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的家乡作文范文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1

“又见炊烟升起；阳光照大地，想问炊烟你要去那里……”身在异乡的我常在心里哼唱着这首思乡曲。每天我都在幻想我回到了家乡，不过现在不用再幻想了因为老爸说，我们二十年都没回家乡了想带我们回去看一看……

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了，过了数分钟，我们坐的车终于踏上了回家乡的路。啊！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花草树木，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秀气。汽车在车站停了下来，哇！以前的草房车站已不见了踪影，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豪华的车站。我兴奋地跑下车，我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这是我记忆中的村庄吗？那土墙灰瓦的小房，已变成了一栋栋别致的小洋楼，那狭窄的小路，已经变成一条条宽阔的大马路。两侧还盛开着五彩缤纷的鲜花，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哎，是彩玲吗？”一声亲切而又衰老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想，抬头一看，呀！是奶奶来接我们了我像一个小孩似的跑过去，一下抱住奶奶，久久不肯放开。奶奶说话了：“哎，早盼着你回来了，这不，怕你早不到家门，已经在这等了好久了。”我听后感动之余不觉有些好笑，日思夜想的地方会找不到吗？不知不觉地，我们来到了一栋小楼前，奶奶忙说：“看！到家了。”哦！我这才回过神来。要不是奶奶来接我，我怕我真的找不到家门了。我们回到家中，一家人其乐融融。亲朋好友陆陆续续来到我家，我们说着笑着，浓浓的乡情充满了整个小屋。

广东珠海香洲区启明小学五年级:郭彩玲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2

1、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已经是2040年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长期在外地生活，今天我终于有时间回到了家乡，看看我小时候生活玩耍的地方。

2、到了淮安，我就直奔小时候居住过的仓桥。走在路上，仓桥还在，文渠还在，可是文渠两边都是草地和树木，一座房子都没有了，以前检察院和教育局的宿舍都哪里去了呢？我疑惑记了，就拦住了一位路人，问道：“大叔，以前仓桥这里不是检察院和教育局的宿舍吗，现在怎么都没有了？”这位大叔笑着说：“你这是多久没来过这里了啊？政府整治文渠周边环境，这里的房子都拆了，现在这里已经被设立为永久性绿地了。”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沿着文渠走走吧。文渠现在真是漂亮，河水清澈，河道两边干净整洁。两岸种着爱美的柳树姐姐，她们正在对着清亮亮的河水照镜子梳头发呢。徐徐微风吹过，她们秀发飘扬，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好像是在互相称赞对方的美丽。柳树下的草地上，盛开着一丛丛可爱的猫儿脸，她们养着小小的脑袋，也在羡慕柳树姐姐的一头长发。我蹲下来摸摸这些可爱的小花儿，对她们说：“你们都很漂亮，谢谢你们把我的家乡装扮的这么美！”看着这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清清的河水，美丽的花儿和树木，我赶紧拿出手机把这美景拍下来发到了朋友圈，果然，不少童年的小伙伴都来点赞了。

3、寻访过美丽的文渠，我决定要去看看我的外婆。外婆就住在里运河畔，离我的母校新安小学也很近。外婆已经84岁了，但是身板硬朗，红光满面，看到我来了更是高兴地合不上嘴。我挽着外婆在里运河边散步，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现在工作忙，也不大回来，外婆可想你了。你看看我们淮安这几年变化大吧，你回来都要不认得路了。淮安的环境变好了，城市也更美了，你看我，现在身体也好，以前的老毛病也很少犯了。”“是啊，您可是要过到一百二十岁呢！”我高兴的说，“以后我一定经常来看您！”

4、吹着运河畔的清风，我心想：这有这几千年历史的运河穿过淮安古城静静流淌着，它一路见证了淮安的兴衰。今后我的家乡淮安一定会变的更加美好的！

（来源：文章屋网 ）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3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

