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传播的启蒙力量

摘要：1977－1989年问，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其他的文化形态一致，呈现了共同繁荣的局面。电视时代的到来，迫使竞技体育参与了争夺电视传播空间的竞赛。新时期前期的电视体育主要以象征性的重大传播事件为核心，其中包括1981年的女排事件以及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事件。重大的体育传播事件完全超越了体育本身能量，而成为国家仪式和国家形象至高隐喻的核心。1980年代早期的武打电影，沟通了体育和影视类艺术的特殊关系。武侠影视的兴起，使得中国武术凭借其独特的文化传播力量，共同参与了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

关键词：竞技体育；传播空间；文化独立；感性革命；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6－0013－04

竞技体育是否具有文化品位，这个问题在30多年前仍充满疑问，原因在于传统学者过多地认可了体育的独立性，将其置于与德育、智育相并列的学术地位，这种划分表面上看提高了体育的地位，实际上却忽略了其文化的品位，将其置入一种孤立、封闭和僵硬的存在状态，本质上仍是对体育内在价值的认知的缺失，或者说仍属一种无意识歧视。体育进入电视传播时代之后，才真正提升了其本然的文化品格，实现了竞技现象朝大众文化领域的转型和蜕变，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的价值指向作用，中国的体育文化传播具备了引领全民族道德走向的独特内涵，体育也以其获得的附加权力，散发出道德和文化扩张的能量。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体育传播现象成了新型的文化种类，体育文化学科建立的基点则源于此。进人大众传播领域后的竞技体育绝非仅仅如此，体育蕴含的文化潜能几乎成了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旗帜性品牌。

1、竞技体育在传播学领域的权力延展

中国古典体育远不及古希腊发达，呈现出先天发育不良的迹象，传统的中国体育也只能在诸如江湖社会的隐性形态里寻找到栖身之所。在经学的价值压倒一切的古典时期，中国的主流社会历来排斥体育，并视之为末技。倍受打压的体育现象，曾经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卑微境遇。但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渗透，奥林匹克精神全面挺进中国文化领域，以奥林匹克体育项目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正面价值日渐显露，且逐渐担当起冲击正统文艺与文化形态的重任，体现出旺盛的文化活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占据了文艺传播的主导地位。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竞技体育和其他的文艺形态出现了对同一文化轨道的竞争态势。由于电视的普及，大众媒体的重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竞技体育终于完成了其精神蜕变的使命，递进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实现了中国两千年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跃进。竞技体育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显现出了占据主导性话语传播空间的格局。

传播是一种权力，而为争取传播权力而展开的复合性竞争，更是人类的一种生物性本能。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对传播权的掌控既体现在对宇宙、自身、群体、社会的理性制约，也表现出非理性的盲动特征。任何一种大型的文化权力移位都是技术革命状态下的产物，文化权力位移后的权力更新现象属于一种常态的社会运动形态，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播权力更迭现象皆在显性和隐性的状态下不断地完成。中国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的竞争，只是30余年来的事情。更准确地说，1977年以后的中国，文艺与体育虽然说有统合并存的局面，而其各自内部始终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并随时准备根据自己的话语规则自行展现各自的权力维度，扩张文化话语权。

1970年代末期，竞技体育的社会与文化阐释能量有限，体育对流行文化的统摄力和覆盖力也不够强大，基本上停留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的以大众体育为主导的水平上，竞技体育尚未作为一种强势而独立的文化现象出现在文化领域，其影响力尚无法与其他文艺形态比肩。这个阶段竞技体育文化能量不足，其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弱小。而当年领导中国文化风潮的是文学和美学。体育的贫弱与文学及美学的相对发达，正应了“穷文富武”的中国俗语。客观上说，竞技体育实际上一直以奢侈性和贵族性见长。从事竞技体育首先要求从事这项职业的人必须超额地满足温饱问题并适当富裕，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通则。竞技体育在欧美国家一度属于贵族生活的标志，体育进入大众性社群还是晚近以后的事情。1949年以前中国的竞技体育大多流行于上海、天津、广州等欧化城市的富人家族里。1977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笼罩于相对贫困的经济状况之下，这便直接导致了中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价值的双重冷却。1966至1976年代，中国人大多都生存与准军事化生活的境遇中，这种生存方式追求勇敢的献身精神，提倡身体活力的释放，成为当时最具标志性的身体行为。

