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通过选取赣中地区王瑶镇8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样本，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特征、制约因素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历史传统、市场环境、社会结构对这一区域的土地流转极具影响，这一区域土地流转的基本特征是“非利润化”的“无发展型的流转”。这一地区的农民在选择经济行为时，利润第一还是道义优先的两难选择往往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环境，这也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的社会学体现。

关键词：农地流转；特征分析；社会要素；经济行为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1)03-0081-06

土地流转是当前农村地区主要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流转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国家也积极提倡和支持这一经济行为。现有相关研究也基本承认土地流转的优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层面，为推动土地流转提供解决办法，其基本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地租与地价理论、制度学派产权理论，关注土地流转市场和制度等方面。研究对象的选取也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这些地区如何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如何促进资本投入与增加产出，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等特点均有经验总结。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东部地区，研究者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往往持批评态度，认为难以形成类似于东部地区的集约化效果，土地流转呈现零碎化、临时性、低效性等特征，土地市场与地方政策不完善。那么，是不是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模式就完全适用于其他地区?中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的零碎化、临时化、短期协议式的土地流转模式就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而应该予以消灭?对于这类问题，似乎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去寻找答案，还需要考虑土地流转的社会学因素，因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以赣中一个乡镇的土地流转为个案，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本次调查选取的对象是赣中永丰县的王瑶镇。当地土地流转频繁，据永丰县农业局统计，自2008年5月份以来，全县流转土地17089.66亩。涉及农户4463户，其中转入企业的土地面积为23亩，流入农户与个体的面积有17066.66亩，按流转形式分：转包8926亩、转让736亩、互换290亩、出租5132.66亩、入股170亩、其他方式1835亩。王瑶镇是永丰县的一个乡镇，距县政府所在地27公里，全镇面积89平方公里，辖区人口1.8万，永(丰)龙(冈)公路自西北向东南穿过乡境，辖8个行政村与3个社区。农业主产为水稻、蔬菜，盛产药材黄桅子。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王瑶镇的8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各抽取一个自然村。通过调查，8个行政村的土地流转形式以转包、出租为主，共有740余亩，占整个土地流转面积的82.3％；其余形式的流转土地为160余亩，占整个土地流转面积的27.7％。本文将就王瑶镇的土地流转的基本特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此做出一些思考。

一、土地流转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1、流转对象的类型

从土地流转的对象选择上，主要有两类主体，基本上对应于不同的流转规模和价格：第一类是小规模、零碎的、临时性土地流转，主要是在亲属、邻里之间进行。由于当地宗族系统普遍发达，宗族在乡村日常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在笔者调查的8个自然村中，单姓村占绝大多数，只有两个村是杂姓村，其中祖庄村主要姓氏为陈姓，另有吕、张、阙等少数杂姓；三湾村主要姓氏为张姓，另有郭、程、阙等杂姓，上述两村的杂姓户数一般不超过5户。每个村落有宗祠，沿着永龙公路，可以看到两旁宗祠林立，构成了弗里德曼所说的基本的父系世袭群。小规模的土地流转一般沿着小家－大家－支－房－族的顺序，会优先考虑同房同支成员的土地要求。当然，姻亲也是一个主要考虑的亲属要素。笔者的调查表明：兄弟之间、叔侄、堂兄弟、堂叔侄之间的土地流转占据了绝大多数。在王瑶镇，租金在0～80元／亩之间低价位的土地流转中，73.4％发生在宗族内部，有的村庄甚至比例更高。以太和团村为例，全村79.8亩土地转包、转租发生在村内本族内部，占95.6％，3.7亩交由姻亲来耕种，占4.4％。

第二类是将土地流转给宗族以外或外村人，这类土地流转对象的选择主要看出资方的出价，本族、本村并非必要条件，谁出价高就流转给谁，只不过同等条件下本村、本族人优先考虑。另外，土地流转对象的选择也会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宗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市场因素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由于本地农户大多缺乏资金，而种植经济作物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土地流转出资方大部分是外地投资人、本村富户、本村干部。在祖庄村200多亩葡萄种植田流转中，大头是福建人，总数达123亩，该村村主任、副书记、民兵连长等部分村干部也都流转了部分土地来发展葡萄种植，其中一部分采取同福建老板合股的形式，这些人有一定的资金，信息渠道较广，社会关系网络发达，便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2、订立合同的形式