文化失范下的台湾乡土文学，文化已经构成强烈的生活冲突和心理冲突。如何化解这两种冲突，就成为70年代至80年代乡土文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为了乡土文学的文化救赎使命，一方面在现代的意识之下重现人性的童真，将故园、故乡、自然、人性之童真，作为救赎的力量，使得这些具象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所指，表达出台湾乡土文学对人性和谐的向往与精神家园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竭力追求传统文化精神笼罩下的人生图景的再现，力求表现文化的原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一样，对传统的寻根与回归，对初民生活和人性童真的追寻，都不过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逆向性反应，是为了救赎社会道德的崩溃和沦丧。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4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体育工作，大力倡导文化建设之风，明确1名政府班子成员为分管领导，形成了班子领导经常过问，文化站具体抓的工作格局；1年来，共召开2次以乡综合文化站建设为专题的班子会议；结合××乡实际，实施经费实报实销制，1年来共支出经费1000元，用于购置录音机等设备和陀螺比赛经费；注重工作宣传、痕迹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正确引导社会广泛参与；成立了××乡竟净化文化市场、文物普查等领导小组，并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因××乡文体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费短缺等原因，村级文体工作开展难度大，成效不明显。该项自评分为19分

二、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33分)

乡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前期工作于20**年11月6日破土动工，现已完成场地三通一平工作，其他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城、下甸两个村的业余文艺演出已经组建完成，全乡50个村民小组已经有12个村民小组组建了业余演出队；利用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及县三下乡和企业文化下乡活动，开展和繁荣农村群众文化，已经完成文艺演出任务15场；统筹各种资源，以乡老体协等团体为载体，积极创建“欢乐乡村大家乐”文化建设活动，以乡文化站为主把广场踏歌等的培训工作经常化，预计12月上旬举办××乡“欢乐乡村大家乐”活动广场操舞培训；积极开展数字电影进村放映工程，做好场地、电源、观众等协调宣传，确保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的任务，加强放映安全放映管理，上半年共完成60放映任务，收看观众达9000多人，《挺进大别山》、《夜袭》等国产故事片受欢迎；明确工作职能、职责，按时完成文体活动信息及其他工作的填制上报工作，已经上报文体活动信息4条；因部分工作系统性强，后续工作量大，无法在短期内做出正确的量化评定。该项自评分为33分

三、体育服务体系建设(20分)

积极做好**省体育特色乡镇等的申报工作；以“健身月”活动为契机，由乡文化站牵头，县文体局体育科具体指导，在上甸芒岗村民小组举行1场全乡陀螺手友谊赛，共有22名选手参加，最后优胜出四位陀螺选手；通过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比赛，作好体育人才培养和选送工作，共举行陀螺比赛13场，其中由小组自发组织12场，乡文化站组织1场；认真开展老年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计划今冬明春开展1场农民体育运动会；但因××中学实施整体搬迁，校内田径场建设和游泳池清理工作尚未完成，体育课程设置没有设置田径和游泳课，完成选送3名田径选手和10名游泳选手的指标任务有困难。该项自评分为20分

四、文化遗产保护(12分)

配合县文管所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野外调查，共完成乡内10座佛寺、1座清真寺和大城村鸡肠水新石器遗址的野外调查；结合县民宗局等部门，明确村组等单位对文物的责任制。该项自评分为12分

五、文化产业(4分)

作好辖区内红桥网吧的日常监管，结合县20**年文体工作会议，成立了乡净化社会文化市场的领导小组，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结合派出、安监、消防等部门的安全检查和清查工作共开展了2次文化市场安全大检查。该项自评分为4分

六、人才队伍建设(10分)

与县文体局协调配合，配齐、配强乡文化站站长，并严格执行事业单位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等制度；结合村级组织活动室建设项目，因地制宜，有效配备下甸村文化室兼职管理员；积极参加县级各项文体培训，并认真开展村级培训工作。该项自评分为10分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5

关键词：青年知识分子 农村反贫困 大学生社会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010-02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贫困被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人类社会摆脱贫困{2}。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对贫困现象的研究才受到学者的重视，农村贫困作为最突出的地域性贫困，一直成为关注的重点。我国青年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路径，百年中先后出现波及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刻画出20世纪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指导当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40年代），在民主精神的感召和推动下，许多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的自觉认识，开始了平民教育的尝试。由于多数民众不识字，要贯彻平民教育的宗旨，把文化知识普及到民间，就必须“以学教人”。该时期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运用工读互助、职业教育、演讲团等多种形式推进平民教育，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当时学校有限的情况下，平民讲演团成为最好的流动式学校。但此时的教育主要针对工人，区域集中在城市。此后不久，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平民教育运动开始转向农村。包括许多著名教育家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积极从事农村教育实验介入农村反贫困。据统计，1925年至1935年间，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达到103个{3}。其中以陶行知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等最为典型。

