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论文范文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作者：刘颖奇鄢军工作单位：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镇江市家庭能源平均消费趋势

家庭能源消费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私人汽车普及等高档消费品的增加，不仅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增长，也改变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结构。家庭能源消费（DomesticEnergyConsumption，DEC），又称用能源消费或生活能源消费，主要包括房屋采暖、家用电器、照明、炊事热水等方面的能源消费（姚建平，2009）。以镇江市2005年为例：全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为814.5万t标准煤（不含工业用，仅仅是居民使用情况），比1990年增长1.2倍，人均生活用能由1990年的343.3kg标准煤上升到2005年的537.4kg标准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也由以煤为主逐步演变为以电、油、气为主。1990年到2008年，镇江市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由87.9kw•H上升到586.7kw•H，提高了5.8倍；人均生活用天然气由1.2m3上升到37m3，提高了32.1倍；人均生活用煤由370.4kg下降到154.1kg。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人们生活方式变得方便、快捷、干净；能源所需增长太快，而这一切，镇江市城镇化率仅仅是百分之五十七，而全国城镇化率仅仅是百分之五十。城镇化率在发展过程中肯定要提高，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十分突出。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总能源消费分配比例是，居民用能与工业用能、交通用能已形成明显的三足鼎立之势。我国目前民用能源已经成为仅次于工业用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部门（占10.3l％）。通过对生活消费的分析，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能源的消费在不断增加。例如，工业对能源需求的比重较大，同时在工业生产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并融入社会后，最终用于人们的日常消耗。因此，家庭能源消费需要进行合理化的改善，通过尽可能地减少能源的不必要消耗，缓解能源供给不足的状况。

镇江家庭能源合理化的对策

（一）倡导自愿节约能源意识,逐步形成合理化的生活行为能源的节约利用以及家庭能源的选择，离不开城镇居民的个人消费心理。加强对自身消费心理的引导，不可或缺。减少能源消耗，更多的在于居民自身意识的不断提高，如自行车作为近程代步工具即节约了能源又对居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又如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而个人的心理活动，受到社会环境、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自我节约的意识，更能减少对能源的浪费。（二）对家庭能源消费分布进行相应引导，减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在能源的使用环节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能量流失的情况，我国对节能技术的普遍推广与应用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高能耗的产品向低能耗产品的转换。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不断地扶持和引导：如分时电价的实施、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照明、无缝公交等。（三）加大对节能技术的开发，使更多的节能创意融入日常生活科技进步的作用在于优化人们的生活。因此，提高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仅在于对大型能源产业的结构优化，还需要对家庭基础设施的能源消耗进行调整和改善，逐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国外不断兴起的创意设计理念，都是以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为主。在家庭住宅的设计中，一方面注重对原有废弃材料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也注重对环保材料的使用，城市生活垃圾沼气化处理等对镇江居民节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如节能灯的使用，变频空调的使用，碳纤维自行车的使用，LED照明灯的使用等等。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对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的碳减排目标任重而道远．当前，全球都在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各国都在努力实现“绿色生产”，力求减少碳排放量．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16％，而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求减少8％到10％，同时把该目标进一步分解到全国各地区，要求各地区务必坚持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理念，把节能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消费模式，进而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作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一个新标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密切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也存在显著差异．要想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政策，就必须很好地把握中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各省市碳排放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然而，截止目前，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省级层面都没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外学者的测算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那么，我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这些相关影响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否，也关系到低碳战略实施成效的显著与否．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是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参照IPCC（2006）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3］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4］的方法，运用相关方法对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估算，比较详细估算了我国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各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

