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灾难中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判断研究综述

摘 要：社会灾难引发了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判断的新一轮思考，如何开展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判断研究成为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通过对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研究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成果，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灾难；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判断；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043-02

1 引言

20世纪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热点问题（Bowen H.R，195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已经从号召转变成一种具体行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黎友焕，2007）。

“5.12 汶川地震”之后，地震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考场，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从盈利能力转变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少。公众认知的这种转变，为企业提供了在新时代创造竞争力的新方向。因此，关注社会福利、关注公益，宣传、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能使企业获得更为长远的竞争优势。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及公众表明，仅以地震中体现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能作为完全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定义，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是由其道德判断决定的（谭英信，2007）。

由“汶川地震”引发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中，主要表现出两种观点。一种坚持“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Friedman（1970）认为企业不必承担其它的社会责任，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因为利润越大，企业运用社会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另一种观点坚持“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arroll（2000）认为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相关者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因此，企业在“汶川地震”这一社会灾难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不同，而社会公众根据其道德判断对企业社会责任期望进行评判，决定其最终对待企业的态度和行为。

所以，在社会灾难的特殊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发生了怎样的转移、道德判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会对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了解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现状及取得的成果，本文便是通过对以往这两个研究领域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成果，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2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1895年，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比恩・斯莫尔（Small Albion W.）关于“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的呼吁，该文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问题纷纷从不同学科领域阐述了各自的理论观点。

Bowen（1953）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家按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相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合理的具体行动的义务。Bauer Raymond（1976）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认真思考公司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海因茨・韦里克（Heinz Weihrich，1982）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Carroll（200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不统一，而且各种定义的差异性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存在两种理论纷争，即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叫一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Milton）。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企业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企业管理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其它的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因为利润越大，企业运用社会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Friedman，1970）。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著名学者霍瓦德・R・博文（Bowen H.R）。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被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各级政府、各种商务伙伴和其他利益者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相关者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Carroll，2000）。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在不断变化，同时企业也日益依赖于社会。因此，企业已经不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经济实体，而是因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关于这两种理论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企业追求目标、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黎友焕，2007）。由于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而且它还会继续下去（Steiner，1997），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亟待完善。但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无论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者如何辩解，在社会各子系统日益联系紧密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李炳毅、李东红，1998）；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利润眼界，看到了企业的生存是社会的需要，如果企业的存在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有害于社会，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的民间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和数百个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在我国的认证和审核，给我国对外经贸企业尤其是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争论，也促使理论界加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关问题的探索。

在国内，学者们在介绍和引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也把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了初步的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都能把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由于国内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普遍借鉴国外文献观点创新性成果少、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黎友焕，2007），因此现有文献非常有限。

3 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

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50代的西方心理学界首先兴起。对于道德判断的概念，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很多，学术界将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道德判断是个人道德选择之前的一个心理环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教育家科尔伯格（Kohlberg L.），主要观点有“道德判断是道德主体实施道德行为前重要的心理过程”、“道德判断是道德决策的前提”、“道德判断是道德选择的逻辑前提”（Kohlberg L.，1964）。第二类观点认为道德判断是对已有道德行为或思想从道德角度进行评价，主要观点有“道德判断是应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识对行动的是非、好坏和善恶进行评价的过程，道德判断是一种认识活动（武棠棣等，2003）”、“道德判断是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认识，对某种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吴利国，2005）”。二者在实质上都是对善恶正邪的判断，只是前者更强调个体自我道德选择的思考过程，后者更强调对已有道德行为思想的判断。

对于道德判断的研究，瑞士心里学家皮亚杰（Piaget J.，1932）首先从认知角度进行了探讨，他把认知因素当作道德判断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Kohlberg L.在Piaget J.关于道德判断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也采用认知发展取向研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后，Kohlberg L.的学生雷士德（Rest，1958）研究发现，儿童在道德认知上能够理解其所处阶段及以下阶段的道德观念，但在道德情感上更喜欢高一阶段的道德观念。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1967）在Kohlberg L.的基础上，与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亲社会道德判断发展的实验研究，创立了亲社会道德判断理论。20世纪80年代，原西德康斯坦兹大学的林得（Georg Lind）和威根赫特（R. Wakenhut）在Rest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道德判断研究应该测量道德判断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并把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作为同一行为的不同方面对大学生加以测量。

20世纪后期，克雷布斯（DL Krebs）、沃克（GR Wark）、卡倍戴尔（JIM Carpendale）等人认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模式是功利性的而并非纯认知的。他们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真实生活情景下道德判断的功能、目的、依据、影响因素及内在过程等，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复杂的道德世界，把握真实的道德判断规律提供了理论和实验的依据。研究揭示出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情景、对象、预期结果和价值取向等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判断结构或阶段，以及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思维顺序和逻辑关系等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吴慧红，2005）。

目前，国内有学者引进了国外对真实生活下的道德判断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将道德判断应用在道德、教育等方面，用于企业应用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相关文献很少，因此需要针对中国特殊文化及背景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从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的研究综述来看，现阶段国内仍缺乏权威的研究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的研究也从早期的难以很好的区分各自的研究领域发展到了现阶段形成各自独立的研究体系，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两个研究仍存在着交集，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逐渐呈现出企业化和战略化的特点，但其本质上来说仍是企业家道德和慈善行为的一种反应，因此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如何体现的将成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研究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研究已经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学者们的研究重心逐渐从早期的以不特定企业、大范围样本统计分析的研究范式转向以特定企业、特定情境、小样本案例调研的研究范式，企业的特质性和企业组织环境的特质性成为学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并涌现了如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等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Friedman，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32-33，122-126.

［2］Carroll，A. B. Managing Ethically with Global Stakeholders：A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4，18（2）：114-12.

［3］黎友焕.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