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儒家天命观的发展及意义概论

[摘要]经由孟子，儒家之伦理道德第一次拥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强调“人”可以发挥自身之主观能动性，从而“知天”、“事天”；在社会政治领域，孟子将“天命”与“民意”相系，并赋予天命具体之判断依据。这些对儒学之发展和后世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时期，原始儒家便形成了较为成形的“天命观”，即“敬德保民”思想。古者帝王，皆称受命于天，凭借“天”的权威，代天治民。故汤武革命，皆以“天罚”为名，必称受之于天命。《尚书・汤誓》云：“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其中，“德”与天命密切相关，是天意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此时，古人首次将人之思维概念上升到了“天命”的绝对高度。与天命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民意”，《尚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之所以与天命相关，因其为“德”之判断依据也。故其中蕴含的乃是原始朴素的民本思想。但是，原始儒家思想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说明天性对人性之影响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时，“德”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德”之判断依据亦非仅仅以“民意”为依据？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后期儒家学者来完善的。

孔子曾云：“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即认为人之德来源于“天”，“天”即“德”之源。而近年来出土的、时间介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篇中，也提出了“德，天道也”的理论。这些皆可视为“道德天降”理论的雏形。至孟子则得到进一步历继承发展，《孟子・告子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在这里，孟子将“仁义忠信”――儒家的道德概念，与“天”相系，认为仁义忠信得之于天，乃“天”之尊爵，将“道德天降”的理论发展为更为具体的“天爵”说。

在“德”之具体内涵方面，郭店竹简《五行》篇云：“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所谓“德之行五”，即“仁义礼智圣”，“四行”，即“仁义礼智”。在这里，“德”被赋予了丰富具体的内涵。孟子继承了这一理论中对“德”之内涵的解释，并对其进行了重要发展，即没有被动的接受“道德天降”的理论模式，而是将这些“道德”落实到了“人性”，创造性的将“天命”、“人性”、“人心”、“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构成一系统完善、双向互动之模式。

《孟子・公孙丑》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这里，孟子提出了“性善”理论，并对其进行扩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皆源于人心“四端”，人心“四端”又皆同归于“不忍人之心”。人性之“善”，乃是天性，与生俱来，即人性之善乃是“天赋”。孟子曾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为何不知而能良，不虑而知良呢？就因此为天性。即天性决定人性本善，人性之“不忍人之心”决定“人心四端”，“四端”又是“仁义礼智”的来源，“仁义礼智”又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框架。此处，孟子不但将伦理道德溯源于“天”，并将“天性”影响人性，进而形成道德规范的方式进行了说明。

同时，在孟子提出的这一天人模式中，“人”并非处于被动接受之状态，而是被赋予了能动性，即“知天”、“事天”。《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即尽自身之善心，则知人之本性；知人性，则可知天性。保存自身之善心，修养自身之本性，即可“事天”。然“尽心”的关键为何？仁义礼智也。孟子认为，人虽皆有善端，但在纷繁杂乱的外在世界中由于受外物遮蔽而易丧失善心。因仁义礼智皆源于善心，故把握仁义礼智，是尽心的关键。此处，便是“仁义礼智”―“心”―“人性”―“天”的反馈模式。孟子的创造性便在于：在“道德天降”的前提下，并非让人们去被动的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是认为这些“规范”乃人之与生俱来，但仍可追溯于天，坚守道德规范乃是归于本性、把握天性的体现，而非被动服从于“天”。

当孟子的这种天命观思想体现在政治领域时，便与“仁政思想”和“民本思想”相系。孟子在原有之“德，天之道也”的基础上，赋予了“德”以“仁”为核心的具体内容。若统治者所代天治民，顺从天命，即行仁政，而“民意”则是判断统治者仁政与否的依据。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即坚持民本思想。《孟子・万章上》云：“天不能言，而以行与事示之，荐于天而天受之，暴于民而民受之”。天命便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此处，孟子又将“天性”、“仁政”、“民意”相联系，从而直接把人民的意志上升到“天”的高度。孟子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更是对统治者片面解释天命的挑战。

孟子对儒家天命观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由孟子，儒家之伦理道德第一次拥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以人之德行皆源于天，而使“天”成为道德的实体。同时，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在孟子之天命观的影响下也渐渐淡化了其带有原始通俗色彩的人格意义，成为一种被赋予道德属性的理念，进而在学术领域（即排除民间信仰）方面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一神论”形式的道德宗教，将儒家之理论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上升到宗教与哲学的高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在本体论方面可以和佛、道哲学站在同一高度。后期儒学的发展，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皆以孟子的道德形而上理论为前提。道德形而上理论在后期儒家之发展中成为一种共识。

在天人关系上，孟子一改先秦传统文化中“人”对于“天”的被动地位，强调“人”可以发挥自身之主观能动性，从而“知天”、“事天”，将人的地位转为主动。这种强调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天人关系”理论在后期荀子的发展下进一步形成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

在社会政治领域，孟子将“天命”与“民意”相系，并赋予天命具体之判断依据――“仁”，或直接而言即为“民意”，从而打破了帝王对“天命”的垄断。“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这种对“天命”的解释，使人民成为统治者为政的根本所在，一改寻常百姓附属低下的地位，形成“民贵君轻”的局面。同时，在这一解释中，甚至还蕴含有“人民革命论”的雏形，为后期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提供了道义理论上的依据。农民群众在革命者的号召下聚集在“替天行道”大旗下的景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一次次的不断上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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