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翻译思想浅较

摘 要：鲁迅和林语堂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很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杰出的贡献。本文就从比较两人的文化观、翻译目的，以及翻译标准这三个方面，探讨两人截然不同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鲁迅；林语堂；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204-01

一、引言

晚清是中国翻译史初创并迅速繁盛的时期。这个时期所确立的翻译思想及相应的原则和方法，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中国翻译事业。后来的“”打破了翻译界的固有思维，在此期间，多数翻译者旨在以新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开启民智并进行社会改良。鲁迅和林语堂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很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杰出的贡献。本文就从比较两人的文化观、翻译目的，以及翻译标准这三个方面，探讨两人截然不同的翻译思想。

二、迥异的文化观

作为一个严峻的解剖者和批评者,鲁迅对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充满着沉郁的忧患意识和复杂的自省精神。他认为,中国积弱与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国民性造成的。对作为封建统治级工具的正统儒家文化,他从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孔子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鲁迅则与林语堂持完全相左的态度,指出其危害性在于“中之治,理想在不撄”。对道家思想，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其恶果是“不撄人心”,这正是造成国民弱麻木的根源。(鲁迅，1981：327)

而林语堂对中庸思想推崇备至,还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艺术思想的四个支点,即非功利、幽默、性灵与闲适,是由道家文化将它们汇为一体的。比如，庄子的“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之无羁绊”就是他向往的境界。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在做文章时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字里行间都会跳跃着作者鲜明的个性。至于道家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把生活艺术化,更是林语堂所追求的美学内涵。

鲁迅对外来文化持推崇和“拿来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历史的重荷、传统的束缚已窒息了中国人的灵魂和创造力，只有求新声于异邦、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参照系，才能唤醒沉睡中的国民，改造中国旧有的文化。因此鲁迅一生在坚守创作的同时，一直坚持热情传播外来文化。他坚持对外国文化进行原质性的追求,而他所用的方式就是直译。鲁迅甚至认为中文文法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要通过翻译进行改造,从外国引进新的表现法,这就是他坚持语法欧化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下，林语堂走上了他随感式的东西美学综合的基本路线。一方面,他将西方的幽默引入中国文化,在他所创办的《论语》杂志上,荟萃了莎士比亚的《人生七记》、尼采的《市场的苍蝇》、法国民间故事《尼姑》等许多英、法、美式的讽刺。另一方面,他又将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献,以通俗化、大众化的策略介绍给了西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

三、翻译目的的差异

早在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就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1981:155)。翻译作为对世界文化的引进，作为文艺的一种重要形式，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鲁迅通过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为我所用,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翻译在其中承担着破旧、迎新这两项任务，一面引进外国文化的新因素,一面铲除旧有文化的痼疾。鲁迅曾谈起过,他最初从事文学译介的目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鲁迅，1981：208)。为此,他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反对照顾国人的陈旧思维方式,他要国人张开眼睛看世界。

而谙熟西方文化的林语堂,他的目的是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不仅在认识功能上填补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情况的知识空白,而且摆出了一副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效的架势,以东方文明的休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孟建煌，2003：378)他要把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大至儒道哲学,小至品茶烧饭的生活哲学,带入西方人的大众生活里去,改变他们头脑中对中国歪曲和变形的认识,使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不再限于小脚、辫子之类的东西。

可见鲁迅和林语堂两人的翻译目的都是为了文化的传播,只不过鲁迅是为了引进异域文化从而建立新文化,而林语堂则是为了东西方文化更好的交流。鲁迅要借西方文化米修正中国文化的陈腐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林语堂则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努力向西方人宣讲中国文化。

四、翻译标准的不同

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硬译”的概念，在鲁迅的理想中，“逐字译”是当时最好的翻译方法，甚至往往以英文的构词法来规范汉语的使用。他认为译文要保持原作的神韵和表达方式,不能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而随意删改或归化,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所谓“洋气”。然而，这种对字字忠实的过分追逐，必然会造成译文晦涩难懂的境地。鲁迅后来又进一步阐释道，“他主张‘直译’，但并不赞成晦涩和拘泥；而对于‘潜心研究’的‘意译’，他是求之不得的。”（陈福康，2000：290） 鲁迅从文化进步的角度,从中国语言所标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角度来看待白话文的弱点希望给白话文引入“欧化”的成分,从而改革中国语言。

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里提出了“忠、顺、美”三条标准。其中，忠实有四义:①忠实不是字字对译,是句译,以该句的“总意象”为基准下笔,而非字义。②绝对忠实之不可能。③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言外之意。④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即讲求归化,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这也就是其“顺”的含义。此外,林语堂认为文字除了声音、意义等质感之美，还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因此，还要追求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

针对鲁迅提出的“逐字译”，林语堂认为，字义是与上下文连贯融合而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的，如果一味逐字译，必然会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因此译者无字字对译之必要，从根本上否定了字译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他提倡句译：先要将原文全句的总意义体会出来，其次才能去找寻合适的字辞组合完成表达，这是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必然程序。对于鲁迅所说的引进欧化的表达方法，林语堂提出：“欧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词汇，若语法乃及不易欧化，而且不能句句皆欧化也。”（林语堂,1984:429）他认为，过分注重引进西方的表达方式和句法来改造中国的语言，则会拘泥于原文的心理和句法，使译文洋味十足而遭致华人的阅读兴趣全无。他强调译者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将原文的思想译成有意义的、地道的中国话。

五、结语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差异反映了新文学阵营内部不同作家不同的人生追求和文化抉择。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两位大家，他们尽管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技巧各不相同，但在中国的翻译文学方兴未艾之际，都以其各自的巨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日趋进步和成熟。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至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孟建煌.从“后殖民主义”话语看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A].子通主编.林语堂评说七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