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自白:我不该娶个美女做妻子

我只是一个穷博士，适应不了美女又消受不起美女，但又莫名其妙地有一种“美女情结”。

一

1965年，我出生在湘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后来我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在我家昏黄的柴油灯下，那个令全村十分敬重而又老眼昏花的接生婆在为我剪脐带时，差点剪错了地方。我的母亲由此在床上痛苦地下了决心：将来家里无论怎样贫苦，也要把我送进大学，到城里工作，住到有电灯的房子里。

从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的母亲一年365天在做着一样的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先到山脚下挑一担井水回家，然后为我们全家熬一锅粥，同时为猪栏里的猪煮上一锅潲。她和父亲出了早工回来，我已经把沉在锅底的稠粥挑吃过后又去上学去了，母亲父亲便喝下两钵稀粥，又出去打上午工。等我放午学回家，母亲已经煮好了红薯饭。晚上，她把大红薯煮熟后焖在大锅里，让我们随时去拿着吃，她自己又到菜地或者田边打猪草。每天晚上，我就陪着母亲剁那总剁不完的猪草。每当这时，母亲就跟我说些村里的故事和亲戚朋友的家事，末了，又总是叮嘱我一番：“时间不早了，你先去睡吧，明天还要读书里！在学校里，你可要好好念书啊，莫负了娘的一片苦心哟！”

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牢牢记着母亲的嘱咐，一心一意地发愤读书，成绩总是班里最好的。我被女同学看成“呆子”，被男同学视作“傻子”。与我同班的女同学有哪些人，我数不上来；最惹男生心动的“花”是什么模样，在我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

我的身高只有1.65米，但五官还算周正，特别是我优异的学业成绩弥补了我身高方面的“先天不足”。我大学毕业时，没有费一点周折便幸运地被分配到湖南某大学当起了教师。但我知道，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在全国还没有什么名气，我还不能恋爱结婚，否则凭现时的条件，我不会找到可意的女友，而且成家后日子也会过得很紧巴。我必须刻苦攻读，读硕士、读博士、当教授，才能赢得美好的爱情和成功的事业，才能摆脱我家祖祖辈辈的贫困，了却母亲的心愿。

1993年7月，我硕士毕业，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长沙某大学工作，我的心情似乎轻松了，突然想谈恋爱了。而且我提出：我一定找个美女做老婆！首先乐开花的是我的母亲，她的这个28岁的儿子终于想到结婚了，在这之前儿子的婚事一直是她最大的心病。接下来，我家的亲戚朋友和我的热心同学都在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忙碌。

1993年10月，一位美女向我走来了。她叫肖婷，是我老家县城工厂的一名女工，芳龄23岁，人漂亮，性格温柔平和。一见到她，我差点从心底喊出声来：这就是我要找的美女妻子！我们相识不到两个月，便闪电般地完成了从恋爱到结婚的人生大事。双方的父母高兴得亲家长亲家短，亲戚朋友一个劲地夸我们是“郎才女貌，天撮地合”。

二

结婚了，我像是突然长大了，娶了个美女，自然让我兴奋，但细细一想，要把今后的日子过得美满有加，还有好多心要操，还有好多事要做。

妻子在那家工厂，只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呢，原来以为硕士毕了业，工资、住房、津贴什么的会相当不错，妻子的工作调动问题也会妥善解决。不承想，在长沙这所大学，硕士毕业的一大把，我还很不“起眼”，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本，我为此感到沮丧。于是，我首先把妻子接到长沙，然后与妻子商定，我们暂时不要孩子，一起重新设计人生，设计家庭的未来，并为之再拼搏几年。

妻子只是高中毕业，为了能为将来更快更好地解决工作调动问题创造条件，我鼓励她去读成人高校，并帮助她复习迎考。1994年秋，她决定到北京去读自考班。我舍不得与她别离，但为了我们的将来，我还是咬咬牙、流着泪送她进京深造。而我自己，决定报考博士。

