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身份叙事

摘要　九七香港回归并无法直接而简单地完成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续接，特定的历史体验使得港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去英属殖民统治的记忆，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召唤与现代文明交织的语境之下，身份既是一种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焦虑之中。缺少自主抉择空间的港人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呈现的是一种迷失的憧憬和无奈的等待。

关键词　香港；文化根性；抉择；身份

在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便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特别行政区，但是回归并无法直接而简单地完成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续接，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甚至还可能呈现为某种形式上的断裂。而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也自然而然地映射到文学艺术层面，在诸多的艺术作品中，香港多呈现为一种“双城”的特性。特定的历史体验使得港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去英属殖民统治的记忆，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召唤与现代文明交织的语境之下，身份既是一种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焦虑之中。缺少自主抉择空间的港人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呈现的是一种迷失的憧憬和无奈的等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在回避和纠缠过去的同时，似乎由于制度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折服于大陆的强力的文化认同要求。于是，在香港的影像中，斑驳的过去和迷惘的未来作为叙事的主色调，让香港电影呈现了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关锦鹏、陈可辛和王家卫等新锐导演就是以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的作品流露了面对这座“双城”的记忆的感伤和感伤的记忆。

一、迷失“重庆森林”――王家卫影像的焦虑主题阐释

王家卫凭借《重庆森林》、《旺角卡门》、《花样年华》以及《2046》不但确立了其自身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方式，也同样确立了他作为一名亚裔导演的国际地位。在王家卫的镜头语言以及叙事中，所张扬的和探索的，恰是香港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因此仅仅以恍惚的镜头和奇异的画面来定义王家卫显然是不够的，“王家卫电影的恍惚镜头和奇异画面之中，总是伴随着某种明显的灼痛和焦虑；而看罢影片，却又总是积淀起淡而不逝的莫名沉重和悲哀。”这种焦虑与困惑、迷失与寻找的后现代主题之所以受到一种跨国认同，在于这种情绪兼具了一种跨文化的泛人类的关怀，在一个商业消费主宰肉体和灵魂的年代，作为一个个体，似乎都难免陷入到了这种莫名的危机和对个体寻找和迷失的危机之中。在多元而驳杂的文化语境之下，为新的价值基点的确立提供了诸多的可能，而这种抉择势必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于是为灵魂寻找一个归宿成为王家卫电影执著的探寻。

1　边缘人的城市寻梦。

根性的寻找是王家卫镜头下人物宿命般的追求，因为无根，所以寻找；即便寻找，却也无根。在王家卫的镜头下，“他们是永远在等待生意上门的杀手(《东邪西毒》)，他们是在街上逛来逛去的警察(《2046》)，他们是无所事事的阿飞(《阿飞正传》)，他们是酒店做侍者的同性恋者(《旺角卡门》)。作为王家卫影片中的主角，她们是永远心不在焉的店员，她们是永远不落地的空姐，她们是在夜店勾搭陌生男子的。王家卫的视点，总是投向这些和正常人稍显不同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家人，没有同事，似乎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每个人都像梦中一样虚无；他们没有根，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部分，同时又可以游走于社会之外。他们拔断了自己的根，然后开始寻根”。在人性的建构过程之中，根性诉求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伴随着对“家”的渴望，人类永远憧憬着为灵魂寻找一个栖息之所。王家卫的镜头下的人物，根性的建构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回避；既是一种自觉，又是一种无奈；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迎合。于文化层面而言，香港是一个万能受血者，同族与异族的血液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入到了他的体内，娱乐、商业、精英、平民在新的文化价值建构的召唤之下，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断裂和艰难的续接。历经了“东方好莱坞”的喧嚣与繁华的香港电影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变迁，在一个貌似强大的城市实体的耀眼的光芒之下，无法遮盖港人面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忧思。原有的经济贸易中心和文化消费中心的地位还是动摇了，边缘化的定位和想象自然会延伸到艺术创作之中，于是边缘人的城市寻梦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为王家卫影像的创作母题。非主体性的形象建构既可以解读现代人主体性的缺失，同样表征着作为一个以地域为界限的文化社群尴尬的定位。