陶行知（1891-1946）在1923年至1926年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真正的乡村教育是建设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而新式乡村教育的创立和发展首先需要培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式乡村教师{4}。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书愚等创办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博士下乡的开始。梁漱溟（1893-1988）在当时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到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规划和指导实验区的乡农教育，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作了艰苦的探索。晏阳初（1893-1990）认识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乡村人口是最贫苦的群体，救国必先救乡，救乡就必须从乡民的教育着手。在1924年至1929年在农村地区试验与调查的基础上，1929年开始定县实验。推行实验的七年中吸引了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约400人的加入，他们大多留学海外、学有专长，自愿远离繁华都市，居住乡村，深入民间，以农民做师友。当时有海外媒体评论这一现象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5}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基础上总结出的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和三大教育方式（学校、社会、家庭）的整体农村建设方案，虽然在我国没有最终成功，但对于实验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的传授和推广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探索出的农村反贫困路径，在此后30多年中为全球各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仿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从城市来到农村，艰苦工作，通过乡村教育介入农村反贫困，将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农村，对农村教育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农村社会风俗的改善，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6}{7}

20世纪60~70年代历时20多年，近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被称作“使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20世纪60年代初，城镇就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各地学校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上山下乡成为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唯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0年间，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势下被送往乡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停止城市青年下乡种地，为这场运动打上了句号。

“十年浩劫”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大批知识青年被迫中断学业，所学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犯的案件也很多。知识青年尽管给农村带来一些新气象，但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尽管这场运动没有根本改变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实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但客观上广大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加快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促进了农村的文化建设，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水平，其农村反贫困的大范围社会实验也带给后人教训和反思。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是我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团中央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高校学生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线，成为农村反贫困一支强劲的力量（表1）。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深入到农村乡镇、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挥知识、信息、技能等优势，从贫困农村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组建专业团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以应对生产资源贫困，改善人力资本状况以应对知识贫困，促进农村市场主体的培育与完善以应对经济贫困，推动制度的创新与运行以应对制度贫困”，实现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有机结合{8}。

四、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当代使命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平民教育运动发生在后，青年知识分子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影响下，通过独立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和理论研究，以期从改变占人口最多数的广大贫困农村开始，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起初根本动因来自于政府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考虑，后来演变成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强制行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则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介入农村反贫困具有自发性、主动性、自愿性，反映出“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苏醒。在20世纪的舞台上，青年知识分子以乡村复兴、乡村建设为使命，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层次多角度介入农村反贫困，描绘出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尽管不同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背景、方式、目的和效果等方面各具特点，但在参与主体、精神内核、终极目标等多方面表现出同一性，显示出内在相承的演变脉络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将农村反贫困工作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迅速改善，到20世纪末已基本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9}。与此同时，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自发组织到政府引导，紧密契合农村反贫困进程（表2），已经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成为农村反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要看到，我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标准是非常低的{10}，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仍没有完全建立，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失地致贫、因没有一技之长致贫的现象仍将普遍存在。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急行军”，在2020年之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11}，这都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国仍有7亿农村人口的背景下，我国能否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战略，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是否实现提升和突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介入农村反贫困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光荣使命。各高校学生党团组织应以史为鉴，不断完善机制，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不断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的水平。

注释：

①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它同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同。本文所指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指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大学不招生，该阶段知识青年以中小学毕业生为主。

{2}王卓.中国贫困人口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4}张惠芬，金忠民.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88.489-490.

{5}吴相湘.晏阳初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136.

{6}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7-857.

{7}刘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N]经济观察报，2006.6.19

{8}李战国，任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农村反贫困不可忽视的力量[J].江苏高教，2005（1）：121.省略/news/200405280002.html.

{10}针对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有不同的统计方法，世界银行以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标准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6亿；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其在全国100个贫困重点村的调查，按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标准线进行的参与式贫富排序结果得出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至少是目前政府公布数字的3~6倍，即7200万~1.4亿左右；国家统计局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是1994年根据马丁法测算的625元标准，并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2004年标准为668元。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没有考虑到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家庭消费支出的货币刚性，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货币性支出是目前这种纯收入体系无法应付的。参见李存才.中国贫困人口知多少：统计差异使扶贫战略不确定[N].中国财经报，2005.8.18.

