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追问

当谈论社会治理时，我们谈论什么？我们如何谈论？浙江大学政治学求是特聘学者张国清教授的新著《社会治理研究》将为谈论这个话题提供一个新角度，一个来自政治哲学的角度。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或社会学路径，张国清教授将社会治理置于政治哲学语境下，使“从属于公权力的社会治理增添温和的、充满人性的色彩”（前言第3页）。作者回归政治科学中最基本最古老的价值追问，带领我们拨开纷繁复杂的治理理论面纱，直面其最深层的道德信仰。

全书篇幅宏大，分为四部分，分别论述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般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作者表示，“社会治理实践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治理理论展开的，而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各种人性理论或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肯定会涉及各种人性理论和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第57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作者在架构全书脉络时给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即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治理，“始于让・博丹，并迅速转向托马斯・霍布斯，继而转向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阶段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作系统的整理和评价，最后把研究重心落实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上来”（前言第2页）。

首先，作者追溯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线索，第一个登场的人物是近代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我们于是读到，“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术正是为了达成之下的公共利益”（第9页）；霍布斯从博丹那里接过“”之棒，借助《利维坦》展示了和人权的张力；继霍布斯之后，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以《圣经》来证伪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进而解读人民与政府的契约关系；随后，在苏格兰大地上，休谟呐喊着“情感”在道德区分上的地位，将哲学引向常识；斯密则高举着“同情”大旗，呼唤对等的正义，启示人们反思社会治理所需的“人道、正直、宽容和公共精神”；在稍晚一些的欧洲大陆，黑格尔思索如何让社会底层享受真正的自由，设想出了超越一切特殊利益的普遍阶级即官僚阶级，当国家建立之后，人们追求着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乡镇自治和地方民主以后得出了“维护美国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是社会中间力量的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张国清借此指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而不是挤压或排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强大可以抵消国家行政力量的不足”（第150页）；如此等等，作者围绕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一核心论题，一路细细道来，把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有关社会治理的见解阐述得全面而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从近代跨入现代，韦伯的“政治成熟”命题带领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的大讨论。作者表示“近代国家之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官僚制的建立”（第155页），然而“官僚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归属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第166页）。面对分裂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柏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关注“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波普尔则看到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极端危险的恶。当这种恶变为极权政治时，我们尤其要保持警惕。他于是提出了开放社会理论。杜威则设计了一种民主社会，以实现“人类追求更高价值的能力”。实质上，杜威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强调的是政治构架中的基层民主。张国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思想已成共识，杜威是这种思想的较早倡导者。但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一些潜在问题，比如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参与”（第312页）。

再次，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作者表示，“探讨人性是探讨社会治理理论的前提”（第572页），围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哲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个人权利应得理论。功利主义者虽然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承认人际差异，但是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面对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利科关注善与善的空缺，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则试图解决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当面临忠诚和正义的纠葛时，罗蒂表示，真理导致进步，忠诚促进团结；萨特则将社会批评者描述为孤独的“流放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忠诚与社会批评的关联度是通过正义的目标以及正义意识的运用来加以调节的”（第473页）。正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中，这些哲学家引领我们去思考、自愿、正义、忠诚等关涉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价值诉求，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诸多重要思想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得到一一呈现，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视野。

最后，正是在构筑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作者试图厘清什么是社会治理，讨论社会治理的主体，探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而由理论的梳理回归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分析当下社会治理的现状及走向。作者尤其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认为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落实完善基层的协商民主制度。而在讨论了政治娱乐化趋势、极端化现象与公共危机之后，面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作者提出要“将个体从自然的穴居者造就成文明的栖居者”，以善治为目标追寻一条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

当然，《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否把分析“理性利己主义”的第一人――斯宾诺莎，煽动领导权、提出“社会构成”概念的葛兰西以及探究极权主义根基并提出“平庸之恶”的汉娜・阿伦特等重要政治哲学家也放入整个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会更好些？这些思想家的缺席或将使读者丧失一些反思社会治理的独特视角，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次，作者的讨论在转入当代时随着主题的深入而有所重复。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与擅长领域，作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着墨最多而略显繁复。诚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否有必要在关涉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占用全书近1/7的篇幅来谈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值得商榷。再次，作者设定此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遂从近代到当代梳理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实践时，作者也将起点设定至近代值得商榷。毕竟欧美的建国历史与中国的建国历史存在差距。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如果能在第四编的开篇有独立的章节讨论中国古典哲学，将会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有更为彻底的理解，或将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有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助益。最后，书中言及“在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科技环境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同步，已经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科技手段和理论观念方面的障碍”（第646页）。作者提出中国社会治理环境已与西方完全同步这一观点值得商议。

尽管笔者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但《社会治理研究》无疑为读者探讨社会治理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提出“一个主题，两条路径”的研究方法，在众多社会治理研究中脱颖而出，对社会治理思想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为梳理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便捷路径。

今天的中国，治理之幕已然开启，治理之道有待探索。社会治理的性质，社会治理的共识与挑战，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失灵现象、他者现象、公共危机、全面监督以及社会治理的前景与走向，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除了沿着作者提出的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以外，还需要参考传统的政治学路径与社会学路径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