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制度解析

摘要：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型的制度原因是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发展战略过于单一，推进对外贸易数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过剩、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缺失，受财政分税制和官员升迁的唯GDP论的制约和影响，又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出口贸易数量型增长产生了超强的路径依赖，而国家推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各项举措也因相关制度存在缺陷收效甚微。因此，只有从制度的完善和不断创新入手，才能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制度解析中图分类号：F75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1-0009―04

收稿日期：2006－08－3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影响和制约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我国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解析，探求其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

(一)出口创汇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我同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创汇(1994年前)，政府对外贸企业的要求是“奖出限入”和增加外汇收入；二是拉动经济增长(1997年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外需、增加出口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价值观念是出口越多、创汇越大、经济增长越高，形成的思维定式是顺差好于逆差、高增长好于低增长。在这种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从1979年至1994年各级政府层层下达创汇指标给外贸企业，外贸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以完成创汇任务为第一位。成本则放在第二位，我国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快速增长，由1979年的21，5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16，20亿美元，增长了24倍，国家外汇储备也由此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从1997年至现在各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也有形无形地下达了出口额指标，以多出口为第一位，资源配置和利用为第二位，我国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到2005年，对外贸易额已排在世界第3位，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35％左右。

由于对外贸易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我国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我国共遭受反倾销365起，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由此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利益的巨大损失。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3-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6％左右；因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相当于我国当年GDP的1，1％和2，1％。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2003-2004年，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性和能源性产品进口激增且进口价格猛涨，出口产品普遍不增价；如2005年1月，中国出口欧盟的女式衬衣和罩衫等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2倍以上，而出口价格却下跌了41％。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最适合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业绩的尺度是该国的生产力，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归根到底是为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的。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去甚远。

(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构成，进而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一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其各产业的内部构成)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了它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如果不能适时和有妒调整反过来又会强化它的产业结构，而被强化的产业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丧失比较优势，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但在重工业上我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反，我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由于世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国的比较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快了纺织、轻工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据此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内需求不足和技术创新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对比较优势的一味追求制约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和需求趋于饱和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趋同的影响，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外出口的商品普遍出现了量增价跌的态势，对外贸易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比较优势陷阱的威胁。

二、对外贸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对外贸易在粗放型增长的轨道越走越远

(一)重数量轻质量的对外贸易推进制度，固化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粗放型

我国促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供给多与数量型增长相关，而与对外贸易的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少之又少。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影响和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状况的主要制度，从我国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看，基本上是为满足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而制定的。从财政制度上看(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调控机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率高低的调整影响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是通过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影响不同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结构并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质量。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践上看，一方面出口退税率高低的变动频繁(见表1)，这对出口贸易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商务部有关部门粗略估算，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约1％，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数量型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呆滞，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同时也加重了我国对资源型、能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致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及整体经济运行质量难以提高。从我国的金融制度上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而不断使人民币贬值的(见表2)。

(二)重规模轻效益的对外贸易评价制度，使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增长轨道上越走越远

我国在对外贸易的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规模上，而与进出口效益相关的制度专排少之又少。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出口贸易的宏观统计和监测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价格变化，出口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等规模(或数量)指标上。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

外贸强省、市和县的各类评比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宣传，也多以规模和增长速度来衡量和宣传的，这使得粗放型的外贸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与出口效益(或质量)相关的制度安排如对外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指数，进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指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评价制度直接导致和决定了我同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轨道上惯性运行。评价制度不改，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变。

三、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在相关制度的影响下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

(一)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形成了超强的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各地方政府在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动机诱导下，产生了积极和大力推进外贸出口总量扩张的热情。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等制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民币币值越低、出口越多，出口越多、退税越多；另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只有靠国家的退税才能维持生存)。并一度出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骗税，并经常使国家退税大于征税，从而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同时，因出口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和最终被迫升值。另一方面，在企业对现有制度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企业既无创新动力也就必然缺少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因此各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只有大力发展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造成了我国资源的低效和过度利用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使得我国企业过分依赖国家的出口退税等出口优惠政策来保持产品的低价竞争优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量增价跌”的主要原因。

(二)官员升迁的唯GDP论的制度安排在官员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导致经济上的短期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外贸出口在粗放的轨道上惯性运行

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强调速度、规模和顺差等数量型增长指标，因此上级政府在评价下级政府业绩时也就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的快慢、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和顺差的多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导致了各地方政府为推进对外贸易数量型增长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各地近年来在外资(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引进中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低于国家优惠政策底线的税率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省份或地区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为获取政治晋升的优势而投资于相同的出口产业(投资相同产业的结果可能导致投资的负利润，但却有可能改变政治竞争参与人的相对位次)，造成了地方产业结构的雷同和严重的重复建设，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产品的无差异性和出口市场的集中等原因，低价竞争和以数量取胜就成为必然。

四、政府推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的举措，受现行制度缺陷的影响而收效甚微

(一)经济体制存在不足，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

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以外贸体制改革为例，宏观上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对外贸易的职能还没有完善，而仍过多地依赖行政调节，即使依赖行政调节，也因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导致国家促进外贸的政策缺乏权威性、严肃性、统一性和有效性，结果导致国家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失效：中观上行业协会的监督和服务职能还十分有限，对出口价格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协调，也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外贸环境；微观上国有外贸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市场分割导致竞争的有限性。众多的外贸企业展开了无序竞争。这不仅导致市场价格难以形成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也使得国家调控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各项政策失灵。

(二)国家科技创新制度的缺失，使国家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努力难以实现

我国推动对外贸易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起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但“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缺乏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创新和输出的制度安排，导致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不足。以引进技术用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入为例，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用5～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㈣，从而使我国的产品，出口仍停留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粗放层面和价值链的底端，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二是科技创新制度缺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的平台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导致我国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以数量取胜：三是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严重不足。以企业制度为例，我国外贸企业多为缺乏激励的国有企业(我国外贸企业构成为：国有外贸企业占30％、外资企业占60％、民营企业占10％)，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多数企业愿意在原有的水平上维持企业生产，缺乏采用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机制，导致企业即无创新动力也无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五、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对策

(一)端正对外贸易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属于制度构成中的非正式制度，它是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因此，要想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构建好这个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一是对外贸易指导思想要从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出口创利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来，因为只有出口创利才能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当前利益，也只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确保实现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二是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要从单纯的出口导向转变到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上来，科学确立大国的贸易战略，有效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能力和质量，避免国际风险。

(二)改善对外贸易制度的供给结构，适度增加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制度供给，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在原有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突破这些稳定性强和影响力大的非正式制度的禁锢，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正式制度的安排和有效实施。为此，一是要尽快改善推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结构，主要是增加质量型的制度供给，如适当提高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装备制造业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尽快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资源、能源利用标准等，不断实现对企业的国际化标准管理；适当减少数量型的制度供给，如不断取消加工类、资源类和能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使制度供给符合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需要。二是尽快制定和出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对外贸易评价体系。为对外贸易的集约型增长提供科学的价值标准。三是完善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机制，强化制度的贯彻和落实。

(三)完善政治、经济等相关制度建设，这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要保证

一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政治保障。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解决。一方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变，这是打破地方割据、消除诸候经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改进官员的选拔和升迁机制，变官选为官选和民选相结合并最终过度到民选，这是实现科学执政、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更是实现对外贸易、特别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弥补体制漏洞。首先，在对外贸易体制上重在国有外贸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微观基础；其次，提高行业协会等中观层面的监督能力和服务水平：最后，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取代行政手段，确保对外贸易活动的有序运行。三是制定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科技创新平台，使企业成为国家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林吉双电子信箱：liniish@163，co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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