1977年过后的最初若干年，人性的复活促使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升温，受到人性复原体系辐射的普通中国人的人格观念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因为革命化思想始终呈现出单一灌输的镜像，民众尚难区分武斗和竞技的本质性差异，民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争思维状态下无法彻底接受完整的西方竞技体育思想。摆脱了1966至1976年代新神权主义的洗脑生活后，国人逐渐明白，放弃非竞技体育式的原始蛮性的武斗，公平地参与竞赛而非带有先天等级歧视眼光蔑视、虐待他人取乐，反倒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到理性社会的形态。从文化角度看，1966至1976年代的问题虽说是难以言说的国家耻辱，但是，却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过滤器，丧失了公平性的身体对抗，仅仅可以体现肉搏性内耗，而无法找到解救全人类的钥匙，更看不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质而言之，武斗不是体育，武斗的普及不仅于国无补，只会伤害国家元气，惊动民众精神，戕害国人灵魂。1960至1970年代，饥饿或准饥饿状态时常成为国人所熟悉的生存感受，国人体内最缺少的是脂肪和蛋白质，这直接导致了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双重的贫困化。处于生长发育期的中国青年人在一种近乎神秘与诡异思想的支配下，盛满了无端的愤怒，曾经以身体体验的冲动方式冲向了他们原以为长满了封资修毒草的文化领域。1966至1976年代的中国青年几乎无以接触到竞技体育的精神，以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为代表的青少年，其尚好武斗的风范在有意无意间将身体的攻击性冲动改造成为无端地虐待他人的做派，于是，一种原属高贵美好的竞技性身体对抗体验过程终于转变成了废黜体育道德、传统品德以及国家公德的现象。1966至1976年代的知识青年对体育的诠释是自发而原始的，带有动物形态学观念的生命冲动。中国的竞技体育在经历了多重曲折后，被所谓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以及其他适龄青年再度做出了错位性诠释。

竞技体育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1977年以后，参与过非理性身体体验的部分中国青年深度错位的心灵迫切需要强力矫正。原先曾经做过原始兽道主义事件的知识青年和都市少年，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下，恰是在观看电台和电视转播的竞技体育赛事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

公平竞赛的理性主义思想，并进而接受了人类自然良知的诱惑。客观地讲，陈独秀所讲的兽道主义在中只是得到了原始性的再现，而以武斗为标志的历史正是中国蛮性化兽道主义粗暴流行的年代，而任何丧失公德心和法治精神的蛮性化行为皆可视为竞技体育的天敌。新时期以来，体育社会学者多次提到的兽道主义理想，并非以1966至1976年代不良青年的横行不法行为为注脚。

即便是蛮本身也有发育、发展的极限。19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全国性武斗昭彰的恶名，国人在尚未完全接受公平竞技思想的短暂时光里，依然做出了一种反武斗的文化抉择，中国的兽道主义在良心至上主义思想的引导下率先退化。应当说，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性化理想都与兽道主义距离遥远，理性对恶的钳制始终体现出文明的本质。1966至1976年代特殊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身体性武斗的结束，其直接的后果自然是对文化的饥渴。反武斗的文化选择将崇尚智慧作为了唯一的时尚。于是，阅读与学文化，诵诗与观览小说，就成为当时超越一切时尚之上的时尚。当年的中国人几乎只拥有一个相同的主题――阅读，阅读时反抗身体体验的，但是，阅读带给了人们更多的安静感，过多非理性的身体攻击行为曾经给参与者带来了持久不安的心理，人们渴望在阅读中抚慰自己的创伤记忆，矫正自身的不良心态，安抚自己一度翻滚无定的灵魂，寻找出国家动荡的根由。1970年代最后的3年，非身体性和运动性和竞技性的阅读生活就成了风靡全中国的唯一主题。领导当年时尚潮流的人物不是武装斗士，也非体育健儿和港台明星流行歌手，而是那些发奋阅读并借以弥补往昔蹉跎岁月的有志青年。

10年压抑导致了10年反弹。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阅读风潮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性运动和宗教性狂潮，并造就了新一轮的膜拜知识、敬奉文学和思想的社会浪潮。整个1980年代早期，以文学、美学和哲学为代表的文化形态逐渐击败各类文化品类，成了那个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信念性力量，纯然的竞技体育仅仅是随后跟进的文化品类。

2、竞技体育的影像启蒙

从动荡中走出的国人在回忆中找到了温馨感。回顾历史不仅可以满足人类怀旧的需求，更是人类反观自身现实处境的最佳机遇。不得不提到1981年度的中国女排事件。81年代女排事件是中国竞技体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象征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当年的中国女子国家排球队在日本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女排事件远非一般竞技体育赛事可比，当年度的赛事有国家电视台的现场转播，许多高等院校的相关部门都安排了大学生的观看活动，可以说，当年的赛事转播事件本身意味深长，具有超越体育的社会性价值。