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比较广泛，除了化石能源燃烧外，在水泥、石灰、电石、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物理和化学反应的发生，也会有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在所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水泥大约占56．8％，石灰大约占33．7％，而电石、钢铁生产所占不足10％．为了进一步增强估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不仅估算了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估算了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消费细分为煤炭消费、焦炭消费、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其中石油消费则更进一步细分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四类．所有化石能源消费数据都来自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水泥生产数据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CC＝Q×EFcement．（2）其中CC表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Q表示水泥生产总量，而EFcement则是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估算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仅仅计算了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没有包含水泥生产过程中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1列出了各类排放源的CO2排放系数．经过一系列准确计算，可以得到我国30个省市地区1997—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值.由表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地区碳排放量基本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为了更好的体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市、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三大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具体来讲，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11个省（市）；中部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这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由于缺乏数据较多，未估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12个省（市、区）．表3显示我国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表3的数据反映了我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从总体上来看，1997—2011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1997年的336565．69万吨增长至2011年的1066359．01万吨，增长幅度达到729793．32万吨，短短15年间排放量大约增长了2．17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1997—200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为3．48％．这个阶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从2003年起，亚洲各国陆续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我国经济发展加速，但由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这一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达到13．70％．之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2008—2011年增速为9．37％．虽然增长率依旧不低，但是相比于2003—2007年还是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意识到能源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探寻低碳经济路径，为实现绿色生产付出努力．特别是在2008年10月29日我国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白皮书，郑重声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和相关行动，更是明晰了我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从表3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碳排放区域差异性是比较显著的．总体来讲，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规律，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少．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中西两大区域．从图2可以看到，这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其增长规律均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97—2002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升有降，总体来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从2003—2007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整体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从2008—2011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增速下降阶段．图2是我国1997—2011年30个省市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的降序排列图．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位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均值的省市地区有：山东、河北、江西、江苏、河南、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四川和湖北．排名靠前的前五个省份是山东、河北、江西、江苏和河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8．71％、8．00％、7．68％、6．21％和5．95％．我国的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均为传统工业，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甘肃、宁夏、青海和海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1．46％、1．44％、0．98％、0．40％和0．30％．图3是我国1997—2011年各省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的降序排列图．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宁夏、内蒙古、海南、福建和山东，其中宁夏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36％．宁夏出现较高二氧化碳排放速度的原因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1997年宁夏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0．92亿元，2011年为2102．21亿元，增幅达到1891．29，增长了8．97倍．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41．6％增长到了2011年的50．2％，增长了8．6个百分点．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刺激了二氧化碳的高速排放．除了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外，青海、陕西、广西和新疆的年均增长率也均超过了10％，高于全国8．59％的平均增长水平．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为辽宁、山西、黑龙江、上海和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7％、6．16％、5．41％、4．32％和1．95％，其中北京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以1．95％位居全国最低.

3我国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很多，比如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水平、制度环境、城市化水平、能源价格等［5－8］．考虑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出口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yit＝α＋Zitβ＋ηi＋εit．（3）其中，yit是第i个省份第t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α是常数项，β是回归系数；ηi是个体效应，主要用来控制各省份自有的特殊性质，εit是外生解释变量，主要包含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出口贸易等因素．其中，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度量（用energe表示），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用city表示），出口贸易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度量（用export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度量（用industry表示），同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结果显示，该面板回归模型拟合地较好，回归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其符号方向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较高，说明二氧化碳对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比较敏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9744％，这说明第二产业与碳排放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会增加0．5812％，这说明经济增长也是碳排放量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能源消费结构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在1％水平上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参照IPCC（2006）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的方法，相对客观的详细估算了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997—2011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整体上基本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比较显著．总体上来讲，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出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规律特征，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少，而且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中西两大区域．本文对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主要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出口贸易及其他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及碳排放效率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对本文实证部分中环境变量的合理选取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对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化的现状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要实现碳减排的目标，就要加快提高碳排放效率．缩小地区间碳排放效率的差距是实现我国整体碳减排目标的一种有效方式．要缩小碳排放效率的差距，我国的碳减排策略应当有所侧重，实施差异化碳减排策略，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缩小省际碳排放效率差距，要重点关注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地区的节能减排工程［9］．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普遍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以，有必要努力加强各省之间相关节能减排工作的经验交流与技术合作，积极借鉴一些切实有效的节能政策，促进科学高效的管理经验的推广和扩散．西部地区具有自身资源优势，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和技术、政策支持，全面统筹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对与欠发达的地区要及时提供减排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动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保证其节能工作的顺利有序的开展．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来说，在节能减碳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带头作用，引导其他地区碳减排技术的进步，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碳减排的关键是加强低碳技术的创新和运用，通过激励自主研发和积极同国际技术合作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同时，我国要向低碳经济转型，必须建立碳减排的长效机制，积极稳妥地促进经济增长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方式转型.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逆转趋势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的，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广东和上海也面临着同样情况。以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了东冷西热的局面。

