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永的生活模式及对元代文人的影响

【摘要】柳永开创了一条文人职业化的道路，这种混进市井之中的选择打破了传统文人或官或隐的生活模式，降低了文人对统治阶层的依附，增加思想上自由的可能性，同时预示性地为元朝文人提供了生活道路的模版。

【关键词】文人　职业化　选择　可能性　模版

柳永(9877―10537)，初名三变，字耆卿。在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里如是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而柳永并未因此悔改，他“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从以上记载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两个信息：其一，柳永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他被宋仁宗从皇榜上亲自勾去名字，不被君主接纳也就断绝了仕进的可能：其二，柳永并未走传统士大夫的路子。不居庙堂之高则处江湖之远。他选择的是在青楼酒肆中继续放任性情。

我们不妨将柳永的这种模式称为“第三种选择”，它不同于以往的出仕和归隐田园，它的产生和当时宋朝的经济发达直接联系，同时预示性地为元朝文人提供了生活道路的模版，对有元一代文人产生重大影响。

一、生活模式：混迹市井

儒家传统要求文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同时中国文人大多儒道兼修。仕途受阻则在山水之间寻求寄托。儒道互补形成了中国文人的双重选择。

和这种模式对应的是经济的不发达。这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本，商业和手工业极度不发达，脱离土地的唯一方式是入朝为官。文人无法取得官俸以养活自己的时候，就只能重新回到土地上，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底作为基础，隐士们大多都不得不靠劳动养活自己。比如陶渊明，“除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其劳动的直接写照。据史书记载，陶渊明甚至不得不采用乞讨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处江湖之远并不意味着安逸，这种生存的艰难给文人以警醒，很多时候为了逃避这种艰难而不得不依附于皇权。

而这一模式的形成远远早于儒道学说兴盛之时，商周时期，因为朝代的更替，一批不愿服务于新朝的前代遗老们纷纷选择避居山林，入仕与隐逸成为文人生活选择的两个端点。这种双重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时期则是魏晋南北朝，以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一批文人为代表，在政治黑暗、言论没有自由的时期，他们选择面对山水，寻求心灵自由。

宋代商品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一个繁华盛世下的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市民阶层，他们的审美高于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娱乐要求，勾栏瓦肆正是顺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娱乐场所。

娱乐场所的产生暗含了一种商业需求，那就是歌词以及戏曲的更新，这种需求给文人一个靠自己才能谋生的可能性，柳永正是“文人职业化”的尝试者。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这种“以才换财”生活方式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文人的才能有需求的市场。柳永因为执意于自己所选择的不羁生活，所以被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元代以关汉卿为首的文人们延续了柳永的生活。关汉卿自认“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对于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坚持和柳永一脉相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元朝，商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不仅人口众多，华屋巨室列布，四方异域之人会聚，而且“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蒙元统治者对歌舞比较重视，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元代宫廷经常由教坊搬演各种歌舞和杂剧。同时，繁荣的商业都市孕育了庞大的市民阶层，他们以自己的财力成为世俗文化的支撑者。

入主中原的最初三十多年中，蒙古贵族取消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恢复之后，汉族文人也无法凭科考进入统治核心。把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确保权力掌控在蒙古人和色目人手中。由权力中心的排斥带来的即是经济的困窘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元代文人地位前所未有的卑微。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儒生和乞丐、娼妓并列。为谋求生计，很多文人为勾栏瓦肆写作杂剧。他们有的甚至亲自登台演出，和当时的名伶来往密切，关汉卿、白朴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样的时代背景，是柳永及其后来者能够选择除了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以外“第三条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精神模式：放逐状态

北宋初期，词始终是文人心目中的“小道”。远不能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据当时其他史料来看，因为柳永经常出入于烟花柳巷，为歌妓填词，和柳永同时代的文人对他大多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柳永去见晏殊，“晏公日：‘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日：‘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日：“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因为生活放荡被仁宗特意从金榜除名，并给以“且去浅斟低唱”的评价，他既不被统治阶层接受，也不被和他同时代的文人接受。他在烟花柳巷中寻求知音，他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和理解这些青楼女子，“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名妓和落魄的名士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名妓们才貌双全却身世坎坷境遇堪怜：落魄的名士满腹经纶却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们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知音的惺惺相惜，这些女子回报柳永的正是这样的情怀。在柳永死后，演绎了一场“众名妓风月吊柳七”的千古佳话。“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风骀荡，诸名姬不约而同，各备祭礼，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冢’。”

靠写作歌词换取润笔为文人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既无需违心干朝廷仰人鼻息_又不必躬耕于山林辛苦维生。文人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换取生存所需，同时在受众中寻求理解和支持，得到在自身所属集团之中所没有的认可。

有元一代汉族文人无法跻身统治核心，这种游离状态无疑是对文人从小接受的“天下事舍我其谁”观念的颠覆，文人的生存状态在元代变得极为尴尬，汪元量《自笑》诗描述：“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这种状况彻底摧毁文人的自信，使他们对一直遵循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

如果说柳永的放逐尚有自我选择的成 分在其中，那么元代文人的放逐则完全属于无可奈何的被动行为，因而也就更为彻底和决绝。这种文人的群体放逐使元代文学带上强烈的质疑和否定精神，反讽成为元代文学常见的手法，文学语言和主题的俗化折射出这时期文人精神上和以往朝代的不同。经济依附的松动带来精神上的自由，这是混迹市井生活的直接表现。

三、流传模式：世俗文化

词产生于歌舞宴乐中娱乐的需要，配合音乐，供歌儿演唱是词产生的直接原因，只适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词从某种角度契合了这种特性。

柳永擅长音乐，柳词大多谐于音律。很多词就是应歌妓们要求所做的歌词。在《玉蝴蝶》中如是描述，“珊瑚筵上，亲持犀笔旋叠香笺，要索新词，赠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色，波脸增妍。”

柳词的俗化是被文人所鄙夷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清照的评价极能代表文人们的看法，“词语尘下”。

这种评价一方面源于柳永俚词直接取民间口语入词，如被晏殊所指名的《定风波》“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彩线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象“恁么”、“镇”这类词语，完全从口语中而来，未加任何修饰用于词中。

另一方面则源于柳永词中所体现的情感。即使象苏轼所盛赞的《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威照当楼。”，这样不减唐人高处的意象，下阙也必然转回到柳永所熟稔的相思。

以婉约为宗的温软词风并不适于承载“家国天下”的大志，婉约词表达的均为私人情感或者说是“小我”，但这正是市民阶层所乐于接受的风格，所以柳永的词大盛天下。“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对于这种现象，王灼评价“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胡仔亦赞同此种观点，“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教坊乐工、青楼女子们成为柳词的第一读者，通过他们的演绎，再将柳词流传开去，“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这种传播模式是形成“凡有井水饮出，即能歌柳词”盛况的重要原因。

柳永为文人词在市井流传开创了新的模式，经由文人的职业化使文人词的趣味开始世俗化。这种由雅而俗的趋势在元杂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和唐诗宋词等代表性文学样式相比，元曲典型的特色就是俗。文字方面，口语全面进入杂剧和散曲中，“曲白相生”，内容方面，叙事文学发展，元曲迎合市民阶层需要，表现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思想方面，沧桑幻灭在文人作品中频繁出现，如“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他们对政治疏离，对仕途、功名、荣辱否定，强调“自适”的可贵。如“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白朴《寄生草・劝饮》)。而这些，我们在柳永的词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柳永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孤独地预示了文学俗化时代的到来，他的不羁生活为整个有元时期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