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中国幼儿母亲的育儿压力特点及相关因素
时间：2022-10-08 01:27:07
【摘要】有登记的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国籍者在2008年末为655377人,是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人[4],其中,以生育最活跃的20～40岁最为集中。在中国,夫妻双方均就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育儿的责...
【摘 要】 目的:考察居住于日本的中国母亲的育儿状况及育儿压力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在日本关东圈内与配偶共同居住、育有0～6岁婴幼儿的中国母亲132名,用夫妻关系满足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来测量夫妻关系满意程度(≥18分为夫妻关系良好组,
中图分类号:B844.5,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718-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18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是指父母在面对育儿要求时所产生的负面心理反应[1] 。其核心是父母对得到可获得资源以达到对父母角色要求的认知(包括相关知识、技能),当父母的资源预期不能与角色要求相匹配时,育儿压力就产生了[1]。因此,当母亲角色的要求越高,或所能支配的资源越少,母亲所知觉到的育儿压力水平就会越高。母亲角色要求和资源相关的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到母亲的育儿压力。另外,较低的婚姻质量感受也与母亲较高的育儿压力水平有关[2]。研究显示,过高的育儿压力将导致母亲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减少,对自身行为无法清晰地认识,解决育儿问题的能力降低等问题,并导致消极的育儿行为,同时对幸福感也有负面影响[3]。
有登记的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国籍者在2008年末为655377人,是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人[4],其中,以生育最活跃的20～40岁最为集中。在中国,夫妻双方均就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育儿的责任由父母双方及亲属共同承担,保姆的佣金也相对便宜,母亲在育儿环境更易得到支援,因而大幅度地减轻了母亲们对育儿本身的工作量[5-7]。而在日本,女性的劳动率在生育高峰期的30岁前后呈一度低落,之后再度上升的“M型” [8]。在拥有孩子的共同劳动的年轻夫妇家庭中,“丈夫全职,妻子兼职”的情形占了5成[9]。同时,日本的男性花费在家务事及育儿上的时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属于最低的水平,育儿负担多集中在女性肩上[8]。由此可见,对处于育儿期的日本母亲来说,日本社会是一个育儿与工作难于同时兼顾的社会。另外,日本的保育所及幼儿园虽然保育条件良好,但对于在日中国人,也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10]。而对外国人来说,因为语言障碍而孤立无援的母子不在少数,研究显示外国人母亲对各种福利设施的利用率极低[11]。因此,在日本的中国母亲可能会感受到较国内大得多的育儿压力。
本研究以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母亲为对象,着眼于她们中国文化背景及日本育儿环境的影响,关注她们所感受的育儿压力状况及相关因素,以期对在日的中国母亲及准备赴日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增强家庭功能、改善婚姻质量、提高养育成效提供参考。在本研究中将育儿压力定义为,正在养育婴幼儿的母亲面对与育儿相关联的刺激时,感到负担从而产生了生理及心理的负面感受的状态。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8年8月～10月,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与配偶共同居住在日本关东圈内的中国人母亲为调查对象。入选条件为本调查实施时,正在养育0～6岁婴幼儿,且持有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同意参加本研究者。用3种方式收集样本:①向有较多中国人居住的关东圈都市的市役所保育科电函说明研究要旨,得到认可后,通过市内各保育所的职员向中国人母亲发送带有回函地址及邮费的调查问卷,母亲们完成问卷后自行封口投递寄出。使用该方式发送问卷215份,回收55份(回收率25%);②运用snowball sampling(滚雪球法),向周围认识的中国人母亲发送问卷80份,回收46份(回收率57%);③在有相对较多中国人集中的教会、交流中心和幼儿绘画、钢琴、中文学习班,向在场的中国人母亲直接发送问卷共60份,回收43份(回收率72%)。最终有效问卷共132份。被调查者中以30～40岁者最多(占64.4%);有职业者73人(占55.3%),而其中58.9% 为临时工作;有职业母亲平均劳动时间为(31.2±11.0)小时/周;拥有1个孩子的母亲77人(占58.3%),拥有2个孩子的母亲48人(占36.4%),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7人(5.3%);69.7%的婴幼儿平日在保育所里度过,而在家庭中的主要看护者91.7%为母亲。母亲们在日以5～10年者最多(占39.4%),她们的日语会话能力以能够日常会话为主的中级水平者最多(占45.4%)。调查对象的丈夫77.3%为中国籍,年龄以30～40岁最多(占59.8%);丈夫有职业者占93.2%,他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10.2)小时,其中全职工作者占93.5%。
