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5全国利用FDI下降的原因分析

摘要：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额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因而2004～2005年中国利用FDI的“大跳水”就引起了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探索FDI下降的真实原因，本文通过建立FDI区位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逐步回归等一系列分析，得到我国利用FDI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过快。

关键词：FDI下降 主成分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

2004开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面临严峻考验。2004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下降14.4%；2005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下降3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降5%，增幅下降103.8%。这种下滑的趋势在2006前三季度中并没有停止。

近年来我国FDI的连续下滑，势必引起各方的重视。对我国利用FDI现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得出FDI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大于国内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因此分析近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有利于我国更好地面对考验，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FDI的周期性现象

客观来讲，任何经济指标都有阶段性变化，不可能以一个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利用FDI的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外资规模很小，历年实际利用外资不超过50亿美元；第二阶段是199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第三阶段是1999~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有小幅下降调整；第四阶段是2001~2004年，小幅调整之后，实际利用外资又有显著上升，特别是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年，突破了500亿美元（见图1）。

从历史数据的走势图可见，中国利用FDI具有阶段性，呈起伏上升的态势。因此，虽然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在增幅和增幅速度上都出现了负值，但与1999年的阶段性起伏（-11.3%）相比，-5.03%的降幅也在可接受范围之中。

我国利用FDI不仅在总量上呈现出阶段性，在地区分布上也具有阶段性。根据1986～2004全国27个省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经计算得到变异系数VC值（见图2）。根据VC＝标准差/平均值，VC下降表明FDI在各省的集中程度减弱，VC上升表明FDI的集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和《中国统计年鉴》，四川、重庆、、青海四个省份的数据有缺失中程度加强。从图可见，我国FDI的在各省分布呈现四个阶段：外资随机探试后集中在几个开放较早的省份――VC大幅下降；先行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示范效应开始起作用¬――VC较为平稳；各省的优惠政策下降空间缩小，外商投资也愈趋理性――VC小幅度的逐步下降；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商务成本的上升，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要求外商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领域（见表1），2004年92%的FDI主要分布于全国11个省内，前5大省的FDI都超过10%，到2005年，15个省的FDI才达到全国的91%，超过10%的省份减少到4个，且排名也有所变化。全国FDI呈现明显的“北上”趋势。

二、FDI的区位因素影响

周期性现象是从一个长期、历史客观演化的角度来解释近年FDI在我国不断下滑的现象，要挖掘更深层次，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必须利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来进一步分析。按照邓宁关于FDI的看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前两个条件与投资国企业本身有关，而区位优势属于东道国所有。因此东道国是否具备区位优势也成为其是否能吸引FDI的重要条件。

为了较为准确地评估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为了更好的量化指标，本文在参照前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了细化和修改，并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反过来验证该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见表2）。

为消除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利用SPSS 对以上变量和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特征值大于1的前几个主成分 。2005年则一共可以提取五个主成分，特征值分别为5.5、3.135、1.627、1.431、1.254。同时也得到各变量与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系数中可以看到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外资集聚程度；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和该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软件配套主要反映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政府对人才培养的投入)；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当地企业，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的现状；第四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当地的市场容量，人们的消费能力；第五主成分主要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GDP指数）。

对2003和2004年的数据分析，同样也都得到了五个主成分条件，且每个主成分反映的变量组合几乎相同。对比表2的分类，如果将人力要素、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水平合并为一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后，该指标体系几乎同这三年的数据显示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因此有理由相信，该指标体系不仅全面，而且正确地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区位优势。

在证明了该指标体系可信性的基础上，本文就试图通过构造FDI与区位优势各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来解释近年来影响我国FDI的区位因素。由于上面分析得到的五个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干，所以避免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但鉴于把五个主成分同时加入时，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不高，所以在构造回归方程时，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根据FDI 和五个主成分的相关系数检验，2004年第一主成分与FDI的相关性最强，所以，以 作为最基本模型，然后逐渐加入F2、F4、F5、F3。在基本模型中，除拟和优度不是很高外，各项指标都较好；逐步加入F2、F4、F5、F3时，其变量的系数都不能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和优度检验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够理想。因此2004年FDI基本取决于第一主成分。

