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华北灾荒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摘 要：民国时期，华北自然灾害频发，使华北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灾荒发生之后，灾区的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主要表现有：粮食减产，使灾区各种物价紊乱；农业崩溃，使灾区生产无以为继；百业荒废，使灾区工商全面崩塌；秩序紊乱，使灾区借贷之风盛行。由于灾害发生之后，灾区农村经济残破不堪，使灾后的重建困难重重。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灾荒；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049-02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腐朽的社会制度之下，华北民众无力对抗自然灾害的肆虐，饥荒屡屡发生。本文对民国时期华北自然灾害对灾区农村经济的影响作一阐述。

一、民国时期华北灾荒概况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水、旱、虫、风、雹、冷、震、疫等层出不穷。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资料统计，1912—1948年的三十七年间，河北累计受水灾752县、旱灾350县、虫灾338县、风灾10县、雹灾118县、冷灾21县、震灾14县、疫灾29县，其他灾害29县，总计1 510县；河南累计受水灾681县、旱灾341县、虫灾226县、风灾101县、雹灾142县、冷灾55县、震灾3县、疫灾80县，其他灾害1县，总计1 510县；山东省总计受水灾462县、旱灾341县、虫灾125县、风灾12县、雹灾46县、冷灾11县、震灾48县、疫灾14县，其他灾害1县，总计812县；山西省总计受水灾355县、旱灾444县、虫灾68县、风灾7县、雹灾84县、冷灾35县、震灾6县、疫灾55县，其他灾害3县，总计1 050县；陕西省总计受水灾346县、旱灾569县、虫灾162县、风灾216县、雹灾333县、冷灾284县、震灾31县、疫灾99县，其他灾害14县，总计1 233县。从受灾的频次和受灾的县数上，华北地区均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以各类灾害而言，旱灾方面，1920年华北五省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大自然灾害，受灾总县数为317县，占华北五省总县数的3/5，灾民至少3 000万，其中死亡人口多达50余万；1928—1930年河南省大旱灾之中，全省118县，被灾县份多达112个，灾民相当于全省人口。水灾方面，1935年黄河水决口，河南沿河地带，均被黄水袭击，其中滑县受灾最为严重，据记载称该县灾区面积五千余方里，灾民30万，淹没牲畜15 000千头，计值75万元；淹没房屋45万余间，约值1 300余万元，财产损失总计约3 000余万元，死亡人数约万人。1938年花园口时间导致豫东平原淹没在黄水之中，灾民遍野。1939年8月河北全境和河南、山东大部区域发生水灾，这是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最为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蝗灾方面，20世纪40年代初期，河南大部和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蝗虫灾害；除了水、旱、蝗三大灾害之外，其他风、雹、冷等灾害也屡屡发生。总体而言，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来看，华北地区是中国全境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

二、民国时期华北灾荒之下的农村经济

在自然灾害的肆虐之下，华北地区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概括起来，自然灾害影响之下的华北农村经济出现了以下混乱状态：

1.粮食减产，使灾区各种物价紊乱。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滞后。对于完全靠天收的农业来说，任何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使农业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粮食的全面减产，而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价的飞涨，但与粮价飞涨相反的是，灾区其他物品的价格暴跌，灾区全面呈现出物价混乱的乱象。在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之中，京兆各县，夏季实收平均三分四厘余，其中涿州、香河、密云三县仅二分有余；秋季各县平均实收四分九厘余，大兴、宛平、房山等县均止三分[1]。山东一带灾情尤重，“二麦既寸粒未获，秋禾亦收获无望”。山西多数县“每亩收麦一斗四五升不等，秋季粒米未收”。在这种状况之下，灾区粮价均呈现飞涨的现象，如直隶沙河县1919年冬季米价是铜元五枚一斤，1920年春季升至六枚一斤，夏季则涨至十二枚之多，仅半年粮价就涨了2倍多。1927年山东发生灾害，全省107县的收成，有30个县相当于常年的10%～40%，35县尚不及10%。沂州、鱼台等县农田收成最多者不过二成，其值不敷纳税之用[2]。由于农业歉收，粮米缺乏，以致物价暴涨，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1939年华北多次发生水灾之后，因田禾尽毁，物价飞涨，8月中旬大米每包售价38元，面粉每袋售价8.5元，仅十余天，大米就涨到40余元，面粉为10元以上 [3]。1942年河南大旱之时，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一倍，每市斗由四十余元涨至八十余元，粮价飞涨之速，为抗战以来所仅见。面对粮价的飞涨，灾区民众为了能够换得一时的温饱，不得不选择变卖家产，纷纷把家中能够变卖的物件拿至市场兜售，然而在物价飞涨的促使之下，一切物件的价格暴跌，灾民不仅不能靠此换得温饱，反而平白蒙受了巨大损失。1942年河南大旱期间，农民们大量宰杀耕牛和其他牲畜，使畜肉价格下降到比粮食还便宜，大约二斤猪肉或三斤半牛肉才可换到一斤小麦。更有甚至，粮价飞涨之下导致人口买卖市场的人口价格日益低贱，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之中就出现了计岁给价或按斤给价的骇人听闻之举。1928—1930年河南省旱灾之中，叶县居然出现卖子女者男二元、女一元的惊人现象。

