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及其在我国公共决策层面的适用领域

摘要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虽然我国政治文化背景与西方存在差异，但并不妨碍我国对这种先进政治理念的移植。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很多领域的运用，都潜移默化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民主进程。

关键词 协商民主 公共决策 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民主的历史演进

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一样，西方国家民主的发展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最初直接表现为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协商管理的“纯粹”民主；到由于地域扩大和人口增长，发展为人民委托自己当中的一部分人代表人民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权的“代议制民主”；再至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后形成的现代民主思想。

古代希腊城邦以雅典为代表，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直接民主制度。雅典的最高权力象征，是法定最低6000个雅典城的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或“民众大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思想。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所发展的“精英主义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他们认为民主充其量不过是选择决策者并制约其过分行为的手段。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作用，把一向被视为民主主体的公民大众视为政治低能、软弱无力的群体，因而将政治的主导权力排除在大众之外。20世纪90年代，西方民主理论出现了协商民主的转向，德国的哈贝马斯是协商民主的代表，他认为人民是民主的本义，离开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政治参与就会丧失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同时，民主的内涵还包括交往与商谈的过程，他同时强调人民只能存在于交往行为中，民主就是交往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达成“相互承认”基础上的话语共识的程序是民主的合法性基础。

二、 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与价值

（一）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关于协商民主，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界定。米勒把协商民主理解成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瓦拉德斯则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以科恩、库克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将协商民主看成是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

尽管有很多对协商民主的不同定义，但陈家刚学者在归纳上述三种定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界定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陈家刚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可以理解成一种理性的决策形式、一种组织形态、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 本文对协商民主的理解就是建立在上述三种定义以及陈家刚学者所做的界定基础之上的。

（二） 协商民主的价值。

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范式，协商民主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超越已有政治模式的意义。协商民主在控制行政权力膨胀，促进决策的合法化、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社会价值。

协商民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协商民主为提升公共决策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强调在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的过程中，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这种反思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参与而完成政策确定活动的。首先，协商民主对程序和平等价值的强调，使得在协商过程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平等的参与决策过程。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从而能够超越个体自我利益的局限。

协商民主培养了公共精神。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协商民主肯定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能够培养出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和公民精神，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也能够促进公民形成集体责任感。协商民主要求的最终归宿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单纯地强调个人利益。而通过理性的协商推动个人偏好发生转向，协商民主使人们看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承担责任有利于促进共同体的繁荣。

三、协商民主在我国公共决策层面的适用领域

我国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依据中西方不同的民主政治理论传统，形成于两种政治文化背景和民主政治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实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我国的政治协商不是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协商民主，但它却具备了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为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制度资源。

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建构，已经在许多国家的议会立法、公共政策、社区治理等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而在我国公共决策领域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交流，限制政府公权力，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应有内容。

（一）城市公共决策层面。

目前，关于我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领域、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城市业主及社区等问题上。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城市经济贸易和社会活动的日益繁忙，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变得日益棘手。由于城市道路资源的稀缺性，在解决道路交通问题的政策上必然会出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加上以往研究主体集中在较少的一些专业院校、相关部、委、局的政策制定组织，导致政策制定主体的单一性。因而，引发了多种关于道路交通政策的争议。随着协商民主中国化的不断深入，道路交通领域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决策地带，有着较大的实践价值和决策意义。

其次，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等是直接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权利，因此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者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必须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为公民参与政治协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和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关系领域是城市公民协商的常见的实践领域之一。

再次，城市业主及社区问题，如社区管理人员的选举、社区的互助合作、小区的治安保卫和环境卫生等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发挥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作用，确保人民群众按照公共生活的共同需求和意愿，运用法律和道德等手段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而社区网络论坛以平等、开放的特点，为民主协商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

（二）农村政治决策层面。

在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协商民主，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民众进行的实践创新更是为世人所关注，在诸如社区评议会、民主恳谈会等多种形式中，最具特色和影响的是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在一定程度上说，协商民主代表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从现实可能性来看，协商民主也应从基层开始。

要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到实处，使农村民主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运作的轨道。浙江地区的“民主恳谈会”实际上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是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民主恳谈的实践，改变了以往由少数领导拍板的决策方式，在多元利益主体和公众的广泛、平等参与下，通过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民意的自由、公开、充分表达，以影响政府决策，使政府的决策更能体现民意，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民主恳谈内容上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对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对协商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166.

陈家刚.协商民主.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89.

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