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军功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进行拆迁，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就更大了，就会真正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1.1ADF检验

由于同时受随机趋势的影响，现实中大多数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平稳的，检验是否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方法最常用的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基本原理，采用ADF检验法，借助EViews7.0软件的操作，分别对lnGDP和lnEC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两个序列的原序列、一阶差分及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EC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表现为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后序列表现出平稳状态，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和lnEC的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检验顺利通过。

1.2协整检验

协整是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由于lnEC和lnGDP都是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采用E-G两步法建立回归方程。首先，利用OLS对lnEC和lnGDP进行回归建立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Ln（EC）t=5.11668426058+0.428867357494*l（nGDP）tT=（62.09929）（43.30398）通过Eviews估计计算得到，lnEC的方差值（R2）为0.988925，调整后的方差值为0.988398，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到了98.89%，T和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用来分析两个序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影响。本文按照AIC准则通过选取1~2两个滞后期来检验lnEC和lnGDP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出lnEC是ln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lnGDP不是lnEC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即1991~2013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2结语

本文以安徽省1991~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EC和GDP为样本，基于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来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长期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呈现出能源消费量是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目前针对我国制定的节能降耗能源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可能影响安徽省能源消费的因素，从而间接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目标。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1.《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表明，截至2010年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68亿立方米。涩北气田产能近100亿立方米，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盐湖、冶金等特色优势产业和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提供了清洁能源保障。太阳能资源利用尚未形成规模。日照充足，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太阳能辐射强度高，日照时间长，全省年日照时数在2300－3500小时之间，仅次于，居全国第二位，太阳辐射总量在每平方米5637－7420兆焦耳之间，年接受太阳能折合标煤达623亿吨，合360亿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龙羊峡电站年发电量的6万倍。截至2013年末，太阳能发电厂有124家，其中光伏发电厂123家，光热发电厂1家。太阳能发电量28.16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加13.68亿千瓦时，增长94.5%。但太阳能推广应用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太阳能产业资源与产品之间的关联度还不高，应对市场波动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太阳能建筑尚处在起步阶段，太阳灶、户用电源的利用尚未形成规模。可燃冰利用技术尚未解决。祁连山南缘成功钻获可燃冰样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可燃冰的国家。可燃冰远景储量达到350亿吨油当量，且开发利用条件较为优越。目前关键是开发利用的环保和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不能进行大量开采：一是在开采可燃冰过程中，如果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甲烷气体，会加剧全球温室效应。二是可燃冰开采过程中会分解产生大量的水，释放岩层孔隙空间，使其赋存区地层发生固结性变差，引发地质灾变。目前全世界对“可燃冰”的研究大都只处于科学勘探层面，还没有进入实际开采实用阶段。

2.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本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GrangerCausalityTest）对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做进一步验证。平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通常来说，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结果如表4。从表4看，GDP与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数据经对数化处理后，仍是非平稳数据，但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对一阶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2.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表5看，LNGDP是LNCP、LNNG和LNWE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LNCO和LN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与前面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基本上一致。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带动原煤、天然气和水电生产的主要原因，原油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关系。这说明，主要能源生产是一种被动式的发展模式，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有限，反而是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生产。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与发展战略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确立了以保护生态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更是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全省经济建设都围绕保护生态开展，并未通过资源开发、销售等途径谋求带动经济发展。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1.从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GDP与原煤、天然气、水电生产之间相关性较高，分别为0.9854、0.9801、0.9764，与原油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为0.5190。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表明经济增长对原煤、天然气、水电等能源生产存在单方向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是能源生产增长的推动力。因此促进能源生产和结构改善，要以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

