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及功用新探

摘 要：对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进行分析，探究得出其原型是熊与蛇两种动物形象的结合。“玉猪龙”实际上是“熊首蛇身”玉器，它是巫觋做法时使用的法器，表现的是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种族繁衍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熊首蛇身”玉器宗教功能有所减弱，装饰功能占主导。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猪龙；巫觋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05-04

考古发掘出土物有明确的出土位置及其共存遗物，为我们研究文物提供了事实依据。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仅有4件：辽宁省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中出土了2件；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14中出土了1件；河北省阳原姜家梁M75出土了1件。其中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14属于二次叠骨葬[1]，对研究“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意义不大。故，本文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次葬的三件“玉猪龙”入手，探究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

一、研究成果简述

近些年，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及功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各位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确有百家争鸣之势。虫形玉龙说认为其功用是昭示并诱导雷雨[2]；昆虫幼虫说认为其寄托着红山先民的“生存繁衍”和“再生”的信仰[3]；熊说认为“玉熊龙”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直接有关联[4]；猪灵云纹说认为它是事神时佩戴的玉神器，是猪灵与云纹二种崇拜、猪首与云团二种形象的复合型玉神器[5]；鹿说认为其反映的是一种鹿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6]；胎形龙说认为它是主人在宗教祭祀时的通灵之物[7]。笔者认为熊说更确切、更符合实际，“玉猪龙”实际上就是“熊首蛇身”玉器。

二、“熊首蛇身”玉器提出的前提――红山文化存在熊、蛇崇拜

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在笔者看来应该就是熊、蛇崇拜。因为红山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蛇经常出没。古文献有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8]。雷广臻先生也有这样的论断：上古时期，红山先民经常受到禽兽虫蛇的侵扰。人们在居室不坚固的条件下，蛇是人的天敌。在红山文化区敖汉旗兴隆沟发现了7700年前人工栽培的谷子和糜子，这说明生产性农业出现了，与之相伴的是老鼠的活跃。老鼠在中生代就出现了且适应了环境的剧烈变迁，仍然活跃在5500年前的红山人的生产生活中，也时常威胁着红山先民粮食。而蛇是老鼠的天敌，正是蛇保护了原始的生产性农业，保护了人类新的比较稳定的食物。由此人们崇拜蛇，进而把蛇当作神灵或图腾来供奉，于是有了雕琢的蛇的玉器[9]。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时期存在蛇崇拜。另一方面，熊崇拜从考古方面来说，在牛河梁遗址，熊下颚骨和熊爪出土于女神庙中，可见熊在红山人心目中很重要，有熊崇拜存在。翻阅民族学的有关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前熊崇拜在我国东北地区盛行的情况，大兴安岭上的鄂伦春族中流传着的《熊的传说》讲道，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猎人被一只母熊抓走，同居了几年母熊生了几只幼熊。有一天，母熊领着幼熊外出采集食物，猎人就趁机逃跑了。母熊生气地把幼熊撕成两半，一半扔给猎人，一半抱在怀里。从此，这两半幼熊分居两地，随母的为熊，随父的就成为了鄂伦春人[10]。同居住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也有熊崇拜的传统，他们以对父、母系最高辈的称呼分别将公熊、母熊称为“合克”、“鄂我”，并认为自己是熊的“后裔”。这两则资料充分说明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都有将熊视为自己的祖先或将熊作为自己的图腾加以崇拜的习俗。由此可见，熊崇拜在辽河地区的历史也很悠久。故，红山文化存在熊、蛇崇拜。

至于前人研究时均约定俗成地将“玉猪龙”默认为“龙”，把中国传统龙文化与原始社会联系起来探讨龙的起源等问题，笔者认为不合适。红山先民处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由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始生产情况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应该还不会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而最多是将他们的某种愿望寄托在现实的与他们日常生活有一定联系的事物（如：熊、蛇）上。所以，本文认为在红山先民的意识里应该还不会有“龙”这种抽象的动物，也不会根据其他动物的形象提炼出“龙”这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故，“龙”说缺乏有力依据，红山先民崇拜的对象应该是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熊、蛇。

三、“玉猪龙”原型探析――“熊首蛇身”玉器提出的依据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猪龙”分析其形象，原报告称：“猪龙形玉饰（M4：2、3）形制近似，皆作兽首形，大耳、圆眼，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M4：2淡绿色玉质，面部有褶皱多道，琢磨成隐沟纹。通高10.3、宽7.8、厚3.3厘米。M4：3白色，兽首纹饰较简略清晰。通高7.9、宽5.6、厚2.5厘米”[11]（图1、2）。