2　二元对立的诗意抉择。

如果说思想文化层面的一元论常常遮盖了生命的本性，那么多元杂糅的文化抉择也常常让人迷失，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交界的文化转型期、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的路口，这种抉择更显得无所适从。在王家卫影像中边缘人物的憧憬与迷失，源自于王家卫自身的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思想和艺术表达，也是香港作为“双城”特有的文化情结在影像世界自然的流露。“人文主义情怀/悲剧宿命意识、浪漫诗意/日常现实、古典思想/后现代的表达、作者化电影的强大主体精神/间离效果式的冷静旁观、叙述/抒情、记忆(梦想)/现实、追寻/逃避……”与其说王家卫的电影表达一个主题，还不如说他渲染了一种情绪更准确；与其说人们喜欢王家卫电影里的故事，还不如说人们喜欢享受王家卫电影所营造的感觉更贴切。“《旺角卡门》的悲闷与矛盾；《阿飞正传》的自信与自恋，《重庆森林》的自怜与，《东邪西毒》的寂寞与哀愁，《堕落天使》的寄托与思念，《春光乍泄》的忧伤与悔恨，《花样年华》的暧昧与拒绝，《2046》的寻找与迷失”这种充满了悖论色彩的表达，暗合了现代文明发展所遭遇的瓶颈。一方面我们在尽情享受着城市文明带来的丰厚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无法逃脱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精神的困顿与迷失。精神价值对物质价值的过度依赖，使得生存不得不接受物化的结局。在真与假之间，在虚与实之间，我们失去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失去了价值确立的基石。这种二元对立的抉择既是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焦虑，自然更表征着香港这个特殊的城市所浸润的漂泊的文化个性。王家卫以感伤的诗意呈现了这种多少带有些悖论色彩的无奈的抉择，以朦胧的表意策略洞悉人物内心更为矛盾的复杂的真实。

3　憧憬与迷失的杂糅。

王家卫的影像里流淌的总是挥之不去的迁徙情节，延续着身份的找寻与失去。淡化的故事的叙事特征和恍惚萌动的镜头语言在标识王家卫独特的电影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表征着香港这个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王家卫的影像世界里，充斥着杂乱的骚动、憧憬、压抑、迷失、孤独、困惑与烦恼，我们一般很难在他的电影里感知到完整的故事和比较清晰的思想，能够感知的大多是对生命最为直觉的触摸和青春里无尽的惆怅与忧伤。正如在电影《花样年华》影片结束时的字幕：“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在王家卫的影像世界之中，人物活动的场景大多定格在迷离的都市， 在这个丰富而拥挤的世界里去呈现人们无尽的孤独，人生失去了坐标，行动的便捷和资讯的发达并没有让人彼此走得更近，而是让彼此之间的心灵交流变得异常艰难。“沙漠的另一边还是沙漠” (《重庆森林》)，这种荒诞的等待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戈多先生的影子。世界虽有他乡，这人生彼岸的探寻却是如此的艰难。似乎无论走到哪里，人千方百计逃脱孤独漂泊的宿命最终陷入徒劳。从《重庆森林》到《2046》，王家卫一直坚守着自己特立独行的影像风格，在充满怀旧和感伤的叙事情调之中王家卫尝试通过对源头的寻找和对感觉的迷恋来完成对物化现实的批判，独特的时空处理方式使得王家卫的电影总是让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流转中彰显生活的碎片化和荒诞感，而他个性独特的声画组接方式和注重感受和体验的剪辑思路也使得影片赢得了最大限度的市场效应和票房回报，也由此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后工业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作者电影的独特景观。

二、双城故事――陈可辛电影的“双城”情结与爱情叙事

从文学到影视，爱情成为艺术创作亘古不变的叙事母题。它不但隐含着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生存境遇。香港导演陈可辛一直坚守着自己创作中的爱情主题，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陈可辛以爱情主题诠释成长的艰辛，映射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爱情遭遇放逐的无奈。而以爱情为载体的人物命运遭际则折射着一个时代特殊的记忆，迁徙和漂泊让爱情因为距离获得了让人震颤的美感，但是爱情的醇美不得不让位于生存的世俗欲求的悖论，抉择见证了文化变迁过程中价值的位移。陈可辛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对香港这座城市个性化的感知巧妙地融入爱情叙事之中。以草根阶层对爱情的憧憬、沉醉和迷失切入城市的文化年轮，以人物的漂泊情怀确证文化转型的身份诉求。

1　“双城”情结的延续。

“双城”情结是文学与影像表达中颇富隐喻意义的叙事策略，从《双城故事》开始。陈可辛的爱情故事片几乎无一例外地延续着“双城”的情结，几乎每一部爱情电影都无一例外地以两个城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一个城市是他们曾经的故土，而另一个城市则是他们寻梦的乐园与伤心地，无论是《甜蜜蜜》中的香港，还是《如果・爱》中的北京，霓虹灯所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夜色曾经给予了他们对于城市和对于自己未来的无尽的憧憬和幻想。但是在个人遭际中，他们见证的却是繁华的都市表象背后无尽的冷漠与孤独，是困在物欲牢笼里艰难的挣扎和呼号。广州与香港、北京与上海、台北与纽约，寻梦的乐园里可能是灵魂苦苦地挣扎，生命的个体在城市之间的迁徙意图最终确立自己人生的坐标，却每每在寻找和追逐的过程中不断地拥有和失去，在憧憬和记忆中饱受苦痛的煎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获得与失去之间，人们总是在迁徙的过程中确证着灵魂的栖息之所。“双城”建构无数个浪漫的邂逅，却又无情地拆解着相守的甜蜜。城市的霓虹装点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消解生命的迁徙所铸就的漂泊与孤独。“双城”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寄居法则，人们喜欢享受一个陌生化的城市所带来的新奇和活力，在陌生的城市里放逐自己的理想和欲望，如同人们对爱情的憧憬，铅华洗尽，方显生命中最真诚的渴求。