本研究获得日本国立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研究科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承认。
1.2 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共18项。内容包括婴幼儿数量、年龄,母亲年龄、职业情况、日语能力,父亲国籍、年龄、职业情况以及幼儿主要照顾者等。
1.2.2育儿压力量表
由清水嘉子开发的日语版33项目9因素构成的“日本母亲育儿压力量表”(Cronbach α=0.91)[12]及清水嘉子针对外国人母亲修正添加的另外7项目[13],共40项目组成。该量表以0～6 岁孩子育儿阶段中的母亲为对象,以母亲的负性情感为焦点,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视角开发编制。所有的项目采用Likert 4点(“完全不相符”1分到“完全相符”4分)计分,得分越高意味着育儿压力越高。本问卷由研究者翻译形成中文,并针对中国文化对个别项目的语句适当修改后使用(如,某项原表述为“いつか子育てに余裕ができるに就できるかが不安だ”直译应为“什么时候育儿有了能够闲暇的时间时,对于还能否就职感到不安”,结合中国文化调整为“在育儿可以告一段落时,为是否还能够找到工作而感到不安”)。
对33项目的日本母亲育儿压力量表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9因素强制进入Promax斜交旋转。结果显示,9因素共可解释总变异的74.2%,因素分类与先前文献[12]完全一致,所有的项目在单一因素上具有0.37以上的负荷。9个因素分别为:自我意识的丧失、丈夫不协力、体力状况不佳、育儿无力感、担心孩子的成长发育、育儿不安感、育儿束缚感、来自社会的压迫感、育儿环境不完善,分别包括3至5个项目,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7～0.91,各因素间相关系数在0.16～0.65。第34～40的7项目作为独立因素,解释为在日中国人母亲在异国育儿时文化差异造成的压力,命名为“在异国的育儿烦恼”(α=0.75)。全量表40个项目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
1.2.3 夫妻关系满足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14]
主要询问与丈夫关系的满意程度,由6项目构成,采用Lilert 4点(“完全不相符”1分到“完全相符”4分)计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夫妻关系满意程度越高。本问卷由研究者翻译形成中文,并针对中国文化对个别项目的语句适当修改后使用,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0。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检验问卷信效度;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检查孩子的数量、年龄和性别不同的被试,夫妻关系满意度不同的被试以及年龄、就业状况等个人背景不同的被试的育儿压力得分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母亲育儿压力的相关因素。
2 结 果
2.1在日中国母亲育儿压力的特点
育儿压力量表的平均得分为(83.76±20.62)。以育儿压力得分为应变量,幼儿数量、幼儿年龄和幼儿性别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孩子的数量、幼儿性别的主效应显著,而幼儿年龄的主效应和各因素间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1个孩子母亲(n=77)的育儿压力量表得分高于3个及以上孩子母亲(n=7)[(83.70±20.31)vs.(60.14±15.46),P=0.009],2个孩子母亲(n=48)育儿压力量表得分[(87.29±19.79)]高于3个及以上孩子母亲(P=0.003),而1个孩子母亲与2个孩子母亲育儿压力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意义。最幼子为男孩的母亲(n=70)的育儿压力量表得分高于最幼子为女孩的母亲(n=62)[(87.57±18.11)vs.(79.45±22.50),P=0.023]。
夫妻关系满足量表的平均值为(18.34±4.16),以18点为基准将母亲分为夫妻关系不良组(n=51)和夫妻关系良好组(n=81),两组夫妻关系满足量表得分分别为(14.25±2.58)和(20.91±2.62)。对两组的育儿压力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夫妻关系不良群的育儿压力得分高于良好群[(92.45±19.57)vs.(78.28±19.45),P
以育儿压力得分为应变量,对母亲的年龄、就业状况,父亲的年龄、国籍、就业状况,是否有祖父母帮助等因素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
以育儿压力量表的平均值83.76点为基准分,将被调查者分为为育儿低压力组(n=67)及高压力组(n=65),其平均得分分别为(67.88±11.96)和(100.12±13.66)。应用多重Logistic向前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以育儿压力高低作为应变量(育儿压力低分组为参照组),以夫妻关系满足度高低、母亲年龄、母亲就业状况、孩子数、幼子性别、幼子年龄、幼子日常保育场所、母亲的在日年数、日语水平、丈夫国籍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夫妻关系满足度、母亲的就业状况作用具统计学意义,其他变量则没有统计学意义(表1)。夫妻关系不良的母亲比夫妻关系良好的母亲,高育儿压力的可能性要高4.21倍,无职业的母亲高育儿压力的可能性则比有职业的母亲高2.63倍(表2)。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夫妻关系是与在日中国母亲育儿压力相关最大的因素。