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时代的鼓手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梁实秋如是总结他的挚友。

其实，诗人的激烈与热情，学者的深刻与单纯，斗士的刚直与坚定，无论在闻一多的哪个人生阶段都不曾或离。

19世纪末的神州大地，正在战乱和羞辱中飘摇。清政府丧权辱国，外国势力虎视眈眈，政治与社会都是一片混乱。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降生于湖北浠水一个乡绅家庭。他6岁入私塾，既读“子曰诗云”，也学博物、算术、美术。

闻一多从小好读史、喜美术，十来岁就能文善画，聪敏老成。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一篇仿梁启超笔法的《多闻阙疑》作文，得到了考官们的惊叹。

少年意气

九年底清华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红烛・回顾》

闻一多因英文成绩不佳，留了一级，但他在文字上的才华和正气凛然的性格却早早显露。

入校当年，闻一多便创办刊物《课余一览》，并担任主编。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已有慷慨之言：“其能存纪念于世界，使体魄逝而精神永存者，惟名而已”，“古来豪杰之士，恒牺牲其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

清华学校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成，学生在14岁前入校，学习八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突出西方教育思想，学生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自觉。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发动。三千人集会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北洋警察逮捕31人。清华学校位于郊区，当日没有直接卷入运动，晚上消息传来，闻一多愤慨非常，手抄岳飞《满江红》，夜里贴在学校食堂门上。

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领导学校爱国运动，闻一多担任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文件。他在家书中说：“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领导的索薪团展开罢教斗争，22所学校600余名学生在新华门前请愿。北洋军警殴打请愿者，20余人受伤。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声援索薪，抗议政府。

为了阻止学生罢课，清华学校宣布6月18日举行大考，凡不参加大考者，一律默认自请退学。此时的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学生即将毕业留洋，若拒绝大考，意味八年寒窗付之东流。即便如此，闻一多等29人不肯妥协，拒绝考试，黯然回乡。

闻一多等人被处分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压力下，管辖清华学校的外交部不得不发出部令，将闻一多等人作留级处分。

步入诗坛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子，

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红烛・孤雁》

留级这一年，闻一多与梁实秋成为了终身挚友。他们与其他几位文学爱好者共同成立“清华文学社”，时常在一起交流报告研究心得。自此时起，闻一多的兴趣转向写诗与诗的理论。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报告《诗底音节的研究》中首次对新诗创作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是他研究中国诗歌的开端。

1922年寒假，闻一多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与高孝贞成婚。二人感情很好，闻一多曾写诗相赠：“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便是一帧回文锦哦！”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去国离家，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的日子。攻读美术的同时，他开始与美国诗人结交。当时的芝加哥是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心，许多诗人聚集于此。闻一多于此时结识了罗厄尔、海德夫人、桑德堡、门罗等著名诗人。

置身于新诗运动的浓厚氛围中，闻一多对诗呈现出无比激情的状态。

读到弗来琪诗作《在蛮夷的中国诗人》后，闻一多欣喜若狂，写信给挚友梁实秋说：“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跳着，我叫着。跳不完，叫不尽的快乐我还要写给你。啊！快乐！快乐！”

在为别人的诗作狂喜的同时，闻一多自己的新诗创作也有如井喷，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至少作诗63首。而在他的诗论中，不仅有专业分析，还能感受到如火的爱国激情。

1923年6月、10月，闻一多在《创造》杂志上连续发表诗论《的时代精神》《的地方色彩》，文章中他写道：“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洋固有的诗。”

在梁实秋的帮助和郭沫若的推荐下，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问世，收录诗作103首，奠定了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地位。

人在异乡，一颗爱国的心分外炽热，尽在诗中显现。

《红烛》向世界宣告：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然而沉迷于诗并不能完全对抗孤独，在闻一多与友人的通信中，时常一半堂皇的诗作，一半倾诉浓郁的孤独。所以当梁实秋赴美留学到达科罗拉多大学时，闻一多一声未吭，就提着小皮箱转学到了该校艺术系，和能够一起谈诗论赋的友人一起生活。

1924年夏，梁实秋到哈佛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闻一多也决定去纽约艺术学院。

在纽约这一年，闻一多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戏剧方面，与张嘉铸、熊佛西、余上沅等几位朋友开始共同排演戏剧。闻一多负责舞台设计与服装制作。

