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庞德译作《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目前，学界从比较文学译介学角度研究《华夏集》的成果很少，对照中国古诗原作，庞德译作中存在大量的创造性叛逆。庞德用英文对中国古诗进行了一次个性化改造，为西方文坛带去了一阵异域文化的春风。本文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其文本中东西文化的合璧和古今诗文的融合，是《华夏集》在西方引起轰动的秘密。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华夏集》；比较文学；译介学；创造性叛逆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文学家。同时，作为一名译者，庞德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20世纪诗歌的翻译性质和翻译理想，他的中文古诗翻译作品《华夏集》一经出版便取得成功。庞德的汉诗英译之所以蜚声文坛，主要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一词是1961年法国社会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在其《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as a key to Literature）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谢天振在《译介学导论》一书中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7]他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分为三部分：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又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在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和编译、转译和改译四方面。

本文，笔者依据原本，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

一、误译

误译是翻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河盛好藏说：“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5]在比较文学看来，“误译有时候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2]误译在庞德的《华夏集》中俯拾皆是，其中也隐含着大量的文化内涵。

第一种误译是由于译者外语语言水平有限而产生的语言层面错误，属无意误译的范畴。例如《长干行》的后几句：“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被庞德译为：“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1]李白本意是五月春意阑珊、令人伤感，而庞德显然没有理解诗中的“五月”是指中国传统阴历中的“五月份”，而不是“五个月”的意思。

第二种误译是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为无意误译，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由于庞德与李白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庞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考虑全面。

如，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庞德把“烟花三月下扬州”译为“The smoke 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直接略去“扬州”未译，又把“烟花三月”翻译成“The smoke flowers”。三月的扬州春光旖旎，美不胜收，而看这句英文，却让西方读者不知所云。庞德很可能以为“扬州”只不过是个中国普通地名罢了，略去不会影响太大，也可能是考虑韵律等原因。但不管怎样，“扬州”一词省去，整首诗的意境就大打折扣。《旧唐书》赞扬州“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3]这一花柳繁华之地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绝不仅仅是个风景地，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象。

二、编译

编译属于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造成编译的原因有多种：“为与接受国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处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等等。”[4]庞德为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古诗，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了大量难懂的诗句，试图揭示隐含意义。

《华夏集》主要是诗歌内容上的编译。如，《黄河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庞德把标题翻译成“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而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李白原标题中出现那么多异国人名、地名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庞德索性把原标题里的人物、地点全部省略了，改成了“在长江边分别”，仅突出了诗文的中心“Separation”，离别。

《华夏集》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捕捉当时读者的内心世界，庞德诗歌编译时的选题有：征战诗，如李白的《忆旧游谯郡元参军》（Exile’s letter）；离别诗，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Four Poems of Departure）；宫怨诗，如《玉阶怨》（The Jewel Stair’s Grievance）等。

另外，庞德将古诗标题进行了个性化的英文改造，如《诗经，采薇》译为“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中文意为“蜀国弓箭手之歌”，这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对所处时代的考虑，也是为便于传播、迎合读者并引起读者共鸣所做的努力。

三、转译

文学中的转译属于“特殊类型的创造性叛逆”，它的特点是“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4]。庞德不懂中文，他的译作是由费诺罗萨①（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的日文手稿转译而来。不管是以上我们谈到的有意识的误译还是无意识的误译，都存在转译的影响。如，费诺罗萨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是否正确，或他中译日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书写、表达以及理解的错误，这些都是庞德在后期的再加工过程中所不知的。另外，庞德的汉语功底有限，对费诺罗萨的手稿理解也会出现偏差。

转译过程中，费诺罗萨笔记中的日文发音被庞德直接借鉴，如，在《长干行》中，庞德将李白诗句“瞿塘滟堆”中的“瞿塘”译为“Ku-to-en”，挠⑽姆⒁舻慕嵌瓤矗与拼音“qú táng”相似。[6]又如，在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庞德把“长江”、“广陵”和“黄鹤楼”分别译为“the long Kiang”、“Ko-jin” 和“Ko-kaku-ro”，这三个单词也是根据日语发音转译出来的。

虽然庞德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很多地方并不忠实，甚至与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中的“信”、“达”背道而驰。但文本中的误译、编译、转译及个性化翻译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与相互改造的结果，它为西方文坛带去了一阵异域文化的春风，鲜活而有生命力。同时《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使两种文化中西合璧、古今融合，是《华夏集》在西方引起轰动的秘密。

注释：

①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美国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经济学教授，日本艺术史学家。

参考文献：

[1]Yip，Wai-lim.Ezra Pound’s Cathay [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2]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董洪川.接受的另一个纬度：我们新时期庞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北京：外国文学，2007（5）.

[5]河盛好藏.正确对待误译[J].北京：中国翻译，1986（3）.

[6]蒋洪新.庞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7]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陈玉洁（1989-），女，汉族，籍贯安徽宿州，现就职于安徽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研部，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