2　爱情的憧憬与迷失打造怀旧主题。

如果说双城是陈可辛人物活动的背景，那么对爱情的憧憬与迷失则是他影片叙事的主线，他以爱情叙事见证似水流年，因为爱情是青春记忆中永远不会褪色的胶片。陈可辛的爱情叙事总是充满着韵味十足的怀旧气息。《甜蜜蜜》讲述了一个城市与爱情的故事，通过来到香港寻梦的李翘与小军在10年间由偶然相识、相恋、相爱、无奈、分手到重逢的感情经历，凸显了城市不经意之间的变迁和彼此内心对真诚的爱情的不变的守候。片中最感人的也是对两人爱情命运的描绘，从开头的错过到中间的分分合合，再到结尾的意外重逢，两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无奈中透露着沧桑。或许，甜蜜是人类味觉层面恒久的憧憬和迷恋，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注定了李翘与小军的爱情要经历无数风浪。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下生存法则的规约之下，原初的心性不断遭遇来自现实的强力扭曲，对爱情守候不断地遭遇着现实的背叛，爱情成为童话般的遥想。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陈可辛一直坚守着爱情叙事的个性诉求，以爱情叙事作为文化的切片，自然可以洞悉时代的变迁、价值的迁移和个体生命的真实渴求。通过爱情叙事，陈可辛以感伤和忧郁的镜头语言完成了个性化的影像叙事。

三、缠绵悱恻“胭脂扣”――关锦鹏的女性情怀

28岁开始执导第一部影片《女人心》的关锦鹏，擅长以细腻的手法和华美的画面，描绘和触摸女性特有的情态和心理，从《胭脂扣》、《阮玲玉》、《红玫瑰，白玫瑰》、《越堕落越快乐》和《蓝宇》到《长恨歌》，关锦鹏以特有的镜头和笔法塑造了一个个凄婉动人的女性形象。而女性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作为某种制度和文化象征和隐喻，同样在关锦鹏的作品中得到了较为独到的阐发。一个女性的命运变迁常常映射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表征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人们艰难的价值抉择、道德抉择和文化抉择。

《胭脂扣》所营造的凄婉绝伦的色调氤氲着旧上海特有的氛围，怀旧中浸润着浓浓的感伤，痴情的爱上了迷失的阔少，似乎从开始就已经注定是悲剧。在《胭脂扣》的感伤叙事中，关锦鹏“将现代的香港与古典的香港并置在一起，映衬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现代香港是一个空旷而单调的空间，男女的同居生活如同在荒岛上的孤独漂流；古典空间则在公共厅堂/热闹，私人卧室/缠绵来回切换”，这种认知价值上的错位自然是对香港身份变迁的一种文化想象。以女性作为电影叙事策略而言，凸显了性别在艺术叙事中的表达策略，女性在华语文化中一直都承担着一个被动的角色，万千宠爱与道德评价集于一身，“天使”与“魔鬼”的道德戒令瞬息万变，因此，女性叙事注定了潜在的悲剧因子，而关锦鹏则在女性叙事中融入了富有东方色彩的审美效应，在女性性别与香港身份之间赋予了独特的转喻。

王家卫、陈可辛与关锦鹏在香港商业意味十足的电影主潮中显得都比较另类，但正是这种淡化商业的影像诉求使得他们的影片充斥了独特的文化意味，香港在他们的心里世界的投影转化到了他们的影像世界之中，在浓郁的感伤情调的叙事里融入了他们对于香特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中所呈现的阳刚与暴力十足的影像相比，王家卫、陈可辛和关锦鹏三人的电影则更为细腻和独到。由于一批上海电影人在上世纪40年代转到了香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上，香港电影秉承了上世纪上海电影的文脉。而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带有西方气息的东西方文化结合体，这很符合香港人自身的感受。因此，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成了香港电影人的至爱。任何一个城市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过去，但是历史的失落和文化的失落造就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失落。作为电影艺术创作者们，就是试图努力挖掘自己所拥有的那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尝试用光和影来记录、回忆、追溯着那曾经的繁华与风雅，或许，只有胶片上才刻有那段时空的独特的感受和记忆。