Dependent Variable: FDI（2005）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12/07/06 Time: 14:35

Sample: 1 31

Included observations: 31

用同样的办法对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逐渐加入的顺序为F2、F3、F5、F4。当逐步加入F1、F2时，其系数的t检验都是显著的，拟和优度检验虽然不够理想，但有所改善。当加入F3时，不管在5%还是10%的显著性水平下，F3的系数都不显著。当加入F5时，F5系数为负，而F5代表的是经济发展前景等指标，所以不符合理论上同方向变化的要求；当加入F4时，F4系数不具备显著性。所以最终得到的结果是FDI与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的回归。DWU(n=31,k=2)=1.57

综合考虑拟和优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本文认为2004年影响FDI的还基本取决于第一主成分，即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外资集聚程度。这反映出外商为了规避风险，在投资时总是具有“路径依赖性”，常常是在较为开放的地区投资，且相同国籍的投资者集聚，相关产业的投资者集聚。2005年，第一主成分对FDI的影响并未减弱的前提下，第二主成分，即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和该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也开始起明显作用。这一点恰好从一个角度解释了2005年我国FDI下滑的主要原因。FDI对外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起初阶段外资享用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仅以江苏为例，1986年，平均职工年工资仅为1218元，此后工资不断上涨，1993年涨幅达到29.4%，2000年突破万元大关，仅用了五年时间，到2005年又一次突破两万元，并且是1986年工资的17.21倍。

三、FDI的其他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邓宁提出的区位优势理论中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确实导致了2005年中国利用FDI下滑这一现实，但影响FDI下滑的因素是复杂的，区位优势中有些影响因素很难量化，如地方政策因素等。另外，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也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利用FDI的下降。所以需要更全面的考虑。

首先，就国内经济而言，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资金短缺的局面已经结束，融资环境也大为改善。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和蓬勃发展的本土经济成为继FDI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海外上市等都成为新型的利用外资手段。

其次，政策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各地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选择；从盲目追求外资数量到重视外资质量。同时，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成为焦点话题，这些也对外商投资的预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三，放眼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之下，各国吸引外资的力度都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复苏导致外资回流现象明显；东盟国家，凭借其优惠的政策、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分流了一大批“低附加值”的外资，但这未必就是坏事，这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第四，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70%以上在制造业，并且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的升温加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导向型外商的投资欲望和信心。第五，2005年人民币升值（2004为8.2768,2005为8.1917）。一方面降低了“出口导向型”外资的价格优势，影响了出口；另一方面增加了FDI中虚假外资的汇兑风险，大大减少了虚假外资。虽然FDI的表面数据下来了，但还原较为真实的数据现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FDI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到近年来我国利用FDI下降的主要区位原因是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过快，此外国内融资环境改善，政府的政策导向转变，国际引资竞争剧烈，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大大降低虚假外资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进入到我国的FDI。“跳水”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好，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和产业上都显现出“梯度转移”的迹象，一方面FDI开始由广东、江浙等商务成本高的地方转移到吉林、黑龙江等商务成本低的地方，呈明显的“北进”趋势；同时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也开始撤出我国，转而进入东盟一些国家。另一方面FDI发展最快的产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尽管FDI在总量上呈下降趋势，但是我国利用FDI的产业结构却是在不断优化的。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FDI数据上的下降正是外商投资方向不断优化的过程表现。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2005的小幅下降可以视作我国吸引外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剑，徐康宁．FDI的地区聚集及其空间演化J．中国工业经济，2004．

[2]安礼伟．江苏各市FDI区位优势比较分析[J]．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05，（3）．

[3]EVIEWS使用手册．SPSS简明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