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400来元。妻子在北京读书，每月我得保证按时寄300元给她做伙食费，每学期开学时，又为她筹措800元的住宿费。我的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可屋漏又逢连阴雨，我的弟弟这时又因病住院。我的父母都是山区农民，我的家里依然很穷，我得义不容辞地担起这个责任。每个月的工资，除去交给妻子的300元，剩下的区区100元，别说给弟弟治病买药，就是每天喝稀饭盐汤还不够。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就到校外去兼职上课，每天不管回家多晚，还要坚持复习两三个小时，为考博士做准备。父母亲到长沙来，看到我又瘦又黑，只有偷偷地抹眼泪。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我如此困难，时不时把她自己种的菜送给我吃。我硬挺着，不把这些告诉妻子，以便让她在北京安心读书。

天道酬勤。1995年9月，我考取了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1996年7月妻子也顺利完成了学业。1996年9月，我把妻子接到南方那所大学，让她陪着我读博士。由于妻子已不上学，我们又生活在一起，日子相对来说过得轻松了许多，妻子提出再到外面去打一份工，我怕她累着，就劝她在家里帮我整理整理资料，做好家务，让我更集中精力从事学习和研究。孰料，自1997年5月起，我原来工作的那所大学停发了我的工资，我们的日子由此又变得艰难起来。我不得不再次一边读书一边在校内校外兼课，以维持我们的生计。

好不容易熬到1998年7月，我博士毕业了。在又一次人生选择时，我放弃了许多条件一流的单位的真心相约，因为这些单位不能或者不能马上解决我妻子的工作调动问题，我的要求非常现实，那就是：在能够适合我工作的前提下，哪家单位能够立即给我的妻子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我就在哪家落户。最后，我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差的设在广州的某大学，妻子也随即调入了这所大学，成了这所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妻子为此感动了好一阵，我也感到为妻子这样做值得，心里也曾好一阵升腾着一股男子汉特有的自豪和悲壮。

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一个移动的家终于稳定下来，我为此感到欣慰。这么多年来，我为生计所迫，学术方面欠的账太多，现在终于可以潜心研究了。谁知，进了广州，妻子为花花绿绿的世界陶醉，有些忘乎所以了。她的青春美貌，她的能说会道，不久便成了那所大学里一道惹人的风景。她为此骄傲，但又苦于我没有更多的钱供她开销。我常常为此愁眉不展，她却常常为此跟我闹别扭。她经常要我陪她上街逛玩或购物，我却认为没有必要。我对她说，我们好不容易挣扎到今天，我是个博士，是搞教学和研究的，每天要备课、上课、查资料、搞科研、写论文，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瞎玩呢？要不，你想怎么玩就自个儿去。我们因此经常闹些意见。渐渐地，她就不顾我的心情了，家务事也基本不管，校内校外地疯玩去了。我也懒得跟她理论，让她去疯，正好可以省些时间出来搞我的研究。这样倒还相安无事些，等她玩腻了，乏味了，再来恋家，可能还让我省心些。

哪知道，她一玩，便玩开了眼界。每天回到家，看着我这也不顺眼那也不合意，找着岔子跟我吵，说这几年白跟了我这个穷教书的，原以为我会有什么出息，哪知道到头来还是个“穷鬼”，而且每天只知道看书、教书，写什么狗屁论文，“太没情趣了”。

面对妻子的指责，我大惑不解。为了妻子，我把心几乎操碎了，可她竟然还嫌我“没情趣”。我哪儿“没情趣”了？我到底怎样做才算有“情趣”呢？我常常为此而失眠，总是这样扪心自问，又总是找不到答案。人家说我是“书呆子”，难道“书呆子”就是没有“情趣”的人吗？

