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告别爱情

面对不断割裂的阶层，我们只能依照本能趋利避害地生活，情感、身体乃至生命，似乎不过是生存工具。婚姻本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爱情则成为一种永远悬浮在空中的泡泡。

这个时代的很多女人，怀揣梦想，用身体中最柔软的部分去触摸现实。这给男人的情感放纵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男人对猎艳乐此不疲，在声中缅怀压抑不可寻觅的少年惆怅。当财富被劫贫济富的分配方式放大，这些肚子隆起、性情亢奋的动物开始告别自己当年珍视的东西，去拥抱这个时代和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各色女人。游戏男女心里都清楚：种种故事，无涉爱情。

今年听到的第一则情感谣言是：象牙塔里的某些美女教师无论陪吃还是陪玩，都已明码标价，且有中间人在其中收取好处。当然，明码标价的仅仅是见面、吃饭、逛街等，后续故事还要靠机缘，据说此种交易还真有成就婚姻的。

我听说了足够多的“爱情不爱情就看你如何定义”之类的屁话，掩藏不住这个时代的苍白与冷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得不挥别自己的爱情，扎进红灯区安置自己的情感，睡在一个无数人睡过的床上，体会真正的安全。对，我是在讲贾樟柯那部《任逍遥》，斌斌的爱情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爱情被时代借助每个人自己的双手亲自埋葬，无爱、无牵挂的我们最后只能把头埋在小姐大腿上寻求心灵慰藉。

这是个没有爱情的时代。野夫说，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2009年，我一遍遍看野夫写他在革命时期的浪漫故事，一次次让眼睛中充满泪水。当然，我不是影帝，只是一个有些脆弱、有些怯懦的未成功中年人，只能一步步看着那些曾经激励我们的、让我们魂牵梦绕的东西灰飞烟灭。

我怀念有铁轨的爱情。这种爱情拥有漫长的等待，用别离凸显价值。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依然拥有关于火车站汽笛的痛苦记忆：别离、远行。在地球成为村庄、远方瞬间可及的今天，我们失去了等待的耐性，自然也没有了等待中撕心裂肺的爱情。

转述一段刚读到的与铁路相关的爱情吧。1959年9月26日，青年学生甘粹即将远行，在北京火车站与自己的爱人别离：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甘粹《我与林昭的爱情》)

还有，爱情似乎也应该拥有诗歌，也应该拥有书写、羞涩和眷恋。《新京报》2009年做过一个专题，让我们看到30年前的爱情：黄子平的朋友用三句最高指示拼凑起一封情书，作家邓刚对公交漂亮女售票员眷恋不已，还有因为组织文学沙龙被投到死囚牢房中的张郎郎与一位同样“没有将来”的女子孙秀珍之间的童话故事――两个死囚紧靠着，押运他们的汽车穿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

所有这些已经恍若隔世。面对历史我们仅剩下猎奇，当人们确信历史已经终结，山寨通往盛世，关于爱情和爱情的故事自然已经无义。真正的爱情在今天实属偶发事件。人们本来以为告别革命就会迎来爱情，却没有想到告别革命的同时我们已经告别了爱情。德国诗人里尔克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今天，我们悄悄地把这句话换成：“哪有什么爱情可言，挺起来就是一切。”

爱情如同其他困扰我们的东西一样，是这个时代伦理困境的某种结果。当人们没有迎来胜利就匆匆告别革命，当现实中每个人只能依据动物本能进行抉择，当我们开始用欲望去填满自己的责任与承担，我们也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故事：男人女人。各取所需、相互取乐，却又相互仇视抱怨。也是因为这种困境，我们似乎只能在与禁欲中进行着两难抉择，而两种生活中无论哪一种都在让我们远离爱情。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情感的秘密。我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躺在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笔下的“天鹅绒”上，温暖、舒适、兴致勃勃。与此同时，时代在我们身体上飞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