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可能:论先锋小说的阅读困境

先锋小说作为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学、文化现象，载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册。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从我国的文学史看，内容重于形式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形式是没有独立性的而是附庸于内容的长期被学者和作家们广为接受。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接受上，这种倾向都十分明显。先锋小说的出现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也对读者的文学阅读习惯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拟从形式美学的角度考察先锋小说，主要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是如何操作的？先锋小说造成怎样的阅读困境？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形式何以可能？

一、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小说”，一般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初步形成自己叙事风格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小说。整体看来，是指1985至1989年间，由一个比较稳定的作家群体所创作、对小说“形式”探索极端重视与追求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家主要包括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

传统的小说中，人物、语言和情节是其重要的几个因素。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生动的个性化的语言以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一直是许多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许多作品吸引大量读者的手段。而先锋小说似乎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在小说的人物、语言和情节等方面宣布了与传统小说的断裂。

第一，人物的变形：符号化和模糊化。在我国漫长而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是小说重要的着力点。在早期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比较单一，往往注重突出某一个方面。但总体而言，这些性格上面的复杂性一般不会显得突兀，作家通常能让读者看出其中出现变化的内在根据，不至于让读者迷惑不解，反而让读者觉得更真实。其实，中外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英国著名小说家福斯特在其颇有影响的讲稿《小说面面观》中，曾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便很能反映以上所述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演变轨迹。而许多颇具先锋意味的小说的出现，恰恰显示了小说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又一重大突破。在许多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人物被符号化，成了作家任意摆布的木偶，变得性格模糊、形象不明了。读者很少能够在先锋小说中看到具有清晰面目的人物形象，甚至很少看到贯穿始终的人物。余华的《世事如烟》中，用1、2、3等阿拉伯数字代替人物，几乎看不到人物的面貌，更不得人物的生平和结局。格非的《褐色鸟群》中，“我”与女人“棋”的几次相遇亦真亦幻，仿佛是同一个“棋”在不同的时空出现，又仿佛有着几个各不相关的“棋”，每一个“棋”都对前一个“棋”起着解构作用，“我”与“棋”都显得形迹可疑。

第二，语言实验：所指到能指。传统的小说一般追求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而先锋小说似乎有意拆解小说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点，从而造成能指通往所指路途中的巨大空白。而读者想要填补好其中的空白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写的是和上帝一同醒来的信使去一个叫“耳语城”的地方送信，并时断时续地叙述了信使与致意者、僧侣、女僧侣、六指人的交往，并参加了耳语城为“神话中的死者”举行的葬礼活动。这篇小说给读者的最初的感觉要数在语言方面的陌生感。梦幻般的语言使得这篇小说似乎更像一部令人费解的散文诗。它打破了传统小说中语言的搭配方式，看似优美却又缥缈虚幻、难以捉摸。在阅读时，往往给人这样的感觉，即单个的某个词的意思是明确的，一旦这些意思明确的词被作家组合到一起时，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反而变得模糊起来，甚至不知所云。读者想要填补其中的空白的努力往往难以奏效。尤其是统领全篇的五十多个“信是……”句式似乎成了作者有意为之的语言游戏。作者似乎有意把读者直接推向能指与所指间的巨大空白处，在读者的无望挣扎中发出快意的窃笑。在读者填补空白的努力归于失败、力量耗尽之时，才以一种高居人上的姿态启示读者“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与孙甘露喜欢玩弄语言能指与所指间的“空白”游戏不同的是，马原喜欢在语言上故弄玄虚。马原的《虚构》有这样一处就用词方面与读者的潜在对话，“细心的读者不会不发现我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汉语词汇，可能。我想这一部分读者也许不会发现我为什么没用另外一个汉语动词，发生。我在别人用发生的位置上，用了一个单音汉语词，有。我不讲语言学教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作者在本来很常见的用词方面“故弄玄虚”，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强调，然后又消解掉这种意图，话题戛然而止。造成读者接受上的空白。作者经常在说出某事后提醒读者注意他的某个词，而他所强调的词从后文来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者在指出之后并不加以进一步解释，从而导致读者的正常阅读经常被粗暴地打断。营造语言上的“空白”也表现在其他先锋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中，如格非的一些小说中喜欢对语言采取陌生化处理，读者也需要积极填补其中的“空白”才能使阅读得以继续下去，这在《褐色鸟群》中表现的比较突出。

第三，情节的破碎化：大量空白的设置。先锋小说在故事情节上有意设置的空白对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耐心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许多先锋小说的情节是不完整的。有的故事没开头、有的没有结尾，有的有起因没结果、有的有结果没起因。马原的《虚构》写“我”即马原为了杜撰一篇小说去了一个叫玛曲的麻风村，写了在那里的一番历险遭遇，但小说最后哑巴开枪打死狗后又自杀的行为成了不解之谜，作者也没作明确的交待，读者只能凭自己的想象把故事的空白处填补好。格非《迷舟》初看起来像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但与传统的这一题材的小说已经完全不同了。主人公萧最后的死亡显得十分突兀，原因很不明朗，他去榆关到底是去递送情报还是去会情人杏？正是这种任意裁剪使得小说变得零散而出现很多空白点，从积极的方面看，留给读者更多的发挥再创造能力的空间，但这些对读者的阅读显然也造成一定的困难。传统的小说不想叙述的情节作家一般都会直接省略不提，而先锋作家不同，即使有些情节不想作过多的交待但依然把它提出来，恶作剧式的交给读者自行处理。其次，有些先锋有意打乱情节发展进程中的逻辑顺序，读者必须自己填补其中的空白、建立起内在的逻辑顺序才能使阅读活动继续下去。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对人物行踪的描述很有特色，作家习惯于把人物直接放置于某一地点而中间没有对行动目的和行进过程的必要铺垫。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写主人公“他”偶遇自己以前的同学白雪并看到一个靠在梧桐树上的神秘人，第二部分写的是那天看到白雪后晚上的回忆和漫无边际的狂想。第三部分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在接着第二部分叙述，可能会写第二天发生的事，而当读者读到开头一句时，肯定会觉得有点“不适”。“刚才白雪的暗示和那中年男子的摸样使他费解，同时又让他觉得滑稽。”一句话就把读者从时序性的思维定势中扯回到第一天的那个细节上面，显然是在接着第一部分的逻辑进行，到这里读者的阅读期待受挫。像这样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一直保持到小说的结束，不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123456循序渐进的逻辑，而更像是135、246两条线索并列交叉前进的方式。与此同时，作家还把现实与人物的想象和梦境直接堆放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在其中填补空白、理出清晰的逻辑、辨别出真假和虚实，这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和耐心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