这与先前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有研究[2]指出,婚姻质量是中国母亲育儿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清水嘉子的调查[13]显示对丈夫的信赖度高的母亲育儿压力明显较低。在国内,祖父母是 0～2婴幼儿的主要照顾者依然是主流[15],而中国母亲一旦要在日本育儿,来自亲友的支持就非常困难,丈夫对于妻子的支持就显得更为直接、更为重要。有调查指出,比起在本国来,中国人在日本工作会感受数倍的生理及心理的劳累,就业压力也更强[16]。同时,在日本全职工作的丈夫工作时间长、回家时间较晚,参加育儿的时间也受到限制。夫妻双方各自感受着不同的有别于在本国的压力,可以推断如果夫妻间不能有效沟通交流,影响到母亲对其丈夫的信赖程度,使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话,会大大增加母亲的育儿压力感。当然,由于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不能由此做出夫妻关系满足度低将导致母亲高育儿压力的结论,也有可能是母亲较高的育儿压力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等因素,影响了夫妻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具有3个或以上孩子的母亲,育儿压力显著低于独生子或2个孩子的母亲,可能是由于母亲生育多个孩子而带来的育儿经验减轻了育儿压力。这与清水嘉子[17]的推断一致,该研究认为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高,与中国孩子绝大多数为独生子,母亲们育儿经验相对欠缺有关。在本研究中,男孩母亲的育儿压力要高于女孩母亲。但先前针对中国母亲的研究[2]认为,由于母亲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而且中国社会对男孩、女孩的预期无明显差异,使得儿童的性别对育儿压力的影响极小。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在日本的中国母亲一方面对男性成长历程了解程度较低,但在异国难获得与国内母亲类似的大量育儿信息;另一方面处于日本这样一个女性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对男孩与女孩的社会预期较国内有较大不同,因此母亲在养育男孩时体验到了更大的压力感。
本次的调查对象就职率的低下及临时工较多,与日本女性的就职状况[9]比较相似。在本研究中,母亲的工作状态显著影响到其育儿压力。无工作的母亲与有工作的母亲相比,其育儿压力偏高。这与以日本的女性为对象的研究结果[18-19]相一致。本调查进行中,研究者与部分被试的访谈也发现,有的无工作的在日中国母亲,即使丈夫的收入已足够养家,也会对自己的将来产生不安、焦虑而感觉被育儿所束缚。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考察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
在清水嘉子 [17]使用与本研究相同量表进行的中国(北京)幼儿母亲与日本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研究中,中国母亲育儿压力(平均86.0点)高于日本母亲(平均72.6点)。本研究中,在日本的中国母亲育儿压力为平均83.76点,位于两者之间,但与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更为接近,这与研究预期认为在日本的中国母亲育儿压力大于在国内的中国母亲不一致。一方面可能由于在日本中国人母亲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不仅缺乏来自亲友的援助,而且缺乏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渠道和技能,因此育儿压力要高于日本母亲。另一方面,社区育儿环境是影响母亲育儿压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我国现有的社会支持体系尚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育儿需求[20]。可能由于日本社会提供的较为完善有效的育儿支援,抵消了部分在日中国母亲由于居住异国带来的压力,使育儿压力水平与国内大城市中母亲相近。这一结果也提示,中国母亲虽然有相对更充分的来自亲友的支援,但育儿压力并不比在日本的中国母亲低,处于较高的水平,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加强相关保育条件、福利设施的建设,并及时给予干预和援助。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为在异国的中国母亲减少育儿压力提出以下建议:(1)积极加强与丈夫的有效沟通,有效利用节假日增进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2)有效利用网络等传媒,扩大社交范围,获取各种渠道的育儿信息,更多地了解孩子的养育、成长过程;(3)努力为再就业创造条件,但当客观条件不允许时,也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和情绪,避免产生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而影响到育儿;(4)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学习充分利用社会中的各种有效资源,如各种保育设施;(5)利用当地政府对亲属的签证优待条件,积极争取亲友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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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7收稿,2010-04-26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