2.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资本拥有量弹性系数分别为0.5397和0.3031，这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资本的推动作用。全省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单位GDP能耗依然较高，节能降耗压力较大。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全省能源消费主要以工业为主，且煤炭的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近年来天然气消费比重有所上升，但水电开发利用能力还相对薄弱，太阳能、风能的利用还处在启动阶段。随着全省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全省能源消费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三、建议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耗创造良好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结构从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向节约型、集约型转变，改变以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加大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应为适度发展煤炭产业，进一步发展电力，提升天然气利用强度，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可燃冰等能源供给新领域。一是要保持一定的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力度，保证煤炭资源的正常供给能力。二是要加大煤炭产业整合力度，促进煤炭产业优化升级。三是要重视能源清洁利用技术，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尽量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四是要制定鼓励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步伐，提高水电、太阳能、天然气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走可持续能源发展道路。

3.建立能源生产、消费监测和预警机制，关注高耗能企业的单位GDP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的内部结构和产品结构，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严格审批项目。加大节能技术研发，提高高耗能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钢铁、有色、电力、石化、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和年能耗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能耗企业,建立台账,加强监测,同时督促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研发力度，重视先进的节能技术、工艺和设备的推广应用，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及耗能设备。

4.加快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探索新型能源利用方式，逐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改变当前能源消费中煤炭比重过大、工业用能比例偏高而民用能源比例偏低的现状。鼓励企业更多地使用高品质、新型、清洁能源品种。适当降低煤炭的消费比重，弱化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广利用示范工程，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倡导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引导居民改善生活质量，培养科学的用能方式。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逆转趋势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的，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广东和上海也面临着同样情况。以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了东冷西热的局面。

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军功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进行拆迁，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就更大了，就会真正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4，就是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就增长0.4个百分点。据此，中国在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曾设想到2020年以前能源弹性系数为0.5，但由于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去年和前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已经分别上升到1.32和1.6。这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标志。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逆转趋势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的，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广东和上海也面临着同样情况。以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了东冷西热的局面。

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军功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进行拆迁，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就更大了，就会真正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能源消费；金融发展；马尔科夫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因果检验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1-0007-07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

国际能源署报告（2009）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成了最大的碳排放国，占到了2009年全球排放量的24.2%，而其中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又占到61.4%（BP，2010）。所以能源消费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我国经济生活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国际性问题。研究能源消费问题的核心，不应该是简单的讨论降低能源消费。因为能源消费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指标，往往和经济生产、居民生活、国防建设等方方面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强迫企业或者居民等能源消费单位降低能源消费，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很大。同样，很多貌似与能源消费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行为也可能给能源消费带来显著影响，比如国际贸易、金融发展等。因此，研究能源消费对相关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及哪些经济行为会影响能源消费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目前关于能源消费的研究文献中，以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协整关系为主流。其中又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为最核心的研究内容，其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4个主要方面：增长假说、保护假说、回馈假说和中性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传统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中没有把金融发展从经济增长中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限制了人们对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关系独特性的认识。因此关于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能有助于更深入认识能源消费，以及其与经济、金融领域的动态影响机制。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比如赵领娣的研究认为金融深化和资本深化合力推动了中国的节能减排工程。

孙浦阳通过国际研究经验，认为金融发展是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显著因素。

二、文献回顾

传统的能源消费经济研究，主要是围绕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展开的。近十几年随着金融发展研究的深入，金融发展因素已经逐步从经济增长中独立出来作为影响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金融发展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银行机构等金融中介机构的扩张，还包括国外直接投资（FDI）等方面。从公司金融的角度来说，金融发展存在影响能源消费的多种传导路径，而且不同路径对能源消费影响的方向是不同的。在生产领域，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生产领域的能源效率。金融机构帮助生产企业进行风险规避，金融市场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金融市场给企业研究和技术更新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这都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降低生产领域的能源需求。但是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更高的能源效率并不一定会带来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能源消费总量反而增加，这就是能源研究中的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从产品消费的角度来看，金融发展通过提供消费信贷等金融服务促进大宗商品的消费，这直接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加轻松的购买大宗消费品，从而拉动了国内消费品市场的需求。比如汽车、房子、冰箱和空调等消费品市场在最近十几年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些大宗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也会消耗大量的能源。