{1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吴文婷，北京市丰台区中鼎社会工作事务所副主任，经济学硕士 北京 100070；李战国，中国计量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教育学硕士 浙江杭州 310018）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6

乡党委、政府决定召开全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客观全面总结20**年工作，分析形势，研究部署20****年全乡工作，动员全乡上下“咬定新目标、再跨新台阶，开创**发展的新局面”，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去的一年，在全乡上下齐心协力、辛勤努力下，全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突破，在此，我代表乡党委、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乡党员干部职工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我乡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乡长对全乡20**年**年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对20**年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我都完全赞同，大家对**乡长的讲话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结合各自实际，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这里，我再讲四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月30号，县委组织召开了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充分肯定去年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今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工作总体要求、指导原则和工作任务。会议概括了我县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特点：一是走出了一条符合县情的好路子。全县上下紧紧扭住项目建设、中心城区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强力组织突破，培育了一批增长点，开成了一批新亮点；二是创出了一个科学发展的好局面。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重大转变，骨干企业对工业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大幅提升；三是呈现出城乡协调发展的好势头，中心城区建成了一批重大项目，实施了一批民生工程。城镇、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城乡面貌变化明显；四是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显著。会议明确了20**年全县工作的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争先创优活动为载体，努力保持干部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保持经济发展的可喜态势，努力保持事业繁荣的良好局面，务使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全乡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把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来，把行动统一到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上来，全面把握新形势，深入分析新问题，科学制定新举措，不断开创新局面。秘书网

二、肯定成绩，坚定信心，正确认识我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年，乡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升发展理念，强化发展举措，把主要精力放放在重点工作推进上，以大项目为抓手，突出工业兴乡、项目立乡战略的措施，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干”精神，全面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突出了重点，牵住了发展的牛鼻子。没有重点就没有全局，抓不住重点就难以把握全局。抓准重点、带动全局，是我们做好工作的重要方法。工作重点往往也是工作过程中的难点，就**年的工作重点而言，我们集中精力，想方设法，牢牢把握“狠抓工，强抓农，咬定发展不放松，搞好城建优环境，带好队伍促稳定”工作思路，在一些关系全局的工作上取得了新突破。一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我们成立了项目建设指挥部，制定了项目建设推进措施，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建设责任人，在财力、物力、人力等各个方面为项目建设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使工业经济稳步提速。投资1.6亿元的河南松凌木业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新增税利可达2000万元；总投资3000万元的尉氏县怡人油厂项目进展顺利，投产后年实现年产值1100万元，利税410万元；引资1500万元的尉氏县富国金属、投资1500万元凯迪金属等8个项目正加紧建设，板材加工、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百河酒业等产业，也有了长足发展。三农发展步伐加快。农作物生产加工、畜牧产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以培育新型农民为方向，扎实推进“让每一个青壮年农民拥有一技之长”专项行动，劳务输出水平不断提高，劳务收入显著增加，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积极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600元，比20**年增长20%。二是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全乡确定3个村为新农村建设重点村，涌现出一批新农村建设典型。三是民生进一步改善。教育、卫生、文化、劳动保障等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全力实施“一分钱创安”工程，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工作制度，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第二，落实了责任，注入了发展的源动力。要把各项规划和部署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充分调动全乡上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责任体系。乡党委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团结全党员干部群众一起抓产业、抓发展，乡村领导成员加快发展的认识更加统一，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先后制定下发了《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乡机关站所室目标任务百分量化考核实施办法》、《村支书、主任目标任务百分量化考核实施办法》、《工作领导包案制度》等一系列文件，把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社会事业、社会稳定等各项指标，具体分解到乡党政领导、乡直部门及各行政村，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7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第二，从农业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方面看，无论在乡村工业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后来的持续发展阶段，制度创新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回溯历史，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在乡村工业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以农民为行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种学者们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奇迹般地促进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剩余的增长，据有关专家根据生产函数估计，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家庭经营体制这种制度创新使农民成了可以直接支配农业剩余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效益更好的非农产业中去。而且政府的富民政策减少了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的提取量，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留在了农民手中，加大了农民对非农产业投资选择的现实性。另一个因素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调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较大的幅度提高了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79年开始，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高达24.8%；并对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了议价收购的范围。提高了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类副食品及有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约30%。据专家测算，农产品提价对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为15.96%。显然，仅上述两项制度改革就为农业生产带来了60%以上的增长。在乡村工业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对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的默认，对乡村企业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越来越开放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村企业的融资方面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篇8