土地流转合同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君子协定”即口头协议；一种是书面合同。在调查中，除去梅坑村、祖庄村、梁坊村有5例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外，其余都采取口头协议方式。这类流转往往发生在村庄内部熟人社会，对象是宗族亲友，且规模较小、分布散，流转只是作为外出务工家庭防止抛荒的临时性做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利，也没有必要采取正式协议的方式。当然，把田给外村的姻亲耕种也不会有书面合同，例如，梁坊村的村主任就种了他嫁到梅坑村的妹妹家2亩地且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对于这类君子协定的做法，有的学者认为这为将来可能的土地纠纷埋下了隐患。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需要具体分析，以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而论，“君子协定”更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为流转双方都是熟人或者亲属，双方之间的义务和权利都具有类似于帕森斯所讲的扩散性特征，受到社会关系和熟人社会信任结构的影响，这种非正式的制约有时候比正式的合同更有效力。

书面合同方式则主要涉及与村外投资者的土地流转，或者是大规模成片的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土地流转，这类土地流转规模往往在5亩以上。将土地流转给外村人耕作往往会订立合同，比如梅坑村的戴姓种植户，他到外村去承包别人的田(60亩)会订立合同，说明承包期限、流转费用、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梁坊村一户签订合同的原因，是因为该行政村中浙江新安江移民新村的一户人家，承租另外梁坊村的几户人家的滩涂地(13亩)种植水果，签订合同是浙江移民自己提出来的，本地人认为浙江移民是外地人，历来有交易传统，讲究契约，因此才会签订合同。

在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中，流转双方也往往按照市场原则，制订完善的合同形式。流转双方既可以是本村人，也可能是外村人。这种流转是经济学

家们所乐见的“集约化”流转，这样的情况在沿海地区较为普遍，但是在当地这种现象不常见。在王瑶镇的调查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上述福建人与祖庄的几个村干部联合承租祖庄村耕地种植葡萄，调查组也收集到了当事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农田栽种葡萄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承租的期限以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等。

3、流转价格与支付手段的确定

从土地流转费用的支付手段上也可以看出土地流转的目的。王瑶镇的土地流转费用支付手段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零费用支付，即转包者不需要付给发包人任何费用，以土地不抛荒为目的；第二种是实物支付，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土地抛荒，同时为了让打工回家过年的田主有粮食吃，承包人每年年底给付发包人一定数额的稻谷，一般是80～120斤／亩；第三种是货币给付，考虑市场因素的影响，同时兼顾土地的具体素质，流转价格从10―200元／亩不等。在这3种支付形式中，第二种与第三种的支付形式较为常见。土地流转的价格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流转主体的关系。土地流转如果发生在村级市场，那么亲邻之间流转价格相对会比较低，中等田与差田甚至免费，特别是在单姓村中，如果流转双方为本族亲友，基本会选择较低的流转价格；如果是外村人或者外来投资者，则流转费用较高，村民会根据土地辨件的作物及其经济收入来确定土地的流转费，如果承租期限长，规模大，当地村民普遍会认为风险太大，流转费用就会更高。这种同外地人的交易主要按照市场规则操作，被视为一次易，很少涉及情感等因素。第二，流转土地的素质。如果流转的土地灌溉、排涝条件较好，且可以种植两季水稻，流转费用相对较高，否则就会较低。以三湾村为例，按照灌溉条件，该村的流转费用分为3个等级，靠河田每年租金约80元／亩，有比较稳定的水库灌溉田的年租金为50―70元／亩，雷响田价格为零，本村人谁愿意种只要打声招呼就行。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土地的素质高低对流转费用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影响流转费用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第三，流转土地的用途。如果流转的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则流转费相对来说较高，如果只是种植水稻的话，流转费用则相对较低。第四，流转动机的影响。如果承包者流转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土地撂荒，流转费用一般不会高，而如果承包者流转的动机并不单纯是为了防止撂荒，还为了一些经济收益，那么流转费用则会相应抬高。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土地的流转费用包含大量稻谷等实物为支付手段，调查发现有5个村有稻谷实物支付的情况(见表1)。