近几年，国内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金融发展在能源消费中的作用。张立军认为能源消费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不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3]任力、黄崇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整体层面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中金融机构存贷比与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FDI比率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研究还显示，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存在地区的差异性。[4]刘志熊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能源消费的增加。赵领娣、张乐乐则把金融发展细分为金融深化和资本深化，认为两者“双重深化”交错互补的共生作用对能源消费产生了显著额外影响，其最终可以祈祷能源节约的积极效果。上述研究主要是利用国内的数据进行研究，因此结论的适用范围是中国。孙浦阳的论文则把研究的视角从国内拓展到了国际层面，论文研究了55个国家2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化石燃料”能源和替代能源消费的增加，减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2]

目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文献已经非常多了，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数都是从线性关系这个基础假设下开展研究的，比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ARDL模型，这些研究都假设研究变量的时间序列是满足线性特征的。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经济增长变量一般都采用GDP来衡量，但是大量文献表明，GDP会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所以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能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体现非线性的特征，因此采用线性方法进行研究可能不是非常的合适。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十一五”规划中不仅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并对主要耗能产品和耗能设备也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为确保“十一五”目标的实现，一场“节能减排”风暴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将依据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能源消费强度以及单位产品能耗三个指标对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分析，并针对中国能源消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能源效率；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强度；单位产品能耗

1引言及文献综述

1.1中国能源消费市场的现状

中国能源的特点是总量比较丰富，人均拥有量较低，分布不均衡，开发难度大。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日益突出。我国的能源供求缺口较大，对能源的进口依赖程度很高，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从1991年的小量出口到2007年进口需求量的11.35％。其中能源的进口以石油为主。中国的能源消费基本形成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能源消费结构。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煤炭资源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小幅上升。

1.2文献综述

现阶段关于我国能源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各个因素的分析。HangandTh(2007)分析了中国在1985年和2004年之间撤销能源价格管制引起的能源价格变化对总能源效率和煤、石油、电力这三类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发现在1995年之前各类能源的高价格会导致总能源效率的显著提高，但1995年之后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已经弱于收入效应和人口效应对能源效率的影响。Fan(2007)研究了1992年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对能源效率改进的影响。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对1993年之后的能源效率改进有着显著的影响。Moore(2007)将能源部赞助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蒋金荷(2004)比较了中国的能源效率与先进能源效率水平国家的差距，并分析了能源效率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并提出提高能源效率的主要策略。

第二方面则是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Wei(2007)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分析了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杨宏林(2004)又通过应用了“干中学”理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于渤等价以拓)在R＆D内生增长模型中包括了能源资源耗蝎和环境治理成本因素，讨论了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我们应更加关注中国的能源效率。

2能源效率指标

能源效率指标可以表示为许多不同的表达式，这些表达式都是为了说明能源效率相关的特定的或一般的问题。能源效率而言，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或人类活动与能源使用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能源效率的指标可分为经济能源效率和物理能源效率两类。本文作为一篇经济学论文，将主要考虑经济能源效率指标。我们选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以及单位产品能耗来分析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级阶段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所以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往往大于或接近1，而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不超过0.5。

能源消费强度是指国民经济在生产中的单位能耗水平，通常量化为生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综合反映了生产中能源的利用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因素有经济结构、技术水平、消费结构等。

单位产品能耗是衡量企业和行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一个指标，反映了微观领域能效状况。因其计量单位相同，不存在单位、汇率折算等因素，所以单位产品能耗的国际对比科学可行。

3近年来我国能源效率现状及国际比较

3.1能源消费强度与能源消费弹性的国际比较

与中国相比，欧盟能源利用效率远远高于中国，1993-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均值为2.41万吨当量煤／亿元，同期欧盟的能源消费强度均值为0.31万吨当量煤／亿元，二者相比中国是欧盟的7.77倍，这就是说获得同样单位的GDP，中国的能耗是欧盟的7.77倍。就能源消费弹性而言，1996-2004年欧盟的均值为0.36，而中国的为0.57，中国为欧盟的1.58倍，这就是说，中国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能源消费增长是欧盟的1.58倍。中欧能源消费弹性相差不像能源消费强度那么大，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中欧经济增长率差异悬殊。