女排事件初步展示了竞技体育传播的跨文化力量。女排事件后，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并有效地缩短了国人的人性复苏周期。恰是类似女排事件这样的竞技体育赛事的大范围转播现象帮助国人几乎在一瞬间恢复了人性的自然性，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复苏随即带动出非阅读的自然启蒙的结果，而发人省思的是，完成这种自然启蒙的竟然是单项的竞技体育项目的传播。可以认为，1949年是中国人安逸和兴奋的时期，1958年是中国人狂热幻想的年代，1966年是中国人狂欢放浪的岁月，1980年代却是中国人人性复苏的时代。由于各种文化传播形态的介入，1981年的女排事件已完全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畴，成了那个时代的国家隐喻。然而，1980年代的文化尚处于浮动状态且充满了变数，为了新时代的全民性启蒙，新锐思想家们不仅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还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文教普及的尚文型文化和自然美好的健朗型文化形成了两种文化力量，代表了1980年代悄然萌显的两种文化潮流。两种文化所构成的文明合力很快演化成为传播学形态的思想性与动感性文化权力，并对对全社会的文化平衡形成冲力。

竞技体育虽说是一种良性文化的暴力，但它毕竟宽容了由人类的身体所散发出的自然攻击特性，竞技体育只所为在帝制时期的中国长期遭受精英集团的歧视与压制，即在于其内含的怪力乱神的内涵。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的初露端倪，立即引来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猛然响应，竞技体育为传统精英社会接纳的现象几乎在一夜之间得以完成。1980年代，几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遏止竞技体育的传播潮流。伴生于文化启蒙潮而进入传播领域的竞技体育，并未掩饰其迥异于其他文艺形态的内在素质，却在顺理成章的条件下完成了占领文化传播领域制高点的历史性任务，而正是竞技体育作为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决定了其在大众传播领域强大的拓进与竞争能量。

整个1980年代，竞技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争夺文化传播空间的过程呈胶着态势，双方各自推出了一大批强力人物，而且竞争双方的人员数量、品质和影响力都呈现出一种均势。

文化的阵容以诗歌为最高级。这里不妨举出北岛、舒婷、顾城。北岛的诗风猛烈，凄怆中带有困惑的哀鸣。舒婷的诗很舒缓，假如考虑到她的女性视野，其诗歌也以野性奔放见长。顾城的诗，似乎远远比不上他的死亡选择那么名声昭彰。其实，顾城的诗，是以技术性强和人性错位、思维荒诞取胜的，他的诗风更接近排球和乒乓球中怪球手之类的技艺。同样的文化级别，体育中有郎平、李宁、张蓉芳。郎平的传播学形象在压抑过久的中国人心目中显然很高大，而且，由于女排事件的持久性社会扩张作用，郎平的形象在当年的中国人的感知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性符号，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郎平已然超越了普通人的高度，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偶像。出身体操专业的李宁，同样由于其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时代强人的化身，其矫健的形象令人想起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传奇英雄孙悟空，具有反抗一切暴力压抑的超凡的爆发力。女排明星张蓉芳在电视观众面前展示出的变线扣杀的传播学镜像，同样已成为那个时代经典性动感象征。

1980年代，体育和文艺领域均涌现出了众多别具影响力的选手。体育界的朱建华、王涛、吕琳、马、汪嘉伟、赵达裕、迟尚斌、容志行、朱建华、陈龙灿、管建华、许海峰、何智丽、曹燕华、童飞、楼云、江嘉良等，构成了那个时代影响巨大的传播学中的偶像群体。可以说，1980年代竞技体育的风云人物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系列化和类型化的倾向，并与古典的文化中注入关公、岳飞、樊梨花、穆桂英等传奇人物对应相承，体现了中国文化固有的根性发育能量。竞技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的共同兴盛并非偶然，它是历史机遇给予中国的一种文化复兴的现象。文武之道，发展到1980年代，呈现了一种文化空间内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相互对抗又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又相互砥砺的文化平衡势态。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中前期，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的较量，已经具备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两者共同为的是争夺信仰空间、时尚重心、话语权力、精神的垄断与释放权力。

