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孟子》引《诗》

【摘要】《孟子》一书中频频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这种现象虽然在先秦时期普遍流行，但《孟子》的引《诗》又有其自身特色，本文主要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说。首先对《孟子》一书中的引《诗》情况做一统计，其次再分析孟子引《诗》的方式及其特点，然后再简论孟子引《诗》方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关键词】孟子；诗经；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1-230-02

引《诗》之风，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流行。翻阅先秦典籍，不管是史传散文，还是诸子百家的论辩，到处都有引《诗》的例子存在。即便是在日常的交往中，在君臣的对话中，在外交的策略中，也不乏其例。可见，《诗经》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孟子似乎也对《诗经》是情有独钟，《孟子》一书仅仅七篇，然而引“诗”却多达近40次，这不可不说是一典型代表了。

一、《孟子》中引“诗”统计

就《孟子》中的引《诗》情况，历来都不乏学人统计。但由于各家参阅版本不一，以致结果也不甚相同。如洪湛侯在其《诗经学史》中引用梁玉绳之统计，曰：“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又如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中对《孟子》引“诗”也做了统计，说：“《孟子》一书引《诗》、论《诗》共39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诗》共30次，论《诗》4次。”

今以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为底本，统计出《孟子》中引《诗经》38处，就具体篇章来说，《梁惠王上》3处，《梁惠王下》5处，《公孙丑上》3处，《滕文公上》5处，《滕文公下》2处，《离娄上》7处，《万章上》4处，《万章下》1处，《告子上》2处，《告子下》2处，《尽心上》1处，《尽心下》2处。从所引《诗经》篇目来看，《国风》有4处，分别是《豳风・鸱^》、《豳风・七月》、《邶风・柏舟》、《邶风・凯风》。《大雅》有19处，分别是《灵台》、《思齐》、《皇矣》、《公刘》、《绵》、《文王有声》、《文王》（引4次）、《假乐》、《板》、《荡》、《桑柔》（引2次）、《下武》、《云汉》、《A民》、《既醉》。《小雅》有4处，分别是《正月》、《大田》、《大东》、《小弁》。《颂》有3处，分别是《我将》、《s宫》（引2次）。

二、孟子引《诗》之方式

孟子对《诗经》的引用，概括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分别是“用诗”和“论诗”。就“用诗”来说，《孟子》引用《诗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立论说理服务。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笔者将分而论之。

首先，孟子用“诗”来论证他的治国思想。如《梁惠王上》中说：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在这里，孟子用《大雅・灵台》中的诗句提出了他的“与民偕乐”的思想。又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孟子在这里又借用《大雅・思齐》中的诗句来说明他“推恩保民”的主张。

其次，孟子用“诗”来论证他的外交思想。如《梁惠王下》中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文中孟子提出的“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的邦交理念，是一种反对战争推行王道的邦交政策，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孟子用《周颂・我将》中的诗句来说明。

第三，孟子用“诗”来论证他的修身思想。如《离娄上》中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王；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认为君王当以仁修身，不仁之后果，轻者“身危国削”，重者“身弑国王”，然后用《大雅・荡》中的诗句说明历史借鉴，强调以仁修身是一条经过历史验证的修身经验。又如《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出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在这里，孟子引《鲁颂・s宫》诗句以提出的学子的修身从师理念。

第四，孟子用“诗”论证他的哲学思想。如《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是孟子性善说的具体阐述，其引《大雅・A民》的诗句来证明。

而孟子的“论诗”，又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在他著名的“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说上。“知人论世”说出自于《孟子・万章下》。其中有曰：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为何会对诗本文产生兴趣，这当然不是他的自觉意识，与他的用诗一样，还是出于学说纠纷、思想争锋的必要。孟子关注本文的举动仍是一项思想举动而非文学举动。后世学者对《万章下》这段话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孟子这一段论说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论“读书”（“颂诗”），即“论世”以“知人”，“知人”以解读其诗书，解读其诗书则又有益于“知人”、“尚友”；一是论“尚友”，即“论世”、“读书”以“知人”，“知人”以“尚友”。这两层内容中第一层更有意义，它体现了孟子首倡的解读诗书的方法，它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承认、继承和发展，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主要是在《万章上》中：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以上这一段，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的主要概述。文中关于文、辞、志、意的解释，比较通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以《孟子注疏》为代表，赵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孔疏云：“故说诗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辞，又不可以其辞而害逆其诗人之志，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诗人之志，是为得诗人之辞旨。”一种以朱熹为代表，“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也从朱说。大体而言，孟子认为“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读者要认真把握诗歌中的字、词、句和整个篇章，从而从整体上领悟诗人所要表达的心志，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词句，机械地停留在字词或文句的表面而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才是正确可取的读《诗》方法。

其实，在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引《诗》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大多断章取义地用诗，拘泥诗句字义，这也是诗脱离乐的必然结果。然而从孟子的“论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是对春秋以来流行的断章取义引《诗》方法的否定。

三、《孟子》引《诗》方式之间的矛盾

孟子的“论诗”主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说诗方法论，其开创之功自然不可被忽视。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他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他的引《诗》也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不乏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注重政治效用，引《诗》的主要目的是借以阐发他的王道仁政的思想。也就是说，孟子的“论诗”与“用诗”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点在《孟子》一书中比较显见，如《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这一段中总共引《诗》两处。前引诗句出自《大雅・公刘》，根据程俊英的《诗经注析》中所说，这首诗是“叙述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民从邰迁豳的史绩”，而这几句诗描写的是公刘率领周民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开始其迁徙行动，与文中所讲的好货完全无关。后引诗句出自《大雅・绵》，“诗从古公父迁到岐山叙起，描写他开国奠基的功业；一直写到文王能继承古公遗烈，修建宫室，平定夷狄，外结邻邦，内用贤臣，使周族日益强大”的诗，而这几句描写的是古公父偕同妻子太姜前往岐地查看建屋的情形，也与好色完全没有关系。可见，孟子并没有从整个篇章来把握作者之意，而是牵强的引用，借以阐述仁政之意。又如《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这一段中所引诗句出自《豳风・七月》，据《诗经注析》中所说，“这是一首农事诗，描写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情况。”这也与文中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全没有联系。

可见，孟子的引《诗》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审美活动，而是根据自己的说理目的，对所引之《诗》进行断章取义的摘取，有时甚至与自己的阐说完全毫无关联，所以说，孟子的“论诗”与“用诗”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

总之，在先秦时期，引《诗》是一种普遍现象，孟子的引《诗》虽也不乏断章取义，但也可以说这是孟子说理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能过分指责他的断章取义，与其说是断章取义，倒不如说是对《诗》的另一种阐释，使《诗》富有了儒家特色。而其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更是影响深远，被后来之学者广泛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参考文献：

[1]（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7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8.

[3]洪湛侯.诗经学史[M].中华书局，2002.

[4]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人民出版社，2005.

[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中华书局，1991.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