欧盟的能源消费强度不仅在量上远远小于中国，而且在变化趋势上也优于中国，呈现出稳定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在2001年以后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就能源消费弹性而言，中欧之间的差异不像能源消费强度那样大，而且从变化趋势上看，二者似乎成反向变化趋势，即中国能源消费弹性增加时欧盟能源消费弹性下降，中国能源消费弹性下降时欧盟的反而上升。这种相反的变化趋势在2001年之前表现较为明显，而在2001年以后，欧盟的能源消费弹性却呈现出剧烈的上下波动的趋势，而中国的则持续上升。

呈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1)中国对能源效率的重视不够，根本原因在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

①长期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依赖国家投入与补贴，使要素价格扭曲，不同能源品种多部门分散管理，条块分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分散的能源多头管理体制，是约束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②长期受传统发展观影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追求产值数量与增长速度指标，造成对GDP的崇拜，忽视以人为本和技术进步，观念陈旧与技术老化的装备、工艺和产品耗能高、效益差，以及能源开发利用本身的技术落后，这是影响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的内在因素；③长期走传统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依赖资源消耗与资本密集投入，忽视效率效益与环境保护，形成高物耗、高能耗的重型)户业结构，这是一导致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低下的突出因素。

(2)虽然欧盟的能源利用效率远高于中国，但欧盟能源自给能力不足，能源进口依赖性很强。因此，欧盟非常重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中国自认为地大物博，不注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3.2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

工业一直是我国能源消费最大的用户，比例达70％左右，在工业部门内部，发电、冶金、建材、化工等几大高耗能行业又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2001-2003年全社会能源消费增加量的1／3来自于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故重点研究高耗能行业能效水平，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能源效率。

1990年到2007年，除了原油加工综合能耗有所上升外，大部分单位产品能耗都有明显下降，其中水泥、建筑陶瓷等的综合能耗下降幅度均达到30％以上，铜冶炼综合能耗的下降幅度高达64％；火电供电煤耗综合能耗下降幅度也达10％。

我国单位产品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我国能源密集产品能耗，与国外的差距明显缩小。火电供电煤耗差距由28.6％下降到20.51％，钢可比能耗由58.5％下降到15.6％，乙烯综合能耗由84.4％下降到59.62％。尽管差距有所缩小，2004年工业内部七个行业(电力、钢铁等)的16种产品的能耗指标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多用能源2.64亿TEC，除电力行业外，六个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占制造业终端能源消费量的80％，因此，努力降低重点耗能产品能耗对提高整个制造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4建议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充分挖掘经济结构推动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潜力研究显示，经济结构对中国的能源强度的下降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从长期来看，影响中国能源效率改革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模式。

①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来降低能源强度的潜力还有待挖掘。因此，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增一长方式，逐步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特别是依靠技术进步逐步提高传统工业的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和分工，逐步减缓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②通过政策导向和经济手段，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机制。完善促进节能的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措施，鼓励节能公司的建立，利用市场竞争推动节能。

(2)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终端能源利用效率。

效率因素(即技术进步)是中国的总体能源强度和制造业能源强度下降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一下措施：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效发挥先进技术在节能中的特殊作用，加大节能技术的投入力度，积极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为节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设备保障；积极实施技术改造，促使装置规模大型化、节约化，大幅度降低终端能源的消耗水平。

(3)加快制定和完善节能政策和环境政策，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度。

能源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能源消费强度； 能源消费结构； 技术创新； 面板数据模型； 碳排放

一、引言

我国能源总量丰富，品种齐全。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分配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几种常用的能源来看，储量较大，煤炭储量为1.5万亿吨，居世界第三位，石油为70亿吨，居世界第六位，天然气为33.3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十六位，而水力资源及水电均居世界第一位。然而，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费总量也在逐年攀升，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清洁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远远不足导致的碳排放总量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产业为主，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中国重工业比重为50.6%，而2008年重工业比重已经上升到65.1%。产业结构重型化造成高能源消费倾向和碳偏好，2000—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达9.1%，其中煤、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过九成，在没有发生重大技术革命的情况下，锁定效应将会导致中国未来10—15年对高能耗和高碳排放经济模式的依赖。