从其具体形象看，直立耳、圆眼，笔者认为更具熊的形象特征，而非猪的特征。猪的耳朵是耷拉的，该直立耳的形象与猪完全不符。李书敏先生提到五千年前的猪为野猪，脸瘦长，并不像现在饲养的猪，肥头大耳，因此用今日饲养的猪的特征来解释五千年前的猪的特征欠妥。而熊的形态几千年来并无太大变化，因而应将其称为玉熊[12]。另外，在牛河梁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额骨、熊爪也可作为依据：“发现于J1B主室北侧。头向北，因出土位置已接近地表，故其头顶及身体大部残碎缺失，遗留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猪龙吻（J1B：7）作扁圆体，长11.5、宽8、高10厘米，上有二椭圆鼻孔，孔径2.5-3、深4厘米。吻上眼部犹存。睛为泥塑。上下额间獠牙毕露，门牙亦存。蹄爪（J1B：8）出土于猪龙前身下部，较完整。长14.5、宽12、高7.5厘米。侧二趾稍短。爪底部也有明显的禾草秸痕”（图3）[13]。

从发掘报告描述上明显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熊所具有的特征。再看“玉猪龙”的身躯部位：身体蜷曲如环，且其无角、无足。这均表明该“玉猪龙”的身躯部位极具蛇之特征。故，红山文化“玉猪龙”实为“熊首蛇身”玉器。

四、“熊首蛇身”玉器功用探析

（一）牛河梁“熊首蛇身”玉器功用探析

牛河梁的两件“熊首蛇身”玉器出土时并排倒置于墓主胸骨上，背靠背，吻部向外（图4）。

从其大小及发掘出土时与墓主的相对位置看，两件玉器均较大，完全不适合作为耳饰佩戴；随葬时背靠背倒置于墓主的胸骨上，而并非在墓主肩部或耳朵处，故可排除其作为耳饰甚至玉的功用。因此，此时的“熊首蛇身”玉器应该不是作为耳饰所用，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功用。该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论证：

1.红山文化巫的存在――墓主身份的论证

巫在红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甚至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红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便出土了有关“巫”的有力证据。比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大南沟的石棚山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字符。徐子锋考证出“”应为甲骨文‘巫’字的祖型”[14]。再如，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中首次发现的玉立人像也是巫师存在的有力物证。杨伯达、郭大顺等诸位先生均就此作了论证，均认为其为“玉觋像”或“玉巫人”等。由此，可以确定红山文化存在“巫”。从M4中仅随葬玉器来看，笔者认为男墓主应是当时社会上德高望重的巫觋，专门从事一些宗教祭祀活动。而“熊首蛇身”玉器与玉箍形器作为其死后的随葬品，应该是该巫觋主持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法器。

2.“熊首蛇身”玉器的使用方法――巫觋做法形象

从“熊首蛇身”玉器出土于墓主胸部两侧看，笔者认为其使用方法应该是先将绳子的两端分别穿系在两件“熊首蛇身”玉器的穿孔处，而后吊挂在墓主脖子上使用的。对于具体的做法形象，应为在举行祭祀时，墓主用双手将吊挂在胸前的“熊首蛇身”玉器举起事神、悦神，以期得到神灵的护佑的形象。但由于埋葬时间久远，绳子已腐烂消失。对于笔者提出的“熊首蛇身”玉器的用法形象在《山海经》中可以得到印证，《海外西经》中巫咸国的群巫形象，左右手都操蛇[15]。《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16]（图5）。淮阴高庄战国墓中出土的铜器刻文中也有操蛇的形象（图6）[17]。

可知，牛河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的做法形象同操蛇一致，是巫觋双手高举吊挂在胸前的“熊首蛇身”玉器以祈求得到神灵护佑的形象。发掘出土时，“熊首蛇身”玉器位于墓主胸前，表现的是祭祀活动之前的准备状态。红山先民相信如需要祭祀祈福，墓主的灵魂定会支配其双手将“熊首蛇身”玉器举起来进行做法以保佑生者的生活安定、物产富足。而对于“熊首蛇身”玉器出土时头朝向脚部的推测，笔者同意索秀芬和李少兵先生的说法：因尸体腐烂，位于胸前的“熊首蛇身”玉器滑落才使其倒置的[18]。

由此可知，牛河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的做法形象同操蛇一致，是巫觋双手高举吊挂在胸前的“熊首蛇身”玉器以祈求得到神灵护佑的形象。