选择实物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主要是为了田主过年时回家可以有足够的粮食吃。这一支付形式说明在一个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风险，而不是获得利润。且土地在村内、族内流转，可以作为加强村、族内部社会关系的媒介，具有连接家与外出社群关系的作用。相反，当土地流转给外村或者外地人时，田主会考虑利润要素，以获利为目的，支付形式多为货币。

4、规模与用途

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当地土地流转的规模都不大，很少有人能够一次性流转到100亩以上面积的土地。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成功，除去价格方面的因素，家庭联产承包所导致的土地细碎化也是主要原因。一块连成片的土地往往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承包户，要使所有田主都愿意以同样的价格签订合同存在一定的难度，谈判成本非常大。有的农户要价过高，其他农民也会跟风而上，这样往往会使流转成本大大超出预算。虽然一些地方官员(比如该镇的镇长)也认为流转期限短，稳定性较差，容易导致对土地掠夺性经营行为的产生，从而不利于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但是这些官员也承认在王瑶镇，规模较小、临时性的土地流转还是占绝大多数，且符合该镇的镇情。

从用途上来看，流转后的土地以种植水稻为主，其他经济作物为辅。当地历来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种植经验比较丰富，技术成熟，并且投资稳定，见效期限短，当年种植当年见效，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风险高，因此，很多农户在转入土地后还是选择种植水稻，而不是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例如，梅坑村的戴小平和黄广宇都流转进了几十亩耕地，但是他们仍然种植水稻。大面积流转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的话，需要投资人具备雄厚的资金、技术，市场能力要强，且由于投资成本收回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投资者多为富有管理经验的外地人，流转合同期限往往在3年以上。经济学家认为地权稳定性效益即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明显，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瑶镇的情况是符合的。

二、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特征分析，笔者将王瑶镇的土地流转分为“发展型流转”与“无发展型流转”两种形式。“发展型流转”是指土地流转后，土地资源集中在资金充裕，富有管理经验的个人或者法人手中，以便于资金投入，增加土地利用率，减少单位投资成本，从而增加边际收益。“无发展型流转”主要是指为了应付不准撂荒的国家政策，而不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边际收益为目的的流转，呈现出分散性、临时性、小规模性、防范性等特点，是一种保守型的土地流转。当地的土地流转主要属于第二类，经济效率并不太高，但有很大风险，而且受到乡村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

1、市场因素

首先，市场会决定流转的频率、价格。由于王瑶镇距离县城尚有27公里，难以吸引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笔者在县农业局的访谈中得知，本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都发生在离县城较近的5个乡镇，一次性20亩以上的流转在离县城越远的地方就越少。经济作物种植一般会考虑运输、销售、资金等方面的因素，越靠近县城，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越常见。例如，几个大规模的白茶、草莓水果基地，都建在离县城15公里的范围之内。

其次，农户出于防备市场风险的观念，一般也不会选择大规模的发展型流转。由于中西部地区非农工作机会不多，剩余劳力都涌入东部地区务工，这些农民外出务工多为临时性工作，其身份在城市处于边缘，且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等诸多制度性排斥，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还要无保障地面对市场风险，一旦经济萧条，就要回来继续从事农业，这样一种“保底”的心态造成农民不愿意和另一方签订长期的合同，即使签订也不会将自家所有田地都流转出去，从而限制转入者的资本投入。

再次，市场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形势冷热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上，这种需求变化会最终影响土地流转的频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下，全球大市场的发展会通过劳动用工加以表现出来。经济形势热，非农劳动力需求增加，工作机会就增加，外出务工的人数就增加，撂荒的可能性就增加，土地流转的可能也在增加。反之，则会减少。

2、产权因素

土地资源难以集约化的另一个原因与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和土地承包政策相关。中国农