三

我的母亲已经50多岁了，为了不增加我们的负担，她还长期在桂林一家砖厂打苦工。1999年初，我将她接到广州，本想让她帮着我们做点家务，也享点清福。同时，为“平衡”起见，我建议并同意肖婷每个月给她的母亲寄300元赡养费。我的母亲曾经希望我能住进有电灯的房子里，如今她自己也有条件住进夜如白昼的大城市了，她一路都是笑吟吟的。没想到到了广州，看到我和肖婷有事没事都在吵，日子过得比在农村还窝囊，心里难受得要命，一天只是默默地做事，甚至连肖婷换下的内衣内裤也给洗了，却从不向我们提任何要求。一天，我无意间竟发现母亲在街头捡矿泉水瓶子卖。我驻足街头，很自然想起了母亲深夜剁猪草的情景。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回到家里，我向肖婷提出，我们是不是每个月给母亲100元的零花钱。我本来是征求她的意见，况且家里的钱都掌握在她手里。可肖婷一听，脸色就变了：“什么？你母亲在这里包吃包住了，还要付工资？没门！”我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只一个劲地向她解释：“这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做儿女的一点责任问题、孝心问题……”肖婷根本听不进去。

1999年3月的一天，不知何故，肖婷跟我母亲大吵大闹，最后双方打成一团。等我下班回到家，我的母亲已被打得鼻青脸肿。我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肖婷一记耳光。我是个书生，遇事总是跟她讲理，让着她，从恋爱结婚到现在从来还没有动过她半根毫毛，今天竟打了她，连我自己当时也觉得有些奇怪。肖婷更是没有想到我还会有这样的壮举，几乎惊呆了似的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鬼哭狼嚎般地向我扑打过来。当天晚上，我想想自己也做得不太妥，便向肖婷道歉。肖婷不领我的情，房门一关，从此我们夫妻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分房而居。此后几天，我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她表示歉意，可再也打动不了她那颗已冷下去的心。一个夜晚，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博士莱克先生突然来我家访问，他是我和肖婷都十分熟悉和敬重的好朋友，他这一来，我感到是上天赐给了我和肖婷和解的一个良机。于是，我轻轻敲门，告诉肖婷，说莱克先生看我们来了。哪知肖婷不开门，不吭声，连个照面都不出来打。远道而来的莱克先生在我家尴尬地呆了一会儿，便默默走了，我的脸面丢尽了，但又拿肖婷没办法。

1999年4月，学校房产部门通知我们去选购福利房。中午回到家，我轻言细语地把有关情况向肖婷“汇报”，说我们一起来盘算一下家里的财产状况，看买房还差多少钱，以便我去筹借。肖婷却无动于衷，不让我进卧室，叫我“滚”。我好心好意跟她商量事儿，她反倒叫我“滚”。我偏不“滚”！我的倔脾气一上来，我们就接上了“火”。最后我们全家闹得一团糟，什么老底都一锅端了出来，闹得斯文扫地，收不了场。第二天，在肖婷的请求下，学校工会的领导上门调解来了。肖婷当场提出，要把刚怀上三个月的孩子打掉，要我表态。此言一出，我震惊万分又幡然醒悟：我们的婚姻看来已经陷入了危机。我28岁结婚，35岁才想到要孩子，她刚怀上又要打掉，这不是想给我最残酷的打击吗？我向领导提出，打不打胎，是不是让我和肖婷心平气和地单独谈谈再作决定。肖婷却坚持要打胎，并坚决要我当场给个说法。从她的语气和表情中，我已经明白无误地感到，我们的婚姻之路已经走到尽头。

1999年7月，我和肖婷离婚了。

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肖婷，只身漂泊到了泉州，在华侨大学栖下身来。好在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从各个方面都给我以悉心关怀和照顾，才让我很快从婚姻的噩梦中醒来，进入了最佳的工作和科研状态。尽管我的事业领域里洒满了阳光，但在我的心里，那一场婚恋悲剧却留下了许多总也挥之不去的阴影。现在细细地想想，那场悲剧的发生，或许主要的过错还在我自身。这个社会，美女有美女的生存法则和生活哲学，我只是一个穷博士，适应不了美女又消受不起美女，但又莫名其妙地有一种“美女情结”。诚然，我还要寻找新的爱情新的婚姻，我也会修正我的“美女坐标”，从外表，从心灵…… （责编 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