3、体育与电影的良性互动

体育和文艺的竞争，唯一得到和解的是电影，传统武术和武侠文学的结合就成了武侠电影。1980年，中国大陆拍摄了第一部武打电影《神秘的大佛》，导演是张华勋。电影讲述的是么哥女儿梦婕，从小跟随前辈习练武艺，长大后成为保护国宝的女侠客。梦婕为报父仇打进沙驼爷家，却在暗中保护司徒骏。影片的结尾部分设立了一场武戏，借以展开正与邪之间的决战，这是新时期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步带有武打动作的影片。1981年，电影《海囚》描述了华工举行的海上暴动，影片中的武术教练是曾谋尧。1982年后，中国电影进入到了武打电影的高潮。电影《少林寺》一经播出，便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关注焦点。不少年轻观众受到了这部武打电影的影响，不惜放弃原来的世界观，如同朝圣一般走向了操场、丛林，心仪荒郊、古庙，练拳习武，更有甚者，千里迢迢跑到河南登封的少林寺拜师学艺，开始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灵肉修炼事业。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一度成为流行歌曲。

《少林寺》是一部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的商业性武打影片，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境遇作用，一步电影竟掀起了一场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武术狂潮。主演觉远的原北京武术队运动员李连杰从此成为电影明星。同时，于海的螳螂拳、于承惠的醉剑、计春华出色武功，都曾经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1983年，张华勋执导了电影《武林志》，影片特邀河北省武术队加盟助阵，武打动作已经成为这部影片的基本叙事内容。同年，导演孙沙执导了他的首部武侠电影《武当》，影片将民族主义推到了前景。不再表达江湖恩怨，而是强调国家和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电影描写了五名日本武士在中州摆擂，声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江城武当掌门人陈伟为了保全武术名分和民族气节，奔赴中州打擂台，击败了日本武士，而终被对手暗害。陈伟的弟子武云龙与陈伟女儿陈雪娇同往中州，与日本武士及汉奸雷华采展开搏斗。影片主演林泉、赵长军都是武术行家，影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国家专业队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体育健将出现在赛场上了，而是以电影人的新角色出席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建设。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显然是企图借助《少林寺》的市场效应而拍摄的另一部少林寺系列电影，影片用的是《少林寺》的原班人马，但由于武打、叙事、画面感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1984年，香港导演徐小明到内地拍摄的电影《木棉袈裟》，影片讲述的是明朝末年的一个的故事。影片的武术成分依然很大。徐小明本是《霍元甲》的主演之一，本身精通武功，影片的主演于荣光也是曾经学习过戏曲武功的小生演员。同年，南海影业公司和香港乐丰影业公司合作拍摄的《南拳王》以太平天国为背景，其正面形象来自民间戏班的艺人和南少林的僧人。影片塑造的“南拳王”由大陆南拳冠军邱建国扮演。电影的结尾很有新意，南拳王以“反旋风回力腿”击败了哈尔蚩的“折骨旋风腿”，具有极强的动作感。电影还充分运用了民间体育因素，其中引进了赛龙舟，也是借用民俗奇观来增加电影观赏性的尝试。1985年。大陆生产的武侠电影共4部，1986年增为6部，其中仅以张子恩任导演的《神鞭》在思想性和娱乐性上向前推进了一步。1987年，大陆拍摄武打片5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张鑫炎和张子恩联合执导的《黄河大侠》。黄河大侠马义由在《少林寺》中扮演过王仁则的剑术大师于承惠出演。这部戏虽然在场面和情节上进行了大胆尝试，但仍未达到当年《少林寺》的高度，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影片没有注入言情成色，使得武打过于猛烈，失去了电影情节同有的均衡感和对电影婉约要素的合理吸纳。1988年。大陆拍摄了8部武打片，均无重大成就。1989年，中国大陆拍摄武打片1l部，仅以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佣情》在画面感方面有新尝试，香港动作导演程小东参与了影片的武打设计。但影片整体尚无突破性成绩。1980年代，中国大陆和港台生产的武打电影充分诠释了中国功夫的当代价值，武打影片以其含有特有的东方动作美学和精神内涵，影响力播及大江南北。

1990年，大陆生产武打片3部，其中最出色的是何平执导的《双旗镇刀客》，严格地讲，《双旗镇刀客》不能算作武打片，而应当列入到中国式西部片系列。影片中没有出现动作明星，也没有职业武师或专业武术健将参与，但是，导演充分利用了观众心理和视觉上的误区，营造了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影像效果。何平借鉴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叙事技巧，吸纳了美国西部影片的背景处理方法，又包含了苍凉的大陆西部生活实情，制造出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电影效应。1991年大陆的武打片共4部。1993年猛增到23部，其中，香港导演袁家班和徐克的加盟，为当年的武打片造出了巨大声势。《武状元苏乞儿》、《青蛇》、《白蛇传》都是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徐克的《青蛇》、《白蛇传》，袁和平兄弟的《武状元苏乞儿》、《英雄豪杰之苏乞儿》都充分借鉴了京剧、昆曲武打的精华，而非从武术演技中吸收营养，充分地柔化了武打片的动作节奏。

