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之路不止一条

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所谓“历史终结”，全球化进程骤然加速，并且获得了普世合法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直令反对者的所有控诉与抗议徒显无奈和悲壮。无论是抨击“资本主义霸权”的，还是揭穿“发展主义幻象”的，都无法回应这样的质询：“除了融入全球化进程，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却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回答：通往全球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应先追问一句“谁的全球化”？然后方可作出选择。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可谓从西方营垒内部反戈一击，他在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以令人惊讶的坦率态度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机构均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政府操控，而美国政府背后则是美国资本利益集团。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将批判的火力聚焦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梳理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华尔街”这一利益关系链条，并对其所代表的“华盛顿共识”大加挞伐。斯蒂格利茨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初始理念基于凯恩斯主义、旨在为面临经济衰退的国家提供资金、避免全球性大萧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却转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通货膨胀高度过敏，热衷于推行削减赤字、增加税收、提高利率等经济紧缩政策――“如果凯恩斯能够看到他下一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在坟墓里翻起身来。”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斯蒂格利茨坚信，由于信息不完备、竞争不完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过时的“标准模型”的“市场万能论”难以成立。他承认市场处于经济之中心，同时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主张政府与市场之间乃是互补的关系，二者以伙伴关系而合作。在政策层面，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大教条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效果：片面追求宏观稳定、一味推行紧缩方针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停滞，过早开放国内市场、鼓吹资本自由流动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推进私有化、产权结构无序变动导致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陷于动荡和衰退。

斯蒂格利茨也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第二版中，他专门为中国问题单辟一章，这种做法在西方学术界中是非同寻常的。本书中斯蒂格利茨依旧强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对“渐进式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竞争先于产权”等“中国特色”极为推崇，认为中国的奇迹应归功于“沿着独立轨迹前进”、自主制订经济政策。当然，斯蒂格利茨一再援引中国的例子，也有“托华立言”的意味，本书中的“中国经验”多是作为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的炮弹而出现的，我们切不可被斯蒂格利茨的褒扬冲昏头脑，而他反复提及的“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对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却值得我们仔细咀嚼。

斯蒂格利茨毕竟出身于象牙塔，虽有高层从政经历，仍不改其知识分子本色，本书即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他不同意激进分子将全球化视为“华尔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策划的征服世界的可怕阴谋”，却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与其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如说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输家。与左翼对全球化持消极的、抵制的态度不同，斯蒂格利茨相信全球化具有改善世界上所有人的境地的潜力，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全球化的治理结构，拓展讨论空间，增加决策透明度，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积极改变现行游戏规则。实际上，斯蒂格利茨的改革思路近于所谓“全球民主”，主张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经济世界的逻辑却是基于各个群体所持有的“货币选票”数量而非他们的人头数，这就注定了他的理想方案面临重重现实障碍。不过，世事无绝对，也许“全球性社区”果真可以激发人们休戚与共的意识，某种类似“股份合作制”的全球化治理结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

夏业良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