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书店,炎凉自知

自我来香港定居，就和书店脱不了关系，回归十五年来，其盛其衰看在眼里，其炎凉又岂是他们自知。

一九九七年初次接触香港书店，是一个阅读饥渴的失业青年对一座此前从未开启的繁体字书籍宝库的接触。尤其是一家家二楼书店，我的引路人是香港诗人王敏和黄灿然，至今仍记得买的头两本中文书是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和台湾诗人杨牧的散文诗集《星图》，第一本外国文学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机缘也因此开启，在当时势头最猛的旺角二楼书店“洪叶书店”我看见一张招聘店员广告，我马上去应聘，老板叶桂好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多喜欢看书？我问了她一个问题：店员买书能打多少折？我说：我不但喜欢看书还喜欢写书；她说：店员买书不但按成本打折还能借书回家看。于是皆大欢喜，开始了我的香港书店生涯。

洪叶是当时所谓新派二楼书店，叶桂好是一代著名文艺青年，她首创书店内有咖啡角、定期举办文艺沙龙活动、推荐书籍每天更换等等，一时生意红火亦好评如潮，逼得当时的老字号如田园、乐文等也纷纷思变，但老行尊们也深知香港阅读环境之艰难，时而束手旁观，给人看你风流多少年的感觉。洪叶迅速扩大，在租金高昂的铜锣湾和中环都开设了分店，此后五年，陆续结业。我在洪叶只工作了一年多，最大贡献是与叶桂好拓展了书店里的简体字书领域，当时香港繁简体书店壁垒分明，我们是第一家不分繁简，惟好书就卖的书店。

但洪叶毕竟商业，不是当年理想主义青年我的梦想。在离职之后正好碰上另一批土生土长的香港理想主义青年，那是一个诗社――“我们诗社”的几位诗友，商量数次后决定他们打本我出主意，创建了当时香港最理想主义亦最清高的书店――东岸书店。1998年底的东岸书店基本上是一个童话，我们一意孤行，无视当时香港绝未成熟的阅读环境，想在旺角闹市建立一个南方的万圣书店。起码在选书上我们做到了，一进门最当眼的三个书架的现代诗，隐蔽角落处一个书架的新左派及叛逆文化书籍，对面是摇滚乐爵士乐书籍及独立出版CD的专架……这些都是票房毒药，之前没有书店敢碰的。

东岸的活动也是当时香港绝无仅有的。开帘卷西风幕日同时办展览“中国地下诗刊展”，展出黄灿然和我收藏的大批所谓“民刊”，台湾著名诗人鸿鸿和夏宇都慕名而来，夏宇抱着一摞书来结账，问我据说诗人买书有特殊折扣？我说是啊你是谁？夏宇报上名来，我给她的书全部六折。后来几乎每月轮流举办诗歌分享会、实验音乐会、读书会，来参与的著名诗人包括多多、肖开愚、孟浪、黄灿然等。当时书店营业额每月仅两万左右，但租金就接近两万了，我们烧着钱来圆一个最奢侈的梦，好让后人说起九十年代末的香港书店，能有这么一个光辉乌托邦回忆。

一年多后租金猛涨到两万五，书店在原址无以为继，我们也意兴阑珊，创办人两人离去，两人决定迁址和改变风格。我远赴北京继续文艺青年生涯，东岸书店搬到尖沙咀后又搬回旺角，虽然卖的书多了商业流行，但文艺活动和出版依旧，如是他们还坚持了两三年，终不敌狂涨的租金而结业。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憎恨房地产霸权的，在香港书店或艺术场所最大的敌人不是冷漠的读者观众，而是贪婪无尽的房东和发展商。书店惨淡经营，读者戮力支持（很多香港作家坚持来东岸这类书店买书，即使折扣不如许多大书店，还有的一买多本来赠送朋友），终不敌这些巨鳄大口一张。艰难的九十年代末一过，旺角书店胜地西洋菜南街的二楼书店纷纷搬离或者上升到十几楼上，原址纷纷被影音、化妆品、电讯公司所代替，的确，放一本书的空间可以放两部手机以上，一本书的利润只有十块钱左右，一部手机呢？

从那时开始，香港的书店史就是伤心史。我和许多关心香港文艺空间问题的作家多次为文抨击：香港一天不改变这地产霸权式畸形经济，香港一天不可能真正发展成文化大都会，这是贸发局投多少钱和宣传办香港书展、西九怎样发展M+博物馆、艺术发展局怎样扭尽脑筋都于事无补的。艺术真正的根脉永远始于民间，民营书店仅仅是其中一脉但却是非常关键的一脉，最鲜活也最脆弱。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书店继续演义，东岸倒了，洪叶倒了，神州搬到工厂区了，青文倒了，青文的罗志华老板殉书惨烈而逝……这是大量随自由行而来的大陆书痴所不知道的幕后悲剧。但香港的二楼书店们苦笑一声，又变着法子生存下去――意外的是，这次大家的生存策略：给自由行游客卖自由之书，也许无意参与了香港改变中国的大业，亦未可知。这真是周星驰一般的含泪英雄故事。

（选自《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1年）

心灵物语

很多人都说，要在香港那寸土寸金的地方找到一个像模像样的书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那里流行的是快餐文化。书店的衰荣沉浮固然让人唏嘘，可是你看，那里毕竟还是有爱书的“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还是有过“一个光辉乌托邦回忆”。即便在今天，被挤在逼仄的二楼，书店还是默默开着，等待着一个个有缘的爱书人，谁知道是不是，也在等待着下一个文化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