[关键词]乡土；村民；农村；油画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40-01

油画传入中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自油画传入中国就已经和中国本土的文化相互融合。那个时候的油画因为技法不成熟和受到国画的影响，油画的形式更接近于国画，多以线描的形势表现。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张表现农民形象的油画是王悦之的《弃民图》。此外还有许幸之的《铺路者》，吕斯百的《四川农民》这是作品都是表达对农民的无线同情和歌颂。

20世纪30年代乡土题材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以新兴木雕为主要艺术形势，旨意在于宣传党的政策。那个时期远去留学的青年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大多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表达了他们对故土的思念。新中国成立后以写实风格为主的油画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是50年代到60年代油画在全国美术展上占了越来越多的比重。其中影响最大的画家是吴作人，董希文，艾中信等知名艺术家的油画作品，他们都是乡土题材的油画作品。这个时期的乡土油画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由于历史的惯性，艺术家们通过对政治的揣摩进而创作了紧跟形势的艺术作品。这个时期乡土油画并没有明显的发展。

一直到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美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艺术形势应运而生，乡土油画也迅速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土油画成为了新时代的油画的创作主题之一。特别是“伤痕”和“暴露”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乡土题材的作品也成为再现的媒介。“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有高小华的《赶火车》《为什么》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天已经苏醒》等作品。由于70年代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下乡当过知青，他们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农村艰苦的生活，同时他们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血和泪和对农民艰辛生活的同情，结束以后，很多知青回城，这使得“伤痕一一乡土”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而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批中国画家用这种方式震惊了整个画坛也一度成为中国的油画主流。高小华所创作的《为什么》从题材到表现形势都充斥着对的怀疑。画面中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铅灰色的调子，厚重的笔触把对“”的怀疑散布在画面中的每一个角落。“为什么”不仅成为高小华的疑问同时也是几代艺术家共同的疑问。罗中立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父亲》不仅强烈的表达了作者对弱小者的同情和怜悯，还表达了农民在奉献和拥有之间的巨大差距，农民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和他们实际生活条件的差距形成强烈的对立。当然，这个时期的乡土写实并不都像罗中立的“父亲”那样具有乡土写实的艺术风格，带有明显同情的去描绘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受美国怀斯艺术影响的何多苓，则开启了乡土写实的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对人性，人的复杂性的理解和描述。他的成名作《春风应经苏醒》与以往时期的美术中的情感都是阶级情感有明显的不同。何多苓把人的情感复杂化，他通过在画面中描述弱势的群体中的小孩和少女，来表达生命的成长。人的感情是复杂的，通过细腻的艺术手法，展示在人们面前，为中国的乡土写实主意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高小华，罗中立，何多苓等老一辈的艺术家通过乡土写实主义展示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不同方面，同时也在新中国的美术史上对描述乡土题材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意味艺术家是以乡土的名义呈现和表达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和和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为乡土为主题，把时期的阶级人改成了人道主义的人，具有跨时代的艺术。

受到西方油画对中国的影响，乡土油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到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的乡土油画主要在与挖掘中国传统绘画作品的内涵，着重与抒发个人情感，形成了一批具有表现主义的乡土油画作品。其代表人物是段正渠起作品主要有《东方红》和《黄河船夫》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画面已经不再是写实的手法，其作品做的大色调，大笔触，大块面，都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画主要受到西方油画的影响，他把西方油画和中国的乡土艺术相结合，其强烈的色彩，奔放的笔触，都在表达他内心深处对中国乡土艺术的强烈的热爱和感情。

90年代以后乡土油画呈现多样化发展，即乡土写实之后也有一批艺术家潜心研究中国的民间艺术，开始思考和挖掘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强调个人艺术意识，于是形成了具有”民间本土化“的民俗乡土油画。如林森的《坐席》，陈卫闽的《城市边缘》他们把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乡土油画也有的自己的发展，在此之前乡土油画较多的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示在人们面前。而这个时期油画的技法越来越多样性，艺术家自己可以寻找合适的技法为自己的农村生活寻找合适的题材。以忻东旺，王宏剑等人为代表。以忻东旺为例：忻东旺的作品多以农民工为主题，还有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同时表达了个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