前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提前承担了税收负担。

最后，违背了“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从而产生纳税义务，也就是所谓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我国现行的扣缴制度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

二、基金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

下面，我们主要对不同国家基金行业的所得税和交易环节税收(印花税等)进行比较。

(一)所得税的比较

所得税对基金行业的影响相当大，纳税主体以及税率、应税所得额的计算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基金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1．对基金本身课征的公司所得税

对基金本身的课税问题，一般讨论的是关于对基金投资收益的税收处理，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契约型基金不在基金层次征税，而对公司型基金则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二是无论契约型基金还是公司型基金，都要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三是契约型和公司型基金均不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理论上看，这三种税收处理方式体现了两种课税理论，即“虚拟法人理论”和“实体法人理论”。第一种税收处理方式明显是将契约型基金视为虚拟法人，而将公司型基金视为实在法人；第二种则将两者都视为实在法人；第三种将两者都视为虚拟法人。综合英、美、日、德、澳等国的实践来看(见表1)，不论采取哪种税收处理方式，都体现了对基金本身的轻税或免税的政策倾向。

以美国为例，受传统的“实在法人理论”影响，美国联邦税法对共同基金，无论是契约型还是公司型，均视为纳税主体，征收公司所得税，然而在实践中，对符合“受控投资公司”条件的共同基金，仅对占总收益2％的未分配部分征税，占总收益98％的已分配部分在基金层次所缴纳的所得税，可以在投资者取得分配时予以抵扣，实际基金本身的税负很少。而对日本、德国等新兴资本国家来说，受“虚拟法人理论”的影响，对基金本身的课税更轻，甚至在法律上并不赋予基金的实体法人地位，如德国公募基金和日本的契约型基金，从而无须承担纳税义务，较好地避免了双重课税的问题。

2．对基金投资者课征的所得税

对基金投资者的课税主要针对其获得的收益分配，一般分别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征收。在收益课税的计税依据方面，各国普遍都将现金收入和股票再投资合并计人应税收入。对于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别课征了不同的税率，且有些国家实行累进税率，有些国家实行单一税率；有些国家中央政府征收所得税外，地方政府也会对其征收。

如，英国对居民投资者(个人和机构)分别红利收入和利息收入，实行不同的税率。对居民个人投资者取得的红利收入，要缴纳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2．5％，但允许有不超过10％的纳税扣除，实际最高税率为29．25％；而对获取的利息收入，则以代扣代缴的方式课以20％的所得税。对居民机构投资者，其红利收入不须缴纳所得税，而对其取得的利息收入则代扣代缴20％的所得税。

美国的基金税收法律规定，对公司型海外基金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须按公司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35％)申报纳税。此外，美国的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缴纳联邦所得税，而多数州政府也规定对市政债券或货币基金中获得收益的投资要征税。

在税收征管方面，各国根据各自所得税制度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扣缴制度，一方面避免双重课税，另一方面体现税收政策的差别待遇，发挥税收对基金

市场的调控功能。此外，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在各国基金市场上存在大量外国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者，因而，各国的基金税收政策上都包含有针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基金的有关规定，一方面筹集收入，另一方面加强对流人国内市场的国外资金的监管，这对于WTO框架下我国的资本市场很有借鉴意义。

(二)交易环节税收的比较

基金交易环节涉及的税种主要有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很少有国家对源于基金的资本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而在澳大利亚，对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根据持有基金的时间长短，课征不同的税率，以体现对长期资本收益的税收优惠。

就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的征收情况来看，一般适用税率都比较低，而且都在出售和赎回环节征收，很少在募集资金阶段征收，尤其在美国，对基金的交易和赎回根本不存在证券交易税。此外，日本政府对投资者申购基金要根据金额征收一定的证券收益印花税，但限定最大金额为2万日元；对买卖基金及基金买卖证券，取消征收证券交易税。德国税法也规定，公募基金在公开募集资金时，不征经营税。