2.农业崩溃，使灾区生产无以为继。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不仅对当年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甚至也对灾后两三年的农业生产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造成这种结果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灾害发生后，民众为了能够苟延残喘，不惜出卖农具、牲畜乃至土地等农业生产之必备材料。这使得灾后的农业再生产举步维艰。以牲畜为例，牲畜是农民耕种土地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一旦缺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但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期间，山东东临各属牲畜的损失成数少则十之四五，多则十之六七；陕西关中道甚至高达十之七八[1]。原因之二是灾区受灾之后，当灾民意识到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已经不能维持其生存之时，大部分的灾民选择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如1929年河北大水泛滥，83县遭受水灾袭击，仅这一年出关逃荒者就高达20余万人，大批农民的离村，使得乡村几乎十室九空，有的地区甚至经数十乡村而不见一人[4]。1929—1930年河南省旱灾中，河南约有逃荒者1 000万人。1942年河南大旱期间，豫东各县灾民过洛阳逃往陕西方向者，每日不下二三千人。到1943年，河南先后入陕求食者多达80万人。因此，对于灾区而言，即使灾情好转，但由于劳动力的缺失，也常常会使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原因之三是自然灾害之下农村社会高利贷盛行，灾民困于生计，被迫向富户借贷求生。因此，自然灾害结束之后，广大农民既要面对缺乏生产资料，又要面对偿还富户地主的高额利息，往往难以支付，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原因之四是自然灾害往往对灾区耕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调查，豫东、豫北40余县，因黄河泛滥、干旱蒸发等原因，造成盐碱地广达500余万亩，农作物产量极其低下，商丘等19县小麦每亩约产三四十斤，高粱及小米每亩约产六七十斤，而且大多行两年三熟制，通常年景，仅足维生[1]。1938年，集团人为炸毁花园口堤坝，造成黄河改道，致使豫东地区的肥沃农田黄水漫漫，芦苇丛生，淤沙堆积，地貌变异，常常是荒草河滩，延绵几百里，不见人间烟火。再如，河北安平县滹沱河沿岸的土地原来十分肥美，1917年大水之后，沉淀的泥沙有四五尺高，将好土一齐埋没，变成半沙漠状态。原来尚可出产棉花和小麦，此后只能出黑豆，稍种高粱和小麦，都生长不良[4]。诸如此类原因，灾区在遭受了自然灾害侵袭之后，农业生产往往多年难以恢复到灾前水平，正如俗话所说，“荒年若是一年，穷人三年五年，甚而至于一辈子，缓不过来。”

3.百业荒废，使灾区工商秩序紊乱。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灾民生死处于一线，解决温饱问题成了绝大多数灾民的唯一需求，其他方面的需求全面减退。这种状况之下，灾区的工商业顿时市面萧条，全面停顿。如河南省沁阳县往常商业较为兴盛，但1920年华北五省干旱发生之后，所有商铺皆因大量存货囤积，销售困难，只得暂行歇业。南乐县男女老幼，日常以制作草帽辫为主业，所产之草帽辫行销外洋。妇女每日掐草为辫，所得盈余，足敷食用。男则打辫成把，打把成包，佣雇奔走，工资亦足以赡家。1920年草辫滞销，停庄不收，影响人民生计，殊非浅鲜。除此之外，凡与农业息息相关的诸如烟草业、纺织业等均不同程度受到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灾荒发生之后，政府往往还会采取限制一些粮食消耗量大的工商业的运营，如酿酒业。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之中，北洋政府内务部就下令实施严禁酿酒的通令。类似种种，灾区工商业处于全面崩塌，很难缓和过来。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泛区工商各业经济损失，折合战前币值为1 091 762 000元。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华北农业之所以发展较为缓慢，自然灾害屡屡发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这用极端的形式说明了农业的极端脆弱性。这也说明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混乱的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制度的滞后。

参考文献：

[1]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141.

[2] 许青春.近现代山东灾荒的历史考察[J].理论学刊，1997，（4）：71-73.

[3] 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J].史学月刊，1998，（5）：94-100.

[4] 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