减少碳排放总量，合理开发利用有限能源的途径之一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美国2008年8月公布的新能源法案中宣布将对使用节能电器和节能建材的居民减免税收，欧盟在2005年提出了节能的新目标，到2020年节约能耗20%，日本经济产业省在拟订的国家能源新战略中也提出要争取在2030年之前将GDP的能耗减少30%。途径之二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煤炭作为主要的消费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有必要寻求其他低碳排放能源替代煤炭。途径之三即加大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碳排放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实现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是中国作为签署《京都议定书》成员国之一应遵守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所承担的责任。本文通过对全国30个地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的关系，找出这些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程度以及存在的差异，从而探索一条节能减排的可行之路。

二、文献综述

纵观现有研究，国外C.Hendriks等人建立了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火电、炼油、气体处理等9个行业共14 641个企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源数据库，并预测了2010—201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状况；Nobuko（2004）分析了日本1985—1995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Ang（2009）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环境理论相结合，研究了1953—2006年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指出能源消费、收入和对外开放度与碳排放呈正向关系，研发强度、技术转移等技术因素与碳排放负相关。

国内学者田徵利（2010）用2000—2005年辽宁省的能源利用数据，分析了辽宁省的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动规律；杜鸥（2011）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影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增长率的因素有经济效应、能源效应、结构效应和对外开放效应，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立协整方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变动；李武（2011）通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等方法，对中国1978—2009年碳排放总量与人均实际GDP、能源效率、能源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中，理论基础基本一致，研究对象均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不同的是分解的因素不同，采取的分解因素的方法也不同。由于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复杂，如消费偏好、资源环境状况、技术水平和制度保证等，因此，对于碳排放问题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概述、指标选择和模型构建

（一）研究方法概述

面板数据模型是一类利用平行数量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模型，能够较充分地利用样本所包含的信息，从三维（个体、指标、时间）方向反映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和个体特征。此种特征尤其符合本文对中国30个地区6年来碳排放水平的回归分析。它克服了简单的多元回归模型不能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的缺点，同时也通过对比不同横截面的值来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为了评价回归的结果和检验滞后阶的稳健性，需要对模型回归的残差进行面板的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不是面板单位根过程而是平稳过程，那么可以认为参数估计量不是伪回归的结果。为了获取更全面的样本信息以证明模型估计的有效性，还需要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最后再进行回归分析。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美国学者Nelson与Plosser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多数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是不稳定的，只有确定了序列的平稳性才能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协整性分析和因果性检验。因此，作为分析的第一步，必须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是基于面板数据的一阶自回归过程：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协整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恩格尔（Engl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尽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变量每个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受相互抵销趋势项的影响，使该组合成为一个平稳的变量。因此，在确保时间序列数据是同阶单整的情况下，笔者运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及长期因果关系。

首先，利用静态面板的回归残差来构建统计量：

3.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经过协整检验后，方可进行回归分析，其一般形式如下：

（二）指标选择和模型构建

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能源消费强度（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技术创新、城市化率等，而衡量碳排放水平的指标包括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年比增长量、碳排放年比增长率、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年比增长量、人均碳排放年比增长率、碳排放强度、碳生产率等，本文在做实证分析时，把中国30个地区（自治区能源数据缺失，故除外）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这是因为全民施行碳减排运动的时候，各行各业也在全力节能减排。如果了解了中国碳排放的大体趋势，那么在确定减排指标和部署减排任务的时候就更具说服力了。所以选取能够显著代表各地区碳排放水平的碳排放年比绝对增长值指标作为因变量，并且假设影响碳排放水平较为显著的三个变量：各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各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各地区的技术创新作为自变量。

能源消费强度（ECI）：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与各地区的生产总值之比（吨标准煤/万元）。

能源消费结构（MT）：各地区主要能源煤炭的消费总量（吨）。

技术创新（R&D）：各地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亿元）。

碳排放水平（TC）：因为没有直接的量化指标，本文采用科学估算的方法得出历年各地区的消费总量，然后取年比的绝对增长量作为研究指标（吨标准煤）。

参加回归分析的数据为全国30个地区2005年至2010年的能源消费强度、主要能源煤炭的消费总量、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资额和碳排放总量。