3.“熊首蛇身”玉器的宗教寓意――红山先民的情感寄托

在牛河梁时期，其经济形态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畜牧业、渔猎业和手工业并存。红山先民以农业为主，开始了定居生活，这就使得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成了红山先民的一种生存需求。但是，由于农业产量、定居生活还不稳定，再加上人口稀薄，在原始社会极端困难的生活环境下，经常会有一些重大自然难题如干旱少雨困扰着先民们，其在与艰苦环境（自然灾害、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的过程中，想要壮大集体力量来增强抵御自然的能力的要求也很强烈。因此，笔者认为以熊和蛇为原型的“熊首蛇身”玉器作为巫觋做法时使用的法器，表现的是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种族繁衍的愿望。那是因为熊、蛇均有这样的象征意义：首先，熊是一种烈性动物，力大无穷，在深林中无所畏惧。熊能够直立而行，吃东西时，用熊掌将食物送入口中，这些习性与其他动物不同，而与人相似。熊的生殖器也与人相似，这些恰是熊图腾崇拜的重要依据[19]。这也体现了熊是力量的象征，是生育繁殖能力强的象征。其次，蛇本身就有土地、繁育力、生命力、天气变化等象征意义。金巴塔丝教授认为“蛇女神”和“熊女神”都有周期性的冬眠习性，这可以理解它们具有死而复生之神力。金巴塔丝还为人们提供了距今14000年的欧洲Lortet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鹿角雕刻形象（图7）[20]。

这是人类最早的史前蛇形艺术品，年代要比红山文化“熊首蛇身”玉器早两倍以上。图片中央是一条口吐芯子的直体长蛇，在蛇身两侧刻划有小鸟和植物枝叶，表示这件法器是用于春季仪式上的，其功能在于庆祝万物的新生。坎贝尔在其文《神话意象》中指出，蜷曲或盘旋纠结的龙蛇既能够代表团旋着的元气，亦即泰初的“混沌”，也能象征无始无终、生生不息，即随时随地能够回返自身，不断地“生―死―生”的无穷力量[21]。王璐妮盟认为首尾相近的圆环构型形式正是女性子宫的抽象概括，是巨大繁殖能力的象征[22]。除此之外，蛇在发挥调节气候的作用时有青蛇、赤蛇之异，分别是水神和旱神，通过调控它们实现阴阳平衡、气候适宜[23]，牛河梁M4：2为淡绿色玉质，正好符合其作为水神的特征。故，“熊首蛇身”玉器表达了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和种族繁衍的愿望。

综上，牛河梁时期，红山先民以熊和蛇为原型所雕刻的“熊首蛇身”玉器，体现了红山先民的熊蛇崇拜，也体现了它们对熊与蛇所具备的人们所不曾具备的而有助于他们生存的一些特质（无足疾行；蜕皮新生；繁殖力强；活动能预示天气变化）的向往，故将其作为巫觋做法时用的法器，使用时双手将吊挂在脖子上的“熊首蛇身”玉器举起事神、悦神，以表达其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和种族繁衍的愿望。

（二）姜家梁“熊首蛇身”玉器功用探析

姜家梁遗址群有且仅有一件玉器即“熊首蛇身”玉器出土，其出土于该遗址群的M75中，编号M75：1：“乳白色，有裂纹。猪首，双耳高耸，吻前伸，鼻间有阴刻皱纹。体卷曲，首尾相对，其外侧有缺口，内侧相连接。中部对钻大孔，耳后有一对钻的小穿孔。制作精细，形象美观。高3.3、宽2.6厘米”（图8）[24]，出土于M75女性墓主的右侧颈部（图9）[25]。

从随葬位置（恰巧在墓主右耳耳垂下方，且“熊首蛇身”玉器的穿孔正对墓主耳垂，见图9）可推断，该“熊首蛇身”玉器应该是在穿孔处系绳后吊挂于耳垂处作为耳饰所用（并非“玉”），只是吊挂所用的绳子为有机物，随埋葬时间的推移，绳子腐烂所致。因此，姜家梁“熊首蛇身”玉器的装饰功能应大于其他功能，其功用应该主要是作为耳饰（并非“玉”）所用，起到装饰的作用。

（三）“熊首蛇身”玉器功用的变化

从牛河梁时期到姜家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的功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熊首蛇身”玉器大小发生了变化（牛河梁时期较大；姜家梁时期较小）；随葬位置也有所改变（牛河梁：墓主胸部；姜家梁：墓主耳垂处）；随葬品的变化（牛河梁：3件随葬品均为玉器；姜家梁：除一件“熊首蛇身”玉器外还有陶盆和陶钵碎片随葬）。这些变化均体现着“熊首蛇身”玉器的地位在姜家梁时期已不像在牛河梁时期那样神圣，装饰实用功能增强，宗教意味开始减弱。即牛河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作为巫觋做法时使用的法器，其原始巫术（宗教礼仪）功用占主导；到了姜家梁时期，宗教礼仪功能有所退化，装饰作用（耳部装饰）占主导。

五、结语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是熊与蛇两种动物形象的结合，即“玉猪龙”实际上是“熊首蛇身”玉器。牛河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是巫觋进行祭祀时所使用的法器。其使用方法是在准备祭祀时，巫觋戴上作为神冠的玉箍形器，再将穿系有“熊首蛇身”玉器的绳子吊挂在脖子上。做法时，巫觋双手将“熊首蛇身”玉器举起事神、悦神，以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种族繁衍。到了姜家梁时期，“熊首蛇身”玉器主要是作为耳饰所用，装饰功能占主导，宗教功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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