电影和武术的婚合，酿造出了武打影片。艺术与动作的组合也连通了竞技体育。1980年代中期，竞技体育带着武打电影的余威，逐渐压倒了其他文艺形态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为深远。1980年代中期的体育还仅仅是对文化解释权的一种简单的介入，由于电视的不够普及，这种介入未能触及其他文艺形态的话语权本体。然而，对普通的民众来说，竞技体育的价值首先以其拥有一批清新亮丽的竞技者形象而逐渐占据了大众娱乐空间的一部分。在一个传播途径并不均衡的年代，普通民众很难完全理解体育与文艺的本然价值。竞技体育优越于其他文艺形态的地方是它借助影像向社会大众直观地传达了体育人健美的人体、健康的仪表以及自然而又自由的肢体语言。体育人形象实际上代替了中国10年强烈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风潮过后的全社会性仪态美学的缺陷。当年的拳击明星阿里，稍后出现的短跑明星刘易斯，都向人们直观地诠释了作为运动家的出色仪态。风度翩翩的体育人具有传统文化人所根本就不具备的单纯、爽朗、优雅、矫健的美。电视传播领域里的体育人所透露出的高贵与体面的气质，成为一代人心目中心仪的时尚。比较古典时期以衣冠代表身份的现象，影像传媒中以身体仪态见长的体育人更接近一种自然人，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子民，其奔放狂野又处乱不惊的良好素质，给正在全方位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观众带来了具体可感的偶像群体。体育人的风采带给广大观众身体的美感，而竞技体育的各种颁奖仪式也是有史以来体育人以绝对主力身份登上中国历史最高仪态高度的标志。

1980年代中期前，体育更改了中国人人性复苏的程序，缔造出一种全新的感性化的生存情态。不仅如此。体育还以其动感的形态和强大的大众传媒推力量，进而凝成了一种影响巨大的类似宗教运动的信仰变革潮流。人们渐渐期盼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更为深远的婚合状态能给中国这块古老土地带来更多的神奇记忆。

1987年同样是体育和文艺充分结合的年份。正是那一年，体育与文艺的力量重新组合，并在影像传播学的领域展现出既有的影响力。1987年度，中国的文化大事当属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获得了德国的金熊奖。以主流思想为坐标系来观察，影片《红高粱》描述的是一种另类人的别样生活，即所谓的野蛮的人生、人之为人的野蛮性以及人之为兽的原始本能。人类野蛮的杀性与兽性、蒙昧未开的生殖力和与生俱来的劣根性都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地张扬和阐释。影片一反电影惯常以超人形象为主角的运作模式，将人类的兽性灌注到各派力量，实现了对电影规则的极端性反动。《红高粱》绝对陌生化了现实世界，虚拟出了一种野蛮的假象。它预示了这样的结局，中国人好象根本就与1966至1976年代的世界没有丝毫的联系。《红高粱》所反映的狂欢与动感的精神，与酒神的理想，超越意识形态成见的普遍的人道价值，疏通了电影与竞技体育赛事转播画面的基本流程。

1980年代末期，中国的大众影像艺术走向了隐性的衰落，而得以沟通体育精神勃发的内在推动力量显然占据了文学退潮后的广阔的空间。原先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尚可寻找到张扬野蛮人性的共同主题。但是，这种主题却面临着另一种强有力的隐性主题的竞争。于是，扬揄人类野蛮意志的各种视觉艺术形态终于结束了其既定的历史使命。

简而言之，在世纪之末的最后20年，以电视传媒为主体的中国文艺和体育传播实体共同完成了真正的文艺理想与真正的体育精神的高度融合使命。整个1977－1989年代，艺术的意义和体育的意义都在寻觅机会释放自己内在的文化密码，体育和文艺都通过新视觉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寻找到得到了剧烈的扩张机遇，而艺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遏制的同时，体育却趁机迈进了主体性艺术的行列。体育借助外部的力量和内在的质素，进而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文艺启蒙时代的结束，隐含有电视和视频体育风行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化从此步入一种体育启蒙的特殊规程。

参考文献：

[1]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