在确保时间序列变量同阶单整的情况下，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对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技术创新以及碳排放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首先，构建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技术创新以及碳排放四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关系模型（6）、（7）、（8）、（9）；其次，对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εit，并对εi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如果ε1it是平稳的，则说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如果ε2it是平稳的，则说明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如果ε3it是平稳的，则说明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四、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05年至2010年，中国30个地区能源消费强度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30个地区能源消费结构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30个地区技术创新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30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则根据相关参考文献的科学测算方式通过数据代入和公式运算得来。

（二）实证分析

在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之前，为了消除变量之间量纲和数量级过大的影响，先使用Eviews6.0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对数处理，然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单位根检验

对于普通序列单位根检验来说，ADF检验、DFGLS检验和PP检验三种方法出现得较早，在实际应用中也最为普遍。本文采用的LLC（Levin-Lin-Chu）检验、IPS（Im-Pesaran-Shin Wstat）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可以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截面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最终检验在综合了各个截面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出统计量，对整个时间序列/截面数据是否含有单位根作出判断。本实证部分所用的软件为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6.0。全国30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原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碳排放年水平变量（TC）在LLC检验、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的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Fisher-ADF检验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能源消费强度（ECI）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下均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在LLC检验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Fisher-PP检验的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下不显著；技术创新（R&D）在LLC检验的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下均不显著。显著意味着拒绝原假设，认为原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表明原序列稳定；不显著意味着接受原假设，认为原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表明原序列不稳定。由此来看，有些变量在多种检验下不显著，即变量具有不平稳性。因此，还要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进一步判断其稳定程度。一阶差分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碳排放年水平变量（TC）、能源消费强度（ECI）、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和技术创新（R&D）在LLC检验的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碳排放年水平变量（TC）、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和技术创新（R&D）在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的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能源消费强度（ECI）在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所有变量为一阶差分平稳变量，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

2.协整检验

变量在满足一阶单整的条件下，通过软件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

协整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关系，如果置信水平P值在10%、5%、1%的情况下，则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如果P值大于10%，则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协整关系。而表3中的结果显示，统计量的置信水P值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下均低于1%，说明该模型碳排放年水平变量（TC）、能源消费强度（ECI）、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和技术创新（R&D）四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显示，在设定线性趋势时，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并且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能够对面板数据进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为了确定将空间面板回归的结果与传统的面板回归结果进行对比，以及是否存在空间效应、是否需要使用空间面板回归，本文给出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见表4。

从面板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全国30个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中，能源消费强度（ECI）、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和技术创新（R&D）均通过了相应的t检验；能源消费结构，即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和技术创新（R&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能源消费强度（EC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这三者对全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水平（TC）有显著影响。其中能源消费强度（ECI）和主要能源煤炭消费量（MT）与碳排放水平（TC）呈显著正相关，对其有很强的驱动作用，而技术创新（R&D）与碳排放水平（TC）呈显著负相关，对其有抑制作用。

由此可以写出30个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式：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我国30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全国各地区碳排放总量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验证了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了三者对碳排放水平具有长期均衡性，这样更便于下一步运用面板回归确定它们之间具体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消费强度促进了碳排放水平的增高，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消费结构也促使了碳排放水平的增高，而技术创新能力则抑制了碳排放水平的提高。根据此结论，可以从降低能源消费强度、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三个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费强度

第二产业能源消费总量巨大，其对碳排放的影响非常明显，因此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应适当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其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中国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将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下去，但随着信息化、知识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一国经济增长可以更多地依靠人才和科技创新以及制度的改进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产出效益，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明显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大大减少对碳排放的需求，并逐步改善人们的消费需求偏好，在降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二）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总量

中国是以煤类能源消耗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国，这一方面是中国的自然社会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与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落后有关。煤类能源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率最大，每生产一单位能量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多29%，比天然气多80%，因此减少煤类能源所占的份额，增加其他能源形式，尤其是热、电能源等清洁能源的比重，对于节能减排和改变能源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开发利用新能源

中国需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大力发展高新节能技术，尤其是高耗能的产业和产品方面，如中国的石油燃料加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应增加科研投入，创造低能耗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争取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环节都能够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开发新能源尤其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如利用中国的河流和海洋等自然资源发展太阳能、水能、潮汐能等清洁的能源形式，促进能源结构的多元化，不仅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最为重要的是有助于能源的长期供应和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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