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对贸易发展研讨

毋庸置疑，能源消费与贸易发展两个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况来看，关于能源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研究而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话题表现出与世界范围以及各国本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特征，以下将循着这个线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综述。

一、能源消费与对贸易发展的相互因果关系研究

国际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这主要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各国的学者们在思考的范畴上开始关注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一话题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国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采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L.Hill-man与Clark.W.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产出法，在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Owen（1982）对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以上两个文献都认为贸易与能源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有重要的关系，后者认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大是造成这些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能源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2005年以来呈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客观问题是相联系的，学者们希望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国内面临的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中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对1978年~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既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到其能源消费量的制约。张传国（2009）以及苏梽芳（2009）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用了更为深化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近期的研究如孙爱军和方先明（2010）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应用改进的费德模型，将进出口、能耗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实证研究数据上运用2000年~2007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研究结论同样得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高能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的研究鉴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按照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模式，本文将学者们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思路：1.对外贸易过程中“内涵能源”的消耗测算研究。国外较早的文献，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国内节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关系，如中美贸易（Shui&Harriss，2006；平新乔等，2006），日美贸易（Ackermanetal.，2007），日韩贸易（Rhee&Chung，2006）。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能源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方法和模型的改进，加进进动中的中间产品的影响，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全面的测算。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法的思路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学者们的分析也相当的全面和深入，但考虑到一个十分实际的难题就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的滞后性，使用早期的数据会给分析带来一定的误差。研究的另一种是以企业为依据，把国内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加权得到“内涵能源”进出口比例，进而算出“内涵能源”进出口数量，该方法的局限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曹俊文（2009）在总结和归纳了前人所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工业细分行业数据为基础，根据工业行业分类标准（ISIC）和协调编码（HS）对照表，计算各行业出口产品能源强度（即具体行业每单位产值能耗），进而测算各行业出口贸易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耗量。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受时序数据限制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各部门出口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费状况。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测算细化到工业部门，如兰宜生、宁学敏（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2005年我国22个贸易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并有尽量考虑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试图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2.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实现节能，无疑既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又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降耗起到促进作用，但他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都在表现出趋于恶化的现象，最终得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研究观点。姚愉芳、齐舒畅和刘琪（2008）同样使用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进口贸易与经济、就业、能源消费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认为：若从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影响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耗大于进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其差为2.97亿吨标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贸易结构偏重，需要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来改善能源消耗状况的结论。3.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研究。思考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中，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对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对外贸易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研究认为其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高大伟，周德群（2010）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杨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改善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都对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能源政策如何影响对贸易发展的研究

1.能源价格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能源价格政策对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现存的文献相对比较少，Jo?oRicardo和AndréVarella（2007）则从石油价格上涨与中国总出口额持续上升并存这个现象出发，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出口市场的开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得出技术进步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上，陈刚、余燕春（2008）从能源价格的角度出发，在定义能源约束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动态计量模型，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影响。胡宗义，蔡文彬和陈浩（2008）将能源替代模块和能源强度指标纳入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出口下降。杨迎春、岳咬兴（2010）从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率差异差异的视角提出能源相对价格的概念，将其与技术进步和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际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是中国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政策建议。

2.能源补贴与税收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内能源补贴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补贴机制与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更是较少，一直都缺乏从出口能源补贴损失角度评价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绩效的研究。陈迎等（2008）用内涵能源测算方法对2002年中国能源补贴进行了检验，其研究针对中国所有行业的补贴总额，没有行业分布的测算数据。林伯强等（2009）计算中国能源补贴总量，用价差法测算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补贴载量。周勤，赵静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政策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对出口产品能源补贴载量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经历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价、价格粘性和权衡产品竞争力与贸易条件三个阶段，能源要素价值低估成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出口结构中多以高能耗产品为主，全部能源补贴中约有10%通过出口产品净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呈现出巨大外贸顺差和严重生态逆差并存的悖论。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认为，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交通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地成为环境污染源，而能源税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比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加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进口产品征收能源税对小国可能是最优的。张为付、潘颖（2007）从世界福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能源税对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影响的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税情况下世界出口国、进口国和能源国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结果表明，在考虑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全球经济福利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最优的能源税税率，按这一税率征收环境污染税可以提高全球经济福利，也可改善因国际贸易而造成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现状。姚东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四、能源新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研究

1.能源新问题———“低碳经济”的兴起。低碳经济以及“碳排放”等话题的研究是能源问题在当前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背景下出现的新矛盾，关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庄贵阳（2005）从低碳经济的效用角度来描述低碳经济的内涵，认为“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付允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角度来理解其内涵，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角度来诊释其内涵，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2.低碳经济对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近来年，在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中，把这一新问题与贸易发展的关系一起讨论的逐渐兴起。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总量受控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对外贸易引发“碳排放”的测算问题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与贸易问题的时候，将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简单地引入碳排放系数和一个静态化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数讨论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只是原来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问题的一个简单变换，例如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进行了计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家和部门的碳排放等。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另一类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低碳经济的潮流的出现对全球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格局的影响情况的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视角的高度来思考能源领域的新问题对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杨迎春（2010）指出国际贸易活动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国在促进贸易发展与实现低碳经济的双重战略要求下，势必会引发全球范围内新的贸易摩擦，WTO机制在双重目标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对未来WTO和各国政府如何实现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减少贸易领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对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思考。王跃生和焦芳（2010）研究认为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的趋势下，中国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模式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加工贸易的比例过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局面对未来的贸易发展不利。施用海（2011）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的兴起给全球贸易将带来的影响，首先全球的贸易格局会因为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出现而引发大的变动；其次低碳经济本身就会创造出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再次低碳经济将会大大促进全球技术革新，有利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竞争与发展；最后于杨迎春（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也认为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可能成为新贸易壁垒。

五、简要总结

关于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诉求紧密联系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研究者多为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考虑全面地将能源消费问题与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问题系统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系统地探讨二者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视角，即能源消费问题与具体产业或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相互关系研究，甚至进一步地深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