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往信任危机的内容与治理

摘 要：本文涉及了网络交往本身的多元性、匿名性、无中心等特点决定了网络交往具备了成为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但同时，现阶段网络交往由于一些现实的障碍和束缚还不够自由，表达与交流还不够有序化，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危机。借助对哈贝马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或许能够得出一些治理办法和举措，以期网络交往更加规范和理性。

关键词：网络交往；信任危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95-02

一、网络交往信任危机的出现和主要内容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商谈和对话本身具有风险性，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使得发信者和接收者都确保自己的言论为真，所以，网络交往中也会出现欺骗和陷阱出现信任危机，同时，信任危机的出现也是符合哈贝马斯的理论设想的。具体来说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隐瞒和欺骗、公共突发事件中传播谣言和欺诈性言论、政府政策公信力的削弱等等。

个人与个人通过网络交往的联合，很多时候只是通过文字、符号、图片、音频等技术手段来实现，技术手段再丰富也不能完全表达发信者或接受者的语气、情绪、情感、好恶。换句话说，文字的表达总是要比口语表达能够规范和富有逻辑，而情绪不依赖于逻辑来表达。个人与个人的网络交往完全是自由选择的，可能只是因为对某个话题甚至是某一句话有共同的思考而进行商谈，彼此对对方的人格与德行不能充分了解，往往建立在商谈之后的遐想上，隔着网络完全不能了解一个人真实的生活方式和言语态度。

在公共性突发事件中，由于官方的信息加密或者传统媒体对网络媒体的冷淡回应，就容易引发一些出于揣测的流言和谣言。在这种网络舆情中，跟随流言者看似是代表了民意和民议，但实际上却是在混淆视听造成混乱。新技术传播时代，每天都遭受着信息轰炸，如何辨别和厘清信息的可信度是今天进行网络交往的交往主体所必须学习和考虑的问题。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信息平台，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这个行星上，我们都依赖他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与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伦理学的观点看这使我们每一个人对他人负有责任。”①这也是网络交往中交往主体所必须去思考的一个维度。

政府政策公信力的削弱则是由于，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互联网的领域，比如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开启、两会的微博直播、政治博客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等。但也正因如此，政府才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是对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初探因而介入不深，这也成为政府在公众眼中变得扑朔迷离的一个因素。每一个政策的出台，其执行力度和落实效果收到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之前的时代，因为不管这个政策与自己相关与否，网民们也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关注并围绕它展开讨论。这就导致了在现实中政策上行下效的缓慢进程跟不上网络民意立竿见影的要求，矛盾由此而产生，网络参与者开始对政府政策进行质疑，对政府公信力进行质疑，对政府运作体制进行质疑，最终政府本身变成一个无时无刻不被质疑的对象。再则，就像法洛斯在《号外新闻――美国民主怎样被新闻媒体破坏》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新闻媒体漠视民众意志，民众因而无法参与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之中，政府官员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阻塞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新闻媒体失去了公民精神，是因为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②

二、哈贝马斯理论视角下网络交往信任危机的治理

网络交往的社会其实也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投影和镜像，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工具是道德共识和道德的内在张力。网络交往的公共领域在当前阶段还不够自由和独立，还在受到经济、政治、商业的强权压制，这种来自现实的压迫感造成了欺骗和不自由。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预期，公共领域必须独立于国家组织和市民社会，消除强权与压制，社会联合借助于语言的沟通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控制。

网络交往的规范化，还是要遵循交往理性的普遍原则，交往理性是形成商谈伦理的根本内核，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改良都不仅仅依赖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的理性范式。网络交往主体要破除自我捍卫的樊篱，走出认识的独断论和自我中心主义，以共同的生活需要谋求不同程度的道德共识和伦理契约；学习和适应新的规范，积极寻求与其他参与者发生互主体性关系。

新媒介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类交往行为的革命性改变，尽管麦克卢汉还坚持一种技术决定论，是技术促发了这场革命。但是哈贝马斯的态度更值得欣赏，对科学技术持以适当的肯定，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价值需求对这场革命的催生和推动。在这个基础上说，网络交往的行为主体更应该反思自己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价值的真值也是商谈伦理形成的一个奠基因素。

哈贝马斯始终坚持一种来自生活但高于生活态度，他的交往行为的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根植于真实的生活形式之中，基于哈贝马斯的视角来解读今天的网络交往，首先在于从哲学理论的层面给予网络交往公共领域的独立和自主以理论上的可行性与合法性；其次以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的网络交往将会更加规范化，进而为事实世界提供范本；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伦理是建立一个自由但有序的网络交往场域秩序的必要前提。

建立有序而规范的网络交往，对于今天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下中国正在开启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商谈政治的萌发地，这对于构建民主社会的进程在程序上给予了一种合理的证明。建立和谐而合理的网络交往，对于社会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的先导性和亲和力，可以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平时忽视的问题，文化问题由于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中被冷落，但在网络中可以找回自信。建立高效沟通和交流的网络交往，赋予网络交往主体相应的合目的的理性，对于增进网络本身的现实影响力，增加网民政治表达权与政治参与热情也是十分有益的。

注 释：

①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

②法斯洛谈：媒体如何破坏民主[J].天涯，1997（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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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6〕法斯洛谈：媒体如何破坏民主[J].天涯，1997（6）.

〔17〕Habermas，Theorie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2（Frankfurt am Main，1998）.

〔18〕Thomas 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