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散到各家各户，为了保证公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大部分农村都将土地按人头均分，造成土地过于碎化，发展大规模经济种植有着现实的制度限制。本地人流转可以利用亲属、邻里、朋友等关系，从而降低谈判成本，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要将相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就意味着要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家庭进行谈判，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土地流转的成本。另外，学者们早已指出，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呈现不明晰状态，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可以分解为：实际上的所有权归国家，名义上的所有权归集体，家庭只有实际上的经营权，且这种经营权会不时受到来自国家、集体、宗族、地方政府干部等主体的侵蚀。因此，在土地流转中土地的产权归属也会受到乡村社会利益各方的影响。

3、历史传统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土地一直是作为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源而存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卖土地，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为了避免风险，减少出卖土地给家族和村落带来的损失，长期存在着土地买卖交易中的“找价”、“回赎”等历史传统，农民卖出土地后，发现卖出土地所得价值少于市场价值时，卖家可以要求买家一定的差价补偿。这是一种道义经济方式的体现，目的是防止弱势的卖地者权利受损。这样的历史传统，虽然和土地流转没有直接相关，但是现实中的土地流转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土地进入市场后，投资人所付的租金往往远低于市场价格，导致部分转出土地的农户会要求重订合同，提高价格，或者补偿相应的差价。这样的纠纷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例如，江西的铜鼓事件、云南的孟连胶农事件，都是因为市场价格提高，农民认为利益受损，要求进行差价补偿而引起纠纷，这类纠纷已经演变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问题。

4、社会结构因素

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也会反映在土地流转对象的选择上，这样的选择往往不是根据资金是否充分、出价是否合理而决定，而是会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等要素。一方面，由于王瑶镇是一个宗族本位的社会，亲属、姻亲等关系在土地流转时具有优先性，而有一定资本的外地人，往往很难获得土地流转的机会。因此，土地难以集中在资金最充足、效率最高的投资者手中。毫无疑问，这样的流转方式限制了流转的集约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宗族关系的存在便于在村庄内部达成一致，有利于将土地集中流转给资金雄厚的投资者。

另外，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也会对土地流转产生部分影响。由于地方干部、大家族等在村中的地位较高，使得他们在土地流转中往往具有一定的优先性，或作为中间人发挥作用。在签订土地合同时，也有部分干部会利用权力，制订不利于农户的合同。还有部分地区，干部会将土地强行集中，再进行发包，这样的行为往往容易损害群众利益。在调查中也发现宗族势力以低价垄断土地交易获取利润，从而损害村内小姓成员利益的事件。

三、讨论

赣中王瑶镇的土地流转是中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的典型，虽然不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规模较大，市场化较为完善，但是它代表了中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的一些主要特点。由于不存在一个利润巨大的土地市场和制度环境，在这些地方，土地的流转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家政策，这样的流转也深嵌于乡村社会的传统与社会结构中。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农民经济行为也深受市场影响，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但是经济规律如何具体地发挥作用，必须要考虑与经济行为相关的社会诸要素，这些社会要素使经济利润最大原则难以形成，没有达到决策人、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集约化效果。

为什么这些地区不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来流转土地呢?这里牵涉如何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很显然，从本文中可以看出，发包田主即使想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选择流转对象，但在社会要素的制约下，仍旧不能完全按照利润来选择流转对象，例如，有些好田收取的流转费用并没有比差田多，虽然外地人出价高，村民仍然愿意将土地以比较低的价格流转给本村人。从王瑶镇的个案中可以看到，经济学认为规模化生产可以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观点，从逻辑上而言并没有错误，但是受到来自具体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虽然国家现在倡导规模化经营土地资源，鼓励将土地资源集中在最有能力、资金最充裕的投资者手中，但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过程中，这种集中化、规模化的企图往往难以实现，他们的流转只是为了应付政策，防范风险，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以上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顺利，是建立在一定的市场环境、非农工作机会、充裕的资金、悠久的土地交易传统、地缘和业缘群体在区域社会中占主导等社会特征上。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上述特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能片面地以规模化来要求和评价这些地区现有的土地流转方式，而应该在社会、文化、制度、市场、历史的社会脉络下，全方位地看待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提出有效可行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