他们把中国戏剧介绍到美国，排演了英文古装剧《牛郎织女》《杨贵妃》《琵琶行》，其中《杨贵妃》在纽约公演大获成功，令几个年轻人备受鼓舞，彼此告语要回国发起“国剧运动”并迅速行动起来。

闻一多认为，“国剧运动”意义非小。他在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回归国土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死水・发现》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提前结束留学生涯，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谁曾想，迎接他的是五卅惨案后的血迹斑斑。

他愤怒，提前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等诗篇，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他又为同胞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写出《祈祷》《一句话》等爱国诗篇。

9月初，闻一多接受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聘请，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

闻一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建设戏剧专业。然而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学府之外军阀混战，抢夺地盘，学府之内也乌烟瘴气，尔虞我诈。

1926年初，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以易培基代替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彼时的艺专校长刘百昭因这一人事更迭辞去校长职务。在新校长委任之前，有传言说闻一多想当校长。

闻一多有心做事，却无意权位。传言令他心中不快，便立即辞去教务长职务。

在给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写道：“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剥离俗事，闻一多便退居书斋。

他的书房令所有去过的人印象深刻：四壁用黑纸裱糊，又用细金笔勾勒仿梁武祠画像的人物车马，阴森灵性而别具艺术风格。

这样一间书房成为了青年诗人的聚集地，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这里朗诵诗文，在别具气象的环境中体会诗中妙趣。

这一年，黑屋酝酿出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诗刊――《晨报・诗镌》。对于此刊，闻一多壮志满怀，他认为“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于《新青年》《新潮》并视。”

5月13日的《晨报・诗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诗的格律》，是闻一多早期建设新诗理论的总结。他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文末，闻一多自信地说：“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

确实，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而作为他所倡理论的完美体现，《死水》更是标志着新诗的进步，开一代诗风。

潜心学术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壁都往后退，

我一人填不满偌大一间房。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声直催，盆里一堆灰，

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眼皮一闭，就跟着客人走。

――《末日》

甫回国的这两年，时局多变，闻一多也四处飘零。“国剧运动”梦想破灭，《晨报・诗镌》出刊11期后停刊，失业闲居又短暂栖身于政治大学，和梁实秋等人开办新月书店，又因不喜政治平静淡出……一腔热情几番落空，令闻一多倍感迷惘、彷徨。诗写得少了，文字中青春的热烈也消逝了。

1927年秋，闻一多应聘到第四中山大学（后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教授西洋文学，他的同事有陈寅恪、竺可桢、汤用彤、宗白华等，皆为一时之选。闻一多接来家眷想安定下来，谁知第二年，就有桑梓劝请他去武汉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

到武汉大学之后，闻一多由自由创作的诗人转变为谨严深入的学者。他潜心于唐诗研究，写出了《唐代文学年表》《全唐诗人补传》《全唐诗拾遗》《唐诗统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唐人小说疏证》等一系列手稿。

闻一多想要专心做学问，奈何身为院长，不得不置身于漩涡之中。武汉大学的派系复杂，权力斗争不断，闻一多性情刚直，不愿逢迎迁就，自然成了别人眼中之刺。1930年5月，受到攻击的闻一多公开贴出一张声明，说自己对于职位，如“g雏之视腐鼠”，毫不恋栈，然后坚决辞职了。

时日虽短，闻一多给武汉大学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地名――“珞珈山”，以及亲自设计的一枚校徽。

秋天，闻一多来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和英文诗。同行的还有他的一生挚友梁实秋。

这是闻一多第四次参与创建新校了，这里有美景、有挚友、有得意弟子，闻一多度过了回国后难得的快乐时光。此处人事较为简单，他终于能继续沉潜于学术，致力于唐诗、《诗经》和《楚辞》的研究。

闻一多在给朋友吴伯箫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短短两年内，青岛大学就发生了三次。闻一多、梁实秋作为教授，也受到了学生的攻击。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路过一间教室，看到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风趣地回答：“任你选择。”

1932年，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争夺青岛大学，这里成了名利场，闻一多又一次沮丧离开。

