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四万亿

6月开始的系列新政，市场将其形象地称为“经济学”。 国际投行巴克莱认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经济学（Likonomics）是一种转型经济学、改革经济学，而不是简单的发展经济学；是对人口红利退潮、“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种直接应对。

虽是全国一盘棋，但新政很可能在东部和西部产生迥异的结果。

云南为例，近年发展的突然加速，正是4万亿“红旗下的蛋”。4万亿之前，昆明所立项目大多是几个亿的，4万亿之后，所立项目很多是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各类型的贷款和负债。

负债的基础就是土地抵押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的变现需要房地产繁荣。在连续数年高增长之后，2012年云南房地产投资超过178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远远超过同期13%的GDP增速。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青海、甘肃、贵州出现了投资额超过GDP的情况，新疆、宁夏、四川、云南等地固定资产额也与GDP数字非常接近。如今，负债驱动的GDP增长“西高东低”盛宴正进入高潮，监管者却试图关闭资金闸门，清理融资平台，要“端走人们手中的酒杯”，抽走西部地区“发展的梯子”。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很可能产生的三个结果是：增长下滑，债务违约，财政危机。

由此将产生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无法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中脱身，无论危机多严重，依然“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变本加厉，乱征乱罚；二是痛定思痛，穷则思变。短期来看，多数地方政府会选择前者；中长期来看，将有部分区域开始被迫尝试选择后者。

积极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必须回到起点，弄清楚比较优势，重新定位，一步一动，耐心上产业补习班。没有了投资拉动的西部地区，更要找到以改革力度置换发展速度、以制度创新追赶东部的新模式。

此前，送土地和免征税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利器，但利弊相生，揠苗助长的结果就是各类投机者蜂拥而至，圈地的远远多于搞实业的。事实上，正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金融资源，进一步恶化了司法环境。只要把这些资源退还市场，减少司法干预，投资环境即会有巨大改观。

这几天，一位原本计划扩大生产线的企业家朋友暂停了融资，推迟了扩张。究其原因，就是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动辄高达月息5分的民间资金成本又无法承受。同一天，国内某大型券商旗下的房地产夹层基金正在为一个大理的商业地产项目募集资金。这只是房地产热潮挤出实业投资的一个简单例子。

投资热进一步压缩民营经济原本狭小的发展空间，同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不减反增，支配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行动能力越来越强。这种角色错位显然无法持久。

数据显示，云南民营经济仅占GDP的4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才继续向体制内集中，2012年，公务员考试报名并通过审核的人数超过20万人。利息高，融资难，招人难成了诸多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

六月或许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震荡之后，资源和机会将逐步交还给无形之手，交还给民营企业。但这个过程会比企业家们期望的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