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江州文人诗歌创作

【摘要】通过对在江州生活、出仕过的陶渊明、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的经历和创作的简单阐述，分析他们对江州文化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江州；陶渊明；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

江州的历史上，不乏千古留芳的文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诗情亦清闲”的韦应物、“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以及“斯是陋室，唯吾得馨”的诗豪刘禹锡。他们的出现，给江州的历史增添了无尽的光彩，使得江州这个地方，多了耐人品味的无尽意义。

一、“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对于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世人冠之以“隐逸诗人之宗”和“菊隐菊圣”的美誉，意在赞其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先河，推崇其自爱高洁的人格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陶渊明归隐之前，曾先后五次为官，其中三次都与江州有关，对江州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 来代替江州文化的整体。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29 岁，出任江州祭酒。他虽然才华横溢，但出仕之初，并没有多少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色彩。《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里他坦率地承认，出仕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与子俨等疏》中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出仕就是为了谋生养家，如果家给充足，他是不会出来做官的。《宋书・隐逸传》记载其第一次出仕的情况：“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辞去江州祭酒后，州里又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六、七年后，为了生计，陶渊明第二次出仕，入江州刺史桓玄幕。为官行役的操心和奔波让他感到很苦恼，《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是出仕第二年探亲假满，再赴任时所作，他满腹牢骚：“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意思是说，与其这样辛苦，还不如回家种地算了。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两句：“投冠还旧墟，不为好爵萦。”说明他归隐并不是背弃丑恶，而是抗拒诱惑。一两年后因母病丧退归。

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遂授印去职。萧统的《陶渊明传》对此作了记载：“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经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里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渊明出仕建威参军和彭泽县令只是为了“三经之资”，贴补家计之用。陶渊明痛恨士大夫的浮华奔竞，廉耻扫地，但他没有力量移风易俗，也不肯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了弃官隐居，梁启超先生认为其隐居的最根本原因是“看不起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丑恶现象”，“看不起当时的上层社会”。

二、“诗情亦清闲”韦应物

应该说，韦应物是一位在中晚唐之间，即在前“李、杜”与后“元、白、李、杜”这两座唐诗高峰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几次提到他，定之为“位卑而著名者”。白居易曾作诗将“陶、韦”并称：“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题浔阳楼》）

韦应物出身于宰相门第，少年时充任唐玄宗扈从，“安史之乱”结束后，在十六、七年间，屡任地方县级官僚，其中经过退隐与再任，直到唐建中二年（782年）始任滁州刺史，继任江州刺史、苏州刺史。

“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楼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韦应物于兴元元年罢滁州刺史任闲居于滁州西涧，不足一年，就于贞元元年秋出任江州刺史。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云：江州“世称雄镇，且曰大府，匪亲匪贤，莫荷其寄。……防虞供应，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难其人”。可见韦应物此次升任江州刺史（江州是上州，刺史从三品），与其突出的政绩是分不开的。

江州任上，韦应物颇有关怀民生疾苦，工作上亦兢兢业业，其《始至郡》云：“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宾朋未及宴，简牍已云疲。” 他“均徭视属城，问疾躬里闾”（《登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了解民情后，他感叹“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始至郡》）他自称在地方上施政，奉行清净无为少扰民的原则，所谓“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1]

韦应物的古诗、律诗以清淡闲适著名。古诗继承陶渊明的风格，曾作《效陶彭泽》一诗“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 可见其受陶渊明的影响之大。

三、“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

唐宪宗元和三年（815年）七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遣人杀宰相武元衡于长安靖安里宅第东北隅墙外，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捕刺客，宰相张弘靖、韦贯之以宫官不应先于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指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寅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州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2]面对肆意的诬毁诽谤，白居易深感“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心情异常黯淡：“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初贬官，过望秦岭》）、“三声猿后垂乡泪，一叶舟中载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总愁人。”（《舟夜赠内》）。

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时期，是他思想和创作都比较矛盾的时期。从他整个文学生涯上看，这也是一个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一方面，他倾其热忱时时关注政局的变化，并表现出其欲返京城、期望受重用的迫切心理和要求；另一方面，他委婉地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寂寥，借助佛道排遣心境，开导自我。因为单一的儒学正统观念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在经历官场挫折后，他开始对以往为官从政的目的、态度加以反思，思考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未来人生? 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并存。面对失衡的现实人生，他试图在矛盾的对立与冲突中寻求新的平衡，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有了转变，承前启后，渐趋成熟。[3]

四、“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诗人，贬谪使刘禹锡备尝忧患磨难，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借文学创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文学豪健雄奇、冷峻犀利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忧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文学写作的新路径。”[4]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

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名句很多，广为传诵。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白居易曾经赞美刘禹锡说：“刘使君诗在处，有神护持。”

综上所述，江州的山水哺育了一代代的文人，关注他们在江州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文人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良.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J].九江师专学报.1998，（4）

[2]陈海峰.逆境中的思索――从白居易江州所作诗文谈起[J].安康师专学报.2006，（2）

[3]赵渺渺.试论白居易江州、忠州时期的诗歌特点[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4）

作者简介：王茜（1982-）-，女，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