同年夏天，闻一多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十年漂泊，历经海外、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终于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闻一多34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

此时的闻一多颇有名士气息，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十分珍惜这里熟悉而安逸的生活，全身心投入教学研究。这一时期，闻一多的研究工作，从艺术欣赏转向考据，研究的项目也愈发古远。从唐诗开始，渐次到《诗经》《楚辞》，又进入到神话、甲骨文、金文。

好景不长，流离的日子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火再次来到。闻一多无奈回乡，清华迁往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

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来长沙临时大学代课的书信后，闻一多立即南下，又于1938年2月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徒步2600余里迁移至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六十八天的跋涉，苦则苦矣，风景奇险。闻一多别有收获，除了沿途画的几十幅写生之外，还有一部胡须。

抵达昆明后，他在群众中发出誓言：“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抗战胜利才把它刮掉！”

离乱将闻一多从优渥的生活中拉了出来，但他又一头扎进小楼专心于学术，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讲课吃饭轻易不下楼，以至于同事们戏称那座楼为“何妨一下楼”，称闻一多为“何妨一下主人”。

这是闻一多能够沉潜学术的最后一段时间了，在此期间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等学术著作，又为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及中国上古文学史定了一些论文和札记。

郭沫若曾感慨：“闻一多先生的才干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之广，贯穿历史之长，在现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他一生整理和写作数百万字，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时代鼓手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序诗》

由于战争的影响，物资匮乏，物价暴涨。闻一多的薪水只够全家大小八口半月开支，日子过得十分困苦，卖衣服卖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东拼西凑，依然有一顿没一顿。不得已，这位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开始治印补贴家用。

梁实秋感慨：“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生活苦难，再加上长期的积郁，让不问世事的闻一多走下小楼，讲起了时事。他说：“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度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鼓吹法西斯主义。闻一多读后拍案而起，“《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自此之后，几乎昆明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有闻一多慨然的身影。

同时，在失望、愤怒之际，闻一多开始了解并随后有组织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

1944年的纪念会上，闻一多道出了他的立场：“现在大家又提出‘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同年，闻一多经吴晗介绍加入民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12月1日，军警特务袭击西南联大，当场杀死青年教师一人，学生三人，前后60人受伤，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全国为之震惊。

1946年2月，闻一多撰文《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说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土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奉命结束，师生开始北返，而闻一多仍然在昆明为民主运动奔走。

7月11日早晨，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整装北上，当天晚上，一声枪响惊动中国――李公朴被特务暗杀了。

第二天一大早，闻一多赶到医院，抚着战友的尸体失声痛哭。他一字一顿地说：“此仇必报，公朴没有死！公朴永远没有死！”

7月13日，昆明大街谣言纷飞，人心惶惶。都说特务的暗杀名单上，下一个就是闻一多。一个朋友也专门来访，证实确实有暗杀、逮捕民主人士的计划。学联的《学生报》号外上，了一首诗：《提防第二枪》。大家都劝闻一多要小心，而闻一多早已将安危置之度外了。

昆明的空气日益紧张，对闻一多开始毫不掩饰地恐吓、威胁，而闻一多在奔忙和压力下日渐消瘦。家人劝他，他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7月15日，闻一多要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的报告大会。当天早晨，消息灵通的朋友再次找到闻一多，说暗杀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劝他千万小心。闻一多只是回答：“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

十点钟，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开会，闻一多是出席的惟一一位教授，会场里坐满了悲愤的人，四处混杂着叼烟卷的特务。

看到肆无忌惮说笑打闹破坏会场气氛的特务，闻一多愤怒至极，不顾一切上台，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进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在回家路上遭遇枪击。射击持续一两分钟，在闻一多身上留下十多个弹洞，闻一多当场牺牲，闻立鹤重伤。

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怒。人民大众的抗议此起彼伏，数不清的团体挺身而出，反抗统治。

举国沸腾之时，闻一多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入滇池，永远地与滇池为伴，与西山为侣。闻一多牺牲时所着衣衫，应群众要求留在昆明。而后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东的四烈士墓之前，多了一座衣冠冢，上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1946年9月10日，清华园工字厅后荷花池东畔小山顶上，重建钟亭，内悬大钟。为纪念闻一多，此亭被命名为“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