三、明确基金市场税制设计的总体思路，改革我国基金业税收制度

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基金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税制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化对基金交易环节的课税，以避免对基金市场造成扭曲；通过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设计，增加基金市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增强税收对基金市场的调控功能。

为了维护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基金市场对社会资金的集聚功能，提高税收对资本市场、进而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功能，根据以上思路，我国的基金业税制应当进行适当的改革与调整。主要的改革途径有以下几点：

1．在所得税上，可以考虑在基金层次免税，而对于基金投资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在税收征管上选择更为合理的方法。此外，适时将基金资产列入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范围。

关于是否对基金就投资收益课税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根据“虚拟法人理论”，在基金层次免征税。既对基金取得的股息、利息或其他收入予以免税，对基金实现的资本收益也应免税。只有当基金对其所取得的综合收入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分配时，或持有人对其在基金中所持的股份或基金单位进行处置时，才征收相应的税收，于是课税环节顺延到下一个层次。

而对基金投资者获得投资收益的环节课税，既是基金对其所获得的投资收益进行分配也是受益人实现收益的环节，选择这个环节进行课税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在征管方法上，为了避免可能的重复征税，应改变现行由上市公司或发债企业代扣代缴20％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建议在基金收益分配环节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代缴有两个优点：一是扣缴义务人的减少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现行做法的扣缴义务人既有上市公司、发债企业代缴红利和利息的所得税，又有基金管理公司代缴个人投资者的企业债券差价收入的所得税)；二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所得税，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因为基金管理公司在认定投资收益上可以做到更明确，只对基金收益中用于分配的部分征税，不会对未分配部分征税，从而更合理。

在国外，基金份额以遗产的形式或其他形式赠与他人，要缴纳遗产赠与税。建议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应把基金资产列入征收范围。

2．营业税上，主要涉及基金设立环节与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征税的改革。

基金设立环节的课税问题，一般是以基金的设立行为为课税对象，征收登记税或营业税，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这一环节征税，且多是定额征收，征税动机往往只是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如日本。对于我国现行的契约型基金来说，本质上是一种资金信托行为，它是根据基金契约的约定，通过发行的方式公开募集资金来完成基金的设立，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资金的转移，即从投资人手中转移到基金账户，但是这里的资金转移只是形式的转移，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且作为一种信托行为，将来此笔信托资金所产生的收益，也归于委托人(即投资人)，也就是说委托人与受益人是一致的，对于这种情况，参照国际上信托税制的惯例，均免征营业税。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规定，现阶段我国对基金的设立行为是暂免税的，但是考虑到我国基金业的现状以及国际惯例，为促进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对基金的设立行为实行永久性免税政策，改“暂免征”为“不征”。

对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从事基金管理和托管服务取得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很少有国家对这一劳务收入征收营业税及其他相关税种。基于此，从提高我国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竞争力考虑，建议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3．在印花税方面，建议对投资者买卖(或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不征印花税，且基金投资股票债券，依持有期限实行差别税率、以卖方为义务人实行单向课征。

我国现行基金税制征收的印花税，体现出一笔资金在基金运作的整个过程中缴纳了两次印花税，相比较直接投资股票、债券市场而言，承担了更多的税负，从而不符合公平税负的原则，因此，建议对现行政策就这一问题的税收规定由“暂免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

现行政策是将投资于股票、债券市场的基金与其他市场投资主体同等待遇，这是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但是这一政策阻碍了税收对基金市场的调节功能。笔者建议：(1)依投资股票债券的持有期限的长短设计差别税率，鼓励长期投资，从而有利于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发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的作用。(2)改变现行双向征收增加了投资者的成本，尤其是买方成本的被动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流动。实行以卖方为纳税义务人单向征收，可以鼓励长期投资，同时便于征管，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由于对这一环节印花税政策的调整势必涉及带动整个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因此，这个问题需要放到整个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框架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