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为国不吝一腔血

到昆明以后，闻一多担任了学校中文系主任。他同人说话慢声细语，常常像一个随和的谦谦君子。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他厚厚的手稿，总是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使用，学生们都感到闻先生果然温和。然而，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在他平和的态度中埋藏着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严厉与尖锐，使人敬畏。闻一多有诗云：“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1942年，闻一多就做了一件让人惊骇的事：作为系主任，他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刘文典是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有名的学问大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还当面反驳过，亦属狂士之流。这年4月，刘文典应磨黑盐商张孟希之请，前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报酬颇丰。赚取墓金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生计之一，不过磨黑路途遥远，刘不知不觉就耽搁了两个月。6月正赶上聘任期满，闻见刘迟迟不归，执意解聘，理由是刘学期中间离校违反校规，已不足为人师。刘文典告到校方，学校聘任委员会虽同意续聘，但因系主任反对而未能发出聘书。此事震动了一向宽松和谐的联大，闻的朋友与刘的朋友都来说情，其中有以“文典抗日爱国、大节不亏”为辞者，闻一多勃然动怒：“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最后，刘文典不得不离开联大，另择云南大学任教。

无独有偶。闻一多曾为王力做研究给他配了一位助手，王力却让这位助手誊抄书稿。闻为之动怒，给王力写信，撤回助手，让王力“另觅抄胥”。罗常培教授（属北京大学）同远在重庆的作家老舍常有旧诗词唱和，一时被传为佳话。1942年八九月份老舍应邀来联大讲学，闻一多在致辞中先是赞扬老舍的小说语言，接着话锋一转就开始抨击写旧诗者：“在今天抗战时期，谁还热心提倡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黄秋岳、郑孝胥，哪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听者皆愕然无语。

闻一多对同道严苛，可对学生治学稍有成绩者，却大加褒奖，关怀备至。1938年入滇途中，学生刘兆吉一路采集民歌。闻一多对这些民歌非常推崇。1939年，在为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所写的序言中，闻写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在日寇步步进犯、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闻一多对懦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望和反感乃至拒弃。他激赏民歌中的剽悍之气，四下搜寻，抛开了被官方钦定的典范，去觅求一种更有勇气、更有血性的先族魂灵，以期动员民众，鼓舞斗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早在1925年3月，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就深切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强烈热爱。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在60 多年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闻先生那些学术文字的微言大义了。

出于对当局的失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的失望，闻一多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教育和青年。然而学界在许多事情上也如同官场，照样充满着腐烂的霉味，令他不满：“许多大学的中国文学和外国语两系，一方面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着五千年的光荣；一方面则是高等华人的养成所，唯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因此你也不妨称他们为文化买办，他们的利得的来源正是中国的落后性。”他写道：“五・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他号召青年们要“克服惰性”。在为从军的联大学生送行的演讲中，他说：“情势不允许我们再弥留在少败一点的局面中，我们非拿出‘最后一张牌，不可，为了民族的永生，我们不能再吝惜我们最宝贵的血。”

今天，我们重温闻一多先生的言论